你的端午祭我的端午節——韓國將申報端午節為本國非物質文化遺産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21日 10:38

　　韓國宗廟皇家祭祖儀式（如圖）及神殿音樂已入選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産。被中國媒體熱烈關切的“江陵端午祭”還在韓國的預備名單上

　　許多人不願意接受一個失去祖先、傳説和有意義的經歷，而由統一的全球消費者組成的國際社會。強勁的地方文化似乎表達了這樣的觀念：“我所在的世界可能已變得更加廣闊，但是其中仍有我的一塊天地。”

　　———理查德庫林（史密森學會民俗學與文化傳統中心主任）

　　近期，“韓國將申報端午節為本國非物質文化遺産”成為各媒體的熱門話題，也順帶燒熱了“世界遺産”的話題。

　　與此對照的是，4月28日至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與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在四川舉辦了“《世界遺産公約》中國媒體培訓會議”，目的是幫助中國媒體了解世界遺産的申辦、審批和保護工作，提高對公約知識的理解。但與組織方派出的強大培訓隊伍相比，報名參加培訓的媒體只有20多家，除中央電視臺外，沒有其他中央級媒體參加。

　　本報4月29日推出了“世界遺産在中國”系列報道，我們的記者業已展開了觀察中國世界遺産的工作。“五一”長假期間的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成為我們的第一個觀察對象；我們的記者還參加了“《世界遺産公約》中國媒體培訓會議”，聽取與會專家對中國與世界遺産的看法。

　　作為第28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的一部分，《世界遺産公約》中國媒體培訓會議于4月28日到30日在四川峨眉山天頤溫泉度假村舉辦。有感於中國新聞媒體在一些涉及世界遺産報道中不斷出現差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和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特別聯合舉辦本次媒體培訓會議，幫助中國媒體記者了解世界遺産的申辦、審批、保護工作，增進對世界遺産公約知識的理解。

　　為籌備本次學習培訓，主辦單位派出了強大的培訓隊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中心的官員卡洛琳珊珂從巴黎趕來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青島泰之、文化專員高橋曉、助理官員裴紅葉、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田小剛、科學文化處處長劉疆、國家文物局世界遺産處處長郭旃、建設部風景名勝處處長李如生、北京大學世界遺産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等專家參與了本次會議。

　　與到場給記者上課的強大教師陣容不相稱的是，前來報名學習的媒體只有20多家，其中電視臺只有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和四川電視臺，其他的均為地方報紙，沒有一家中央級報紙到場。場面冷落的原因，據説是因為本次培訓不僅食宿自理，還要交學費；另外一個原因是“五一”長假，許多記者已經確定好假期外出旅行。

　　獨享，或者共享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劉紅嬰　　

　　5月初，傳出韓國將端午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産的預備項目，準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國人聞之，頗為激憤。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理智梳理幾個問題，或許更有助於事情的解決。

　　首先，必須了解和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10月17日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的基本精神，這是發表觀點的基礎。

　　早在1989年10月的《保護民間創作的建議》中，教科文組織就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人類的共同遺産，是促進各國人民和各社會集團更加接近以及確認其文化特性的強有力手段，這是《公約》的一個先聲。《公約》保持這個精神，繼續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文化多樣性的載體，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是密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進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公約》認為，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得到“創新”，“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而且“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

　　由此，我們可以領會出非物質文化遺産是強調傳承性和活力。就端午節以及由其引申出的已經進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的蒙古馬頭琴傳統音樂、越南宮廷音樂、韓國宗廟皇家祭祖儀式及神殿音樂、印尼哇揚皮影戲等遺産項問題講起。從本源上講，這些遺産項無疑都是由中華文化脫胎的。但它們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長期的本土化演變，使之成為了當地文化的必然組成部分，並且得到當地民眾的認同。正如佛教在中國得到了廣泛長久的認同，而在印度卻沒落萎縮，現在印度的佛教徒只有0.5％。我們沒有底氣説，我們的宮廷雅樂和祭祖儀式是代代相傳的，也沒有底氣説，30歲以下的人都見過傳統的熱鬧的端午節是如何度過的。

　　《公約》及其配套法律文件要求申報的作品：表明其深深紮根于文化傳統或有關社區文化歷史之中；能夠作為一種手段對民間的文化特性和有關的文化社區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鑒和交流方面有重要價值，並促使各民族和各社會集團更加接近，對有關的群體起到文化和社會的現實作用；對保留著的傳統具有惟一見證的價值。

　　《公約》要求締約國，“促進遺産的承傳”，“確保對非物質遺産的享用，同時對享用這種遺産的特殊方面的習俗予以尊重”，“承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並且“在不違背國家法律規定及其習慣法和習俗的情況下，保證為此目的在雙邊、分地區、地區和國際各級開展合作”。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我國作為世界遺産資源大國應當有開闊的襟懷和寬容的態度。根據國際法所規定的標準和程序，我們可以制定和採取相應、有效的對策。比如，與鄰國合作。兩國或多國合作申報遺産項，是最符合國際法要求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導向的。

　　政府間的善意合作，往往事半功倍。這樣的合作對各方均有益處。程序上，每個國家每次只能申報一項，兩國或多國共同的項目則可以在限額之外申報。實體結果上，則直接增加遺産項的數量。聯合申報可以通過：a.締約國或聯合締約國政府提出；b.政府間組織在聽取有關國家的教科文組織的意見後提出；c.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正式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在聽取有關國家教科文組織的意見之後提出。

　　從全部的物質類和非物質類世界遺産看，兩國或多國聯合申報的成功案例已有19宗，主要分佈于歐洲、美洲和非洲。其中，法國與西班牙共享的比利牛斯－珀杜山及美國與加拿大共享的兩個冰川公園，都是頗為人們稱道的遺産項，它們強調著一項完整遺産的不可分割性，象徵著和平、和諧、合作和共存。但綜觀現有的世界遺産，本應兩國共有而事實卻不盡如人意的遺産項還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尼泊爾的薩加瑪塔國家公園，這個遺産項1979年即進入了《世界遺産名錄》，它包括珠穆朗瑪峰以南的各種層次遞接的地理環境帶，有著極高的自然價值。但是，珠峰以北的中國境內的區域卻不是世界遺産。珠峰是一個符號，它不應以國界而被切割。地球最高峰居然不是以其整體成為世界遺産的，此為極大的遺憾。迄今，亞洲各國的良好合作還沒有進入應有的狀態，需要急速跟進，同時也提示著可發展的合作空間很大。

　　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的跨國世界遺産

　　●伯利茲、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加利弗那語言、舞蹈和音樂（2001）

　　●貝寧、尼日利亞和多哥：傑萊德口頭遺産（2001）

　　●厄瓜多爾和秘魯：薩培拉人的口頭遺産與文化現象（2001）

　　●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十字架工藝及其在立陶宛的象徵（2001）

　　●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波羅的海歌舞慶典（2003）

　　●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莎瑪克姆音樂（2003）

　　保護它，不是佔有它

　　□鄒啟山　口述　□本報記者　張英採訪、整理

　　鄒啟山曾在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工作了4年，現在在文化部外聯局國際處工作，負責我國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的工作。

　　現在的報紙都在炒作韓國將“端午節”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遺産，媒介的愛國主義和保護熱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報道認為韓國在文化上佔中國的便宜，還有一些評論將此舉上升到國家利益和國家榮譽的高度。

　　非物質遺産首先是人類共有的文化財富，它不屬於地理意義上的哪一個國家。人類在發展歷史過程當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創造留下了許多歷史遺跡，這些遺跡分成有形遺産和無形遺産，成為人類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歷史文化象徵。像中國的一些傳統節日都是這樣從勞動和生活慢慢演化而來的。

　　因為歷史文化關係，中國很多的文化藝術都流傳到了國外，比如氣功、武術、中藥、中醫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國外落地生根，也成為其他國家人民喜歡的文化藝術。中國文化能夠影響其他國家，被其他國家人民所喜歡、認同，這是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講，這種文化輸出在異國的傳播對弘揚中國文化特別有好處，對中國的文化藝術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

　　像日本的文化藝術很多都源於中國，中國的道教和周易文化傳播到韓國去以後，影響巨大，已經成為韓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韓國還把它裏面的太極八卦用在了國旗上，這不證明了中國文化藝術具有超越國界、民族的強大生命力嗎？別的國家那麼喜歡、重視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通過申報非物質遺産的方式來保護中國的文化，這是好事情還是壞事情呢？當然是好事情，我們應當為此而自豪、驕傲。

　　我們申報非物質遺産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它，而不是意味著佔有它。在申報工作中，非物質遺産的評選條件異常苛刻，入選率非常低，以2001年為例，參加申報的項目有五十多個，初選只有32個通過，最後入選的只有19個。那一年，中國的崑曲當選。2003年，參加申報的項目有八十幾個，初選有56個通過，最後入選的有28個，成功率只有30％。那一年，中國的古琴當選。

　　現在很多報道失實，好像有人一呼籲，一些項目有申報的想法、意向，一上報紙，就成了候選項目，這樣的理解完全是錯誤的。根據非物質遺産的公約和申報規定，非物質遺産的申報有著嚴格的程序，每一步都是實實在在、認認真真的。

　　在具體的申報和工作程序上，非物質遺産和有形世界遺産有很大的不同。非物質遺産兩年評選一次，每個國家只能提出一項參與評選。按照非物質遺産公約規定，當一項遺産同時在兩個或多個國家存在時，申報國必須和其他國家事先協商好以後，聯合申報非物質遺産。

　　但是按照這個規定，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由兩個國家聯合申報一項物質遺産太困難，從技術上來看不現實，首先牽扯到的問題是怎樣進行為期十年的保護計劃？非物質遺産和世界自然、文化遺産不同，有它的獨特性。世界自然、文化遺産是有形遺産，聯合申報的國家只要各自把自己境內的遺産保護好就可以了。

　　在申報之前，按照申報規定，首先遺産申報方需要組織專家進行價值評估，看是否符合非物質遺産的公約規定，再準備一份為期十年的可實施性的保護計劃，還有詳細的錄音或者錄像資料，再按照申報指南的具體程序要求準備申報文件，由省一級報到文化部外聯局國際處，在9月前將正式的申報文件上送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中心。

　　在主權國家的申報清單上，除了正式申報的項目外，還需要準備4個預備項目，依次往下排。今年增加的遺産申報項目還沒有確定。

　　在今年春天召開的“人大”、“政協”會議上，有一些代表提出議案和提案，建議我國應該採取多種措施，保護好自己的“傳統節日”。根據我了解的情況，這些提案正在由有關職能部門處理。至於端午節是否會成為新增加的申報遺産項目，我還不清楚，因為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工作提案。我想説的是，將願望變成現實，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世遺年會怎麼開？

　　□田小剛（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

　　第28屆世界遺産會議內容很多，會議本身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産委員會的年會，我們是承辦國。

　　以前27屆都沒有開過近十天的會議。本屆會議從6月28日到7月7日，時間最長，議題也最多，有27項。

　　第一是評審新的世界遺産。遺産委員會委員並不多，有表決權的是21家。

　　今年中國在蘇州會議上將會有一個遺産項目，高句麗項目，還有兩個擴展項目，包括瀋陽故宮和遼寧的三個清朝皇陵，已經被世界遺産專家委員會認可了，準備在會議上通過。

　　第二項內容是對已經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遺産地的保護現狀進行評估，這個評估是由專門的機構來做的，每次會議，對一個大洲進行評估，27屆會議上是對亞太地區進行評估，28屆會議是對拉丁美洲，這也是一個重頭戲。

　　第三項是對發展戰略進行評估。在會上大家可能最關心的就是在2000年澳大利亞開會時通過的“凱恩斯決定”。為了保障遺産地的平衡發展，這個決定規定一國一年只能申請一項。這對我國影響很大，因為我國國土面積很大，我們參與遺産申報工作起步也比較晚，他們1972年通過公約，我們1986年才開始申報。國內的預備清單已經很長了，文化部、文物局、建設部的同志告訴我們，有120項，如果一年一項，我們得等120年，而且還有很多地方提出來要列入世界遺産預備清單。最關鍵的是這個規定對遺産保護不利。如果能列入世界遺産名單的話，有一系列標準和承諾，負有保護人類遺産的責任。所以在這次會議上爭取這個原則有所鬆動。

　　現在遺産90％左右都集中在歐洲，而且主要是西歐，在亞太地區很少，非洲更少。另外，世界遺産是754項，自然、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産一共是150多項，剩下的都是文化遺産。文化遺産中的教堂特別多。所以有三大差別，一個是區域上的差別，各大洲分配不平衡；另外是自然和文化遺産分配不平衡，大部分都是文化遺産；此外在文化遺産內部不平衡，歐洲大部分是教堂，我國的石窟、石刻比較多。三年來這個問題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希望在這次會議上有所突破，但難度很大。歐洲很多國家都反對，理由是他們希望地域平衡。但是一國一項也做不到平衡，不發達國家連項目文件都做不出來。我們努力有所建樹，但是不抱太樂觀的希望。

　　第四項任務是分配一些經費，幫助已經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地方加強保護。

　　瀕危遺産名錄之所以提出來，是因為世界遺産委員會認為有些自然和文化遺産受到人為的破壞，逐漸失去獨一無二的文化和自然的價值，列入瀕危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喚起遺産地所在國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有些國家希望列入“瀕危”，得到國際上的更多關注，拿到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比如剛果有四處遺産地，因為戰亂，都要求列入瀕危名錄。按照世界遺産公約，即便是在戰亂過程中，世界遺産地也應該受到保護。中國有一些情況得到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但是還沒有列入瀕危，這跟我國對遺産保護的工作力度之大有關，中國政府是非常負責任的，承諾的事情是認真去辦的。

　　讓老建築帶病延年而不是返老還童

　　□郭旃（國家文物局世界遺産處處長）

　　現在很多地方打著“修舊如舊”的牌子修復文物，把真文物修成了假文物，這是對文物最嚴重的破壞。有個地方，因為一個歷史文化古跡處的房屋出現下雨滲水現象，當地的文物保護部門就把屋頂上的老瓦全都拆掉，換上與原瓦大小尺寸、外表顏色幾乎一致的新瓦，看上去外貌與原來差別不大，文保部門還頗為得意地認為這是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修復文物古跡的。這實質上是讓古人戴上了現代的帽子，把真文物修成了假文物，對文物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壞。

　　根據《威尼斯憲章》保護文物古跡的原則，對古跡本身，要盡可能地少干預，即使修復，也要本著可識別和可逆性的原則，既要讓人看清整修過的歷史痕跡，又能在以後修復技術更佳的情況下，拆除掉原來修復的部分，重新進行修復。現在很多地方採用水泥作為修復原料，這會使文物的修復失去可逆性。

　　古建築的保護，最重要的是保護它的真實性。只有歷史的原物才是真正的文物，比如説一件商代的銅鼎，它可能價值十萬百萬，我們用今天的技術可以逼真地將它仿製出來，但仿製品永遠不是文物，更談不上與文物相倣的商業價值。擴大起來，對一座古建築的保護也是這個道理。我們要盡可能地在原來的位置按照原來的結構風格保存原來的構件和材料，所以我們最害怕某些新聞報道在一座古建築維修和竣工之後説這個古建築煥然一新。對古建築我們要讓它帶病延年而不是讓它返老還童。國際上有一條儘量少干預的原則，就是説只要一座古建築或者古建築的一部分可以基本保持不繼續損壞，我們就不要用我們今天的認識哪怕是當代最高明的認識去干預它和改變它，讓歷史的原貌忠實地保存下去。

　　屋滿為患更可怕

　　□謝凝高（北京大學世界遺産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國家申報的遺産得到確認後，成為全人類珍貴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國家和民族的一種榮譽。同時，得到世界承認以後，知名度提高了，世界遺産公約要求你好好保存下去，完好無損地傳給下一代。遺産給一個國家帶來的效益是多方面的，有精神文明的效益，還有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等等。但是，在有的地方的決策人眼裏，世界遺産就是“金招牌”，就是“搖錢樹”。申報成功以後，往往商業開發過度，導致破壞嚴重。一些地方認為人來得越多越好，殊不知，人多會破壞生態與神韻。即使是地上的磚，踩的人多了也會把它磨掉。不僅是人滿為患，其實“屋滿為患”的破壞性更大，各種建築，旅館、商店、索道、觀光電梯等等，比人的破壞大多了。人多了無非是踩死草木，過去以後還能長出來。但是，建築物把岩石、地表形態破壞了，永遠無法恢復。

　　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世界自然遺産地的旅遊設施氾濫，受到聯合國專家的嚴肅批評。武當山的遇真宮被一把大火燒了，這些都是世界遺産被過度商業開發的一個縮影。

　　目前主要的問題，是錯位開發和超載開發。超載開發就是剛才説過的人滿為患、屋滿為患。錯位開發，一個是性質上的錯位，把自然文化遺産的精神文化功能性質改變成經濟功能，變成經濟開發區了。還有是空間位置錯位，旅遊服務基地和設施主要該在風景區以外，古今中外都如此。而一些風景區內遍佈賓館飯店、培訓中心、鄉村攤點，招商引資而來的索道、旅遊列車、娛樂城、主題公園等人造景觀，把人類珍貴的遺産地變成“吃喝玩樂綜合體”，把原生的“一片凈土”變成“三化”的污染區，造成的視覺污染和對生態的破壞，是極為嚴重的。

　　現在的泰山頂上變成了一個小城市，武陵源裏也有商業街了，這些都影響了世界遺産的品位和質量，造成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叫做人工化、商業化和城市化。

　　泰山索道，專家反對了20年，越反對越多，現在已經建了三條了。有人上泰山，一下火車，馬上上汽車，然後坐索道八分鐘從中天門到南天門，一看，上面一個小鬧市，不怎麼樣，中午他就趕到曲阜去了。本來，沒有索道，你登上去、下來，起碼要住上兩天，住在泰安就可以。這兩天住宿費和飲食費的收入比索道門票多得多，從就業機會而言，發展泰安的服務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比幾條索道帶來的多很多。古代就是如此，明代關於泰安地區的描述就顯示出當時的泰山腳下有很多旅館，各種等級的都有。歷史上沒有哪座山像泰山一樣，從皇帝到老百姓都是徒步登山的。登泰山必須“登”，不能不“登”，可現在誤導大家去坐索道了。此外，泰山頂上的商業街也破壞了它的真實性，真古董被假古董包圍了。從整體上講，泰山的經濟效益是降低了。那邊的老百姓給我們寫信，説幾十萬當地老百姓都支持我們拆除索道的建議，因為索道只是富了一家，窮了大家。

　　世界遺産保護公約要求各國政府竭力保護管理好所在國的世界遺産和國家遺産，而我們卻交給地方政府甚至旅遊公司去管。目前文物單位由國家文物局管轄，國家風景名勝區由建設部管轄，國家森林公園屬林業局管，而國家自然保護區又分屬環保總局、農業部、林業局、海洋局、地礦局、水利總局，在遺産地內，也存在由於森林、土地、文物分屬不同部門管理而出現政策衝突的情況。中央政府對自然文化遺産基本上沒有直接控制，也幾乎沒有管理經費。

　　本來，建設部是管全國風景名勝區的。但是，1980年代旅遊大開發，管理體制就亂了。有的是旅遊公司管，有的由地方一些組織在管，甚至被條塊分割，很難統一。為此，我建議由國家把世界遺産集中管起來，成立國家遺産局，總管各種世界遺産。

　　我們現在的世界遺産還沒有立法，沒有追究責任的條例，對於破壞的行為無法追究。保護自然文化遺産的立法，滯後於開發資源的行為，於是就拿開發區的政策來套風景區、遺産地的開發，不能不導致錯位的破壞性開發。

　　國家每年給119處國家風景名勝區的撥款只有1000萬元，平均每處只能分到8.4萬元，剛夠蓋一個規格不高的廁所；而韓國現有的20處國立公園每年得到的政府撥款則相當於人民幣3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