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的終極信仰對藏民族的正面效應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18日 01:01

　　藏傳佛教的終極價值是藏族信徒精神世界最深層的支柱，最核心的價值取向，是他們心靈中矗立起來的終極關懷的神聖殿堂。它為其提供了新的安心立命之處，使不同階層的藏族信徒有了個人生命的終極託付，有了自己命運的最後歸宿。人生在世，沒有任何事情比心靈的安置更重要、更迫切了。但是，在世界範圍內工商科技日益發達，人文精神逐漸淡漠，整個社會日趨世俗化的今天，由於價值理想的迷失和價值坐標的消解，很多人的價值世界分崩離析、支離破粹，從而使絕對的價值意義遮蔽起來，人們的思想情感在很大程度上為物欲所役，被金錢所累，由名利所迷，出現了價值無源的危機。面對這樣一個可悲的困境，著名神學家漢斯昆似乎代表整個人類發出了一個祈求：“在這個迷失了方向的時代，人們為了委身，渴望一個根本的方向，渴望有一套根本的價值觀。”對於藏族信眾來説，這個“根本的價值觀”就是藏傳佛教。

　　從根本上講，藏傳佛教的所謂理想境界也和一切宗教的理想一樣是太虛幻境，但是我們從藏傳佛教的社會功能上來看，它給藏族信眾指出了一條通往精神家園和理想世界之路。具體講，每個信教的藏族人的心目中都懸置著一盞神聖彼岸的神燈，都有一個“來世”和“佛國”的終極價值預設，他們每想一件事情，每幹一件事情，都從對自己的來世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成佛是否有益的立場出發，他們對於自己最終要歸宿的精神家園傾注了全部心血，把物欲享樂、急功近利的世俗事物拋到了九霄雲外，這一無限開放的心靈境界和終極性的價值追求豐富了人生趣味，提升了人格境界，滋養了枯竭的心靈，消解了精神煩惱，緩衝了內心緊張，超越了生死執著，復活了理想追求，使他們的心境在熙熙攘攘的市場上，花花綠綠的霓虹下，忙忙碌碌的事務中，處在一種寧靜、寬舒、坦然、達觀、淡泊、樂趣、充實、歸屬的狀態中，解決了生命的終極關懷和價值的究竟依止問題，因而也就自然解決了實現生活中的靈性焦渴，以此來緩解生命無意義的存在痛苦，達到個體人格的完善和生命價值的實現的目的，這便營造了一種身心和諧、人際和諧、天人和諧的價值觀。

　　我們的黨和國家正是基於對宗教存在的這一必然性和進步性的深刻認識，才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制定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將這一政策作為一條重要的法律條文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我國第一部憲法第36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宗教的公民。”解放以來，黨和國家對西藏問題的處理和解決就是在此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1951年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中，就特別確認了達賴、班禪兩大活佛系統的地位與職權，明確規定“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也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這説明西藏的解放使廣大藏族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傳統得到了保護。十年動亂時期，藏區也和全國一樣，在極“左”思想的干擾下，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踐踏，群眾的宗教信仰權力被剝奪，寺廟等宗教設施和場所受到破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黨的宗教民族政策得到了貫徹落實，從此，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一批批寺廟開始恢復修建，藏傳佛教的信奉者們又開始了他們正常的宗教活動。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便是黨中央做出的關於沿續活佛轉世制度的決定。1989年，第十世班禪大師在西藏日喀則他的新宮圓寂，黨中央為了尊重藏族等信教群眾的信仰傳統，保持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毅然決定尋訪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並專門成立了尋訪領導小組。中央先撥專款1000萬元，用於保護班禪大師的法體及轉世靈童的尋訪事宜等。並決定按藏傳佛教的傳統習慣永久保留大師的法體。1990年國家又撥專款6000萬元，黃金1300多斤，在扎什倫布寺修建十世班禪大師遺體金質靈塔和祀殿工程。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尋訪小組諸高僧大德、活佛專家們的多方努力，終於在1995年尋得了三位靈童後選人，並於這年的11月在拉薩經過藏傳佛教傳統的金瓶掣簽儀式，確認了十世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為了滿足藏傳佛教不同宗派信教人的要求，我國現有經政府批准的大小活佛有幾百人，分佈在西藏、青海、雲南迪慶、四川甘孜、阿壩、甘肅甘南、內蒙等地，所轉世的活佛有寧瑪、薩迦、噶舉、覺朗、格魯等各宗派的。他們有自己的寺廟，進行著正常的宗教活動。這充為體現了黨中央對藏族人民信仰觀念的極大尊重，亦充分説明了黨中央對藏傳佛教這一特殊文化現象的深刻認識，它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還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