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源頭地區的社會文化變遷與可持續發展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16日 11:19

　　二十世紀末我國政府所實行的牧區改革，使青藏高原、尤其是黃河源頭的藏族牧區的傳統的生産手段、生産關係、生業方式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就這場改革及其現有的結果而言，有許多值得我們總結的經驗和反思的問題，如，如何使人口和環境更加協調發展，如何從藏族文化中汲取營養以彌補生態的惡化等。在剛剛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國政府又吹響了開發大西部的號角，這對中國西部這個貧困地區，特別是黃河源頭的藏族牧區來説，既是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也可能存在許多巨大的危機。這就必須使我們全面總結和反思前二十年的改革的成果和失誤，並將其納入我們開發大西部的戰略視野。

　　早在9000年前，在青藏高原已經有了牧業活動。大約在4000年時人們就開始飼養“高原之舟”牦牛，成為青藏高原牧業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到了夏朝（公元前2205-1766年），作為仰韶文化一部分的西羌部落，與這一地區的土著人結合，成為這一地區的主人，其後裔繁衍形成現今這一地區的藏族牧民。在長期的牧業生産活動中，這裡的人們逐漸積累和探索出了人與環境，人口、資源和環境和諧發展的一系列獨特的生業方式和生存經驗。國內外生態學家公認，近4000年的牧業文明，使得青藏高原的牧民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有利於生態發展的傳統。美國生態學家D.米勒認為“傳統的藏族牧業生産方式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功效性。其畜放和牧草管理系統能夠很好地適用於那裏的生態環境”。 因為，一方面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使得牧民在不同季節選擇和利用不同的牧草，根據不同的地理位置、牧草類型選擇不同的畜群結構等。另一方面，在這一環境中，人是自然的附屬品，被動地接受著大自然的賞賜和懲罰，消極適應他們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從而，不自覺地形成了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倫理道德關係等生態文明，包括由萬物有靈觀念産生的自然崇拜、聖山聖湖崇拜、戰神崇拜和圖騰崇拜等。正如降邊嘉措教授指出：“從古老的靈魂觀念産生、演變的自然崇拜、對聖山聖湖的敬仰，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而流傳至今的藏民族古老、淳樸的民俗民風，自覺、不自覺地對黃河源頭的生態環境的保護，起著重要作用”。 在藏族史詩《格薩爾》中，其主人公格薩爾大王的靈魂被認為寄放在雄偉的阿尼瑪沁雪山；黃河源頭有三個湖泊，古代“嶺國” 的三大部落-黃河源頭的藏族居民，他們的靈魂則寄放在這裡。只要雪山不被摧毀，湖泊不幹，他們就永遠能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反之，一旦湖水乾枯，他們黃河源頭的所有居民的生命也將結束，整個部落也將不復存在。諸如此類的觀念、民俗、民風、禁忌、諺語在藏族牧區廣為流傳。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形成了這一地區人與自然的長期和諧發展。然而，這種發展實際上是一種自然的發展。在這種狀況下，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係基本上處於一種自然平衡狀態。儘管這種狀況對生態的保護起到積極作用，同時，這種生活方式也限制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政府所進行的牧區改革更多地注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首先，現行的牧區改革使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逐漸變為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方式，從傳統的完全依靠自然、被動地從事生産逐漸變為自覺主動地改造自然從事牧業勞動。再者，近二十年來市場經濟的逐步引入和交通、通訊方式的改變，人們傳統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也正在被打破，因此，這一地區的牧民在觀念、生産、生活、消費領域都進行著一場全新的革命。這場變革對牧民帶來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所帶來的一系列生態方面的後果也是不容忽視的。據歐盟所作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地區的生態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大片草地沙化，其生産性能逐年下降；

　　生物種類減少，生物多樣性系統正在被破壞；

　　大批鼠類繁衍。

　　氣候逐漸乾旱，水源枯竭。

　　筆者曾經在位於黃河源頭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進行社會文化和經濟考察時，發現這裡部分地區已經有40％左右的草場被沙化，當地人稱其為“黑土灘”。水土流失造成的植被破壞面積每年以700多畝的速度增長。這與全國38％的平均水土流失面積相比，還要高出兩個百分點。珍貴的野生動物已經瀕臨絕跡，大片森林已經消失。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被破壞，高原田鼠、草鼠等鼠類氾濫，使草場沙化日趨惡化。結果，沙漠化（黑土灘）把許多牧民從其草場上趕走，把他們推到氣候更加惡劣的高海拔地帶。每年許多牧民和牲畜因氣候原因而死亡，還有的牧民被迫越過地界尋草覓水，不時發生草場糾紛，對社會安定造成影響。

　　社會經濟學家把上述生態問題歸因于全球的大氣變化，或歸因于生物界的自然演替，也有人認為是由過牧造成的。當然，這種變化無疑是各種原因導致的綜合症。但是，也不能忽視其中的一些人為因素。美國草地管理系統專家丹尼.P希黑認為，目前，在青藏高原確實存在生態失衡問題。這種問題不排除氣候對畜牧生産和植物這兩種生態環節産生影響所造成的可能性，而氣候以外的某些因素可能對生態系統的變遷有著更直接的關係。儘管他沒有明確表明這些因素到底是什麼，但不言而喻是指人為因素。這一因素必須要從我們正在所進行的生産生活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

　　現行改革的內容有兩個：1、草地開發；2）草場和牲畜承包。草地開發政策包括：建立定居點、圍欄、暖棚和種植飼料，也叫“四配套”建設。草場和牲畜承包政策包括：將原來集體的草畜按照人頭分配予個人，承包戶每年向國家繳納一定的稅。儘管這一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牧民生産勞動的積極性，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四配套建設越來越得到牧民的認可和歡迎，然而牧民對草畜承包卻有著不同的反映。政府對承包草場的初衷是，使牧民最大限度地利用草場的戰略迅速轉變為保護和改善草場和牲畜上來。但事實上，草場是相對固定的，這一相對固定的資産一經被分配，就明確規定為不能買賣，轉移，而人口和牲畜數量是可以變化的，隨著人口的不斷發展牲畜數量也在逐年增加。這樣就必然造成了草場的壓力，産生了過牧現象，從而造成了草場的沙化。稅收體制的不合利性也是造成牲畜數量無限制發展，造成過牧，使草場沙化，生態逐漸惡化的原因之一。

　　1977年在內羅畢召開的聯合國沙漠化會議證實，沙漠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沙漠化以往被人們看作是純粹的自然界的變異，現在使這種現象進一步擴大，應該説是人對自然界缺乏認識。根據我們的觀察，這些現象的出現顯然與傳統生態倫理觀念和遊牧生産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政府制訂政策方面的某些失誤都有一定的關係。這主要體現在由於7－80年代一味追求牲畜數量，加上人口越來越多，造成過度放牧，忽略了發展與環境、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係，例如果洛州瑪沁縣的牲畜數量從1958年的227202頭只增加到1995年的600126頭只。按正常比例，每只羊的草場佔有量應為12畝，而現在這裡平均每只羊佔有草場只有5－9畝，過多的牲畜長期利用有限的草場。另外自80年代初，牲畜作價歸戶建立冬居點以後，牧民們在同一個草場上長期放牧，致使草場日益沙化，而且水土流失帶走了大量的肥力，破壞了草場和灌叢的滋生與再生能力。尤其是由於受經濟利益的驅動，80年代中期開始牧民們大量捕殺狐狸、狼、旱獺、沙狐、黃鼠狼等鼠類天敵。鼠害逐漸成災，使草場的沙化雪上加霜。環境分析專家研究發現，沙漠化不僅導致生産能力下降，而且引起大氣塵埃的增加，導致自然水的循環系統和排水系統受到毀壞。因此這種狀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將會造成黃河源頭的水源污染和水流量的減少。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湖泊乾涸。《格薩爾》裏記載，在古代，黃河源頭不是兩個湖泊，而是三個，即前面提到的嘉仁（扎陵）湖、鄂仁（鄂陵）湖和卓陵湖。由於河源地區的生態遭到破壞，水源減少，卓仁湖幾乎已經乾枯。從《禹貢註釋》、《山海經》、《史記》到近現代的《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侯仁之主編）、《中國歷史地圖記》等都沒有關於“卓仁湖”的記載。據降邊嘉措教授考證，實際上，不但歷史上確確實實有過一個“卓仁湖”，即使到現在，依然有“卓仁湖”的痕跡。據當地牧民講，作為黃河源頭的主要水源瑪沁雪山的積雪也在逐年消融，直接影響到黃河水流量的減少。根據1999年，由中國科學院等單位組成的黃河源頭科學考察團的發現，黃河源頭由原來的兩千多條支流已減少到現在的一千多條。這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數字不能不發人深思。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自然半自然經濟是藏族社會的主要經濟特徵，這裡的牧民大多不識字，科學技術不發達，生産力水平低下。一旦傳統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人們傳統的生活觀念受到衝擊，他們對環境及資源所造成的破壞比起任何地方來都要嚴重。總而言之，這種對生態所造成種種後果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傳統的牧業體制和生態觀念被打破，而新的適合可持續發展的牧業體制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因此，開發大西部戰略在注重以合理配置資源，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要注意這樣兩個方面：即生態保護和民族文化的保護。以上兩者中對任何一方的忽略，都會對經濟的發展帶來難以想象的後果，甚至可能會造成開發大西部戰略的失敗。

　　鋻於此，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特別是黃河源頭的生態問題已經引起我國政府及國內外各方的極大關注，並且近年來紛紛設立項目將其納入科學研究的視野。如八五國家攀登計劃和中國科學院重大基礎項目“青藏高原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九五攀登項目、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持的“青藏高原的生態環境研究”項目、歐共體的青海畜牧開發項目以及青海牧業科學院星火項目等。這些研究及開發項目都側重於自然科學方面。對非自然因素的人文系統缺乏涉及，尚處於空白狀態。生態科學是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性學科，僅僅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將很難得出完整而系統的結論，事實上，人是環境的主宰，環境的變遷自然有人的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日，人對生態環境的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黨的“十五”大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將保護環境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指出“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治理，植樹種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態環境”。1998年3月15日召開的“中央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上，江澤民總書記再一次強調，要堅持不懈地搞好生態保護工程。用1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遏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在此基礎上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的生態環境有一個明顯的改觀；到下一個世紀中葉，在全國建立起適應國民經濟可持續防治的良性生態環境，大部分地區做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如果對江河源頭的生態環境不加以治理，上述藍圖很難實現。江總書記還強調，建立和完善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制度，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權衡利弊，統一決策。它就要求治理環境必須進行科學完整系統的評估。這種評估不僅要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為基礎，更要以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