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格薩爾》前言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11日 19:36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一致同意將我國的《格薩爾》誕生千週年紀念活動列入2002年—2003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與項目。

　　這在我國《格薩（斯）爾》發展的歷史上，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是對《格薩爾》這部偉大史詩的國際認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格薩（斯）爾》的蒐集整理、學術研究和編纂出版工作方面所取得輝煌成就的國際認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執著追求、孜孜不倦、努力奮鬥的結果。這屆大會通過的全世界共有47個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僅此一項。這説明我國的英雄史詩《格薩爾》在國際學術界和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影響，為我們偉大祖國贏得了榮譽。這是我國藏、蒙、土、裕固、納西等參與創造、傳承、弘揚這一史詩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的驕傲和光榮，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光榮。

　　在本書中談到，史詩這種文學形式對於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説還不太熟悉，這是因為，作為我們祖國大家庭主體成員的漢族沒有篇幅巨大、影響深遠的史詩。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民族、民間文化的蒐集整理和文化遺産的搶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就是對蘊藏在我國各少數民族之中的各種類型的史詩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蒐集整理和學術研究。史詩這種文學形式，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悉，關心我國史詩的蒐集整理和學術研究的人也越來越多。以《格薩爾》千週年活動為契機，有更多的人來關心和參與《格薩爾》工作，一年多來，從首都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從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到各省、自治區，各自治州乃至縣一級的電視廣播臺站，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報刊，都對《格薩爾》作了廣泛的宣傳介紹。

　　這期間，也有不少的媒體、大專院校以及文化單位請我作學術報告，讓我介紹有關情況，他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我都儘自己所能作了一些介紹。這時，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長羅勇同志和副社長楊淩、趙茂林同志建議我寫一本通俗讀物，介紹有關《格薩爾》的基本常識，由他們出版社出版。這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心願。

　　早在幾年前，鐘敬文教授就多次向我説過，你寫了一些有關《格薩爾》的書，這是很好、很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你還應該寫一些通俗性的著作，要把我們的學術著作和學術成果普及到群眾中去，進行通俗化、大眾化、普及化的工作，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樣既有利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也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關心我們的工作，支持和幫助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學術工作才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影響。

　　鍾老還説：現在有一種傾向，寫書的人是越寫越長、越寫越多，出版的書越來越大，越來越厚，越來越重，我和季老（指季羨林教授）我們多次交換過意見，現在動輒就編輯出版幾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叢書、套書，一般的窮學生和我們這樣的窮文化人買不起；有錢的、買得起的人又沒時間看，這樣的書社會效益就不好，我想經濟效益也不會好，這類的書只好束之高閣。鍾老解釋説，我不是説寫厚書、大書就不好，就沒有學術價值，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要講清楚，千萬不要誤會。司馬遷的《史記》很厚，很大，洋洋灑灑500萬言，是煌煌巨著，這樣的書是越多越好，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可惜現在學術界有一種普遍的浮躁情緒，一種功利主義，為名為利，為評職稱寫書的人多，為繼承民族文化遺産、弘揚民族文化事業潛心向學的人少，很難寫出《史記》這樣的巨著。那些很厚、很重、很大的書大部分不是刻苦學習、深入研究得來的，而是抄抄寫寫，拼拼湊湊弄出來的。

　　鍾老説，有些人只願意寫專著，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學術價值，不願意寫通俗性的普及讀物。其實我看這兩種都需要，就以《格薩爾》來説，我們國家是有56個民族、十幾億人的大家庭，不可能都去研究《格薩爾》，看專著，但是，《格薩爾》不但是藏族人民的文化遺産，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個珍寶，它是屬於全人類的，因此，作為祖國大家庭的成員，尤其是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人，多少都應該了解一些這方面的知識。當然啰，不只是《格薩爾》，還有《江格爾》、《瑪納斯》，還有很多民族文化遺産，少數民族同胞應該了解和學習漢族的文化遺産，讀一點古典名著，《史記》、《離騷》、唐詩宋詞，都應該讀一點；同樣的道理，漢族同胞也應該學習和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遺産。這樣，我們祖國大家庭內各民族同胞之間相互學習、相互了解，可以豐富和發展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鍾老謙虛地説，我這一輩子都在看書、寫書、教書，也沒有什麼大的成就，但是，有一點值得寬慰的是，幾十年來，我奔走呼號，辛勤耕耘，在繼承和普及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培養了一些人。現在，我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這些事就靠你們做下去。

　　鍾老還對我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説，《格薩爾王全傳》這是一本很好的書，70萬字，作為專業人員來看，是可以的，但對普通的讀者來説，就太多了。他要我寫成縮寫本，只要10-15萬字，給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讀者和大專院校的學生看。

　　鍾老又説，《<格薩爾>論》這樣的專著也很需要，但是你還可以寫一部通俗性的讀物，講講《格薩爾》的A、B、C，20年代至30年代，一些學者就寫了不少通俗讀物，對普及文化知識、介紹國外一些新的學術觀點和學術著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令人痛心的是，鍾老的囑託尚未完成，他就逝世了，成為永久的遺憾。鍾老走了，但他的教導我牢記在心。剛好在這《格薩爾》千週年活動之際，很多人想了解這方面的基本知識，也就是關於《格薩爾》的A、B、C，而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同志又願意出版這樣一本書，我就遵照鍾老的教誨，針對一般讀者的需要，根據出版社的要求，結合我自己長期從事田野作業和學術研究的成果和心得體會，寫了這本書。我願將這本小冊子獻給我十分敬重的鐘敬文教授，以告慰他的英靈。

　　與此同時，我寫了《陽光下的布達拉》這樣一本學術性的散文。

　　我認為，布達拉代表著古代藏族僧侶貴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格薩爾》代表著藏族民間文化的最高成就。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布達拉宮列為《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名錄》，2000年又將大昭寺作為布達拉宮的擴展地列為《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名錄》。2001年將《格薩爾》列入2002—2003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與項目，這是對這兩個文化遺産的國際認可和崇高評價。如果説布達拉是物質文化遺産的重要成果，那麼，《格薩爾》則是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光輝代表，它們是藏族文化發展史上的兩個高峰，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交相輝映，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讀者可以將本書與《陽光下的布達拉》對照起來閱讀。如果讀者通過這兩本小冊子對布達拉和《格薩爾》有所了解，進而對創造布達拉和《格薩爾》這樣的文化遺産的藏族人民和他們的歷史有所了解，我將感到十分欣慰。

　　我願借此機會，向一貫關心、支持、幫助和指導新中國的《格薩（斯）爾》事業的烏蘭夫同志、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周揚同志、胡繩同志、鐘敬文教授、馬學良教授表示最深切的懷念和最崇高的敬意。我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離不開他們的關心、支持、幫助和指導。

　　同時，要感謝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同志們對本書的關心和支持。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北京和全國各地的《格薩爾》工作者和民間藝人的支持和幫助，謹向他們致以深切謝意。

　　2003年4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