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鍾老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9日 23:14

　　雪花紛飛，轉眼又是一年。算起來，我跟隨鍾老做學生已有16個年頭。鍾老也已由我拜師時的八十有三，迎來了他的百歲華誕。作為學生，鍾老給我的教益實在是太多太多，在這裡，我只想向大家講述一下一個弟子眼中的作為學者的鍾老。

　　鍾老善談，又有著年輕人般的心態，因此，弟子們很喜歡與他聊天。對於弟子們來説，聊天是我們向鍾老學習的一個重要方式。與鍾老聊天，大多從學問開始，但有趣兒的是，話題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轉到了做人。做人，是鍾老與學生聊天時的一個保留節目。鍾老常説，一個人連人都做不好，怎麼能作好學問呢？開始，我們對鍾老的話理解得並不深，但時間長了，也就慢慢悟出其中的道理。不是嗎？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他的論據會摻雜使水；一個無理辯三分的人，他的論證也會充滿狡辯。作文始於做人，此話誠是。

　　正人先正己，這是鍾老在做人上的一貫原則。鍾老常説，在許多大是大非面前，能看出是非曲直的並不少，但勇於説出的並不多。學者就應該成為敢説真話的人。在做人上，鍾老十分佩服何其芳、季羨林等一批老朋友，嘴上也常念叨著他們的人品，佩服他們的正直、謙遜和不計個人得失的高貴品格。關於鍾老為人，我早有耳聞，這也是我當年投靠在鍾老膝下做他的門生的原因之一。在東北師大讀書時，教授古典文學的劉孝嚴先生就曾多次提及50年代紅學大討論中，鍾老面對極左思潮，對《紅樓夢》所做的客觀評述。劉先生那溢於言表的欽佩之情，至今還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裏。1957年，鍾先生被打為右派，當權派將他發配到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這些人原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封住鍾老的嘴，叫他遠離文壇，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譏為“書蟲”的他如魚得水，在翻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寫下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晚清改良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等一系列有關於中國民間文藝學發展史方面的論文。而且，就是在那樣惡劣的學術環境中，鍾先生也從沒有趨炎附勢，在他的論文中，甚至很難看到那個時代的印記，這在當時是很難想象的。這些文章對晚清革命派以及資産階級改良派民間文藝觀所做的分析，近情入理，客觀公正，令人過目不忘。

　　鍾老令人稱道的人品，也常常反映在一些看起來並不重要的一些小事上。那是1997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來到鍾老家，將自己要在世紀末編纂一套中國民俗學百年叢書——《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的想法告訴了他，並希望他能出任主編。他聽完彙報後，顯得異常激動。從他的目光中，我已經感到了這套八卷本叢書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但最後他還是説：“你已經具備了當主編的能力，這套書，還是由你來幹，有什麼問題，我做你的後盾”。此後，每遇鍾老，他都要問及此事，我也巴不得勞動勞動鍾老，或是彙報進展，或是聽取意見。鍾老是過來人，對於中國民俗學發展史可謂瞭如指掌。他常常提醒我如何取捨，如何鑒別。即使遇到一些很難割捨的親朋至友的大作，他從來都是顧全大局，從不搞人情交易。這套叢書從設計到定稿，鍾老參與始終，但直到最後，他還是將主編的寶座讓給了自己的學生。這，就是鍾老——一個打心眼兒裏願做培花泥土的老人。

　　在中國人的語匯中，“看看再説”幾乎成了國人的口頭禪。這句話根據語境的不同，又可有多種含義。但在大多數人的理解中，“看看再説”無疑更像是一句搪塞語，任你有何等的活力，只要這句話甩過來，保證能把你噎個半死。

　　在鍾老的口頭禪中也有這句話，但意思大不相同。僅就做學問而言，“看看再説”至少有兩種含義：作文本研究時，“看看再説”是讓你先深入分析文本，從文本中發現問題，尋求結論；從事田野研究時，“看看再説”則又有了先調查研究再下結論的意味。

　　鍾老喜歡看書，但又不全信書。他看了八九十年的書，也寫了八九十年的書，他對書實在是太了解了。他常説：“全信書不如無書”。對待文獻，他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文獻是人類文明的載體，是人類智慧的精華，叫你是死是活都離不開它；另一方面，文獻又是由人寫就，人之為人，孰能無過？從這個角度來説，文獻又不能全信。所以鍾老主張無論什麼材料都要過一遍腦子。1983年春，鍾老在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説：“如果文獻上的記載句句都可相信，還需要我們科學家做什麼？”講的正是這個道理。讀書就是這樣，“小讀家”多從書中汲取，而“大讀家”除汲取外，還能每每從書中看出問題，這才是真正的讀懂，也是最大的受益。看出問題，説明你已經站在了巨人的肩膀，它預示著一個更為科學的觀念正在萌生。據説費老帶學生的方法簡單到只叫學生讀書的程度。讀過兩遍，讓學生提出書中問題，一次不成兩次，有道是“讀書百遍，其義自現”。看多了，問題自然也就出來了，這時，你的學問也就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有人知道我是鍾老的弟子，常與我“套磁”，想從鍾老那兒學點兒帶學生的“絕技”。我告訴他：簡單得很，看書、挑毛病。事實也正是這樣，鍾老給我們上課時，預先先提出一個必讀書目，課上，每個人的任務就是談自己的感想，特別是找書中的問題。看來“大家”帶學生大同而小異。治學之路總是從懷疑開始。有了疑竇，就要去探尋因果，於是，也就有了學問。看什麼都對，説到底還是沒明白。

　　“看看再説”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強調調查研究。這幾年，在中國民俗學界，特別是在博士、碩士生中，一股田野作業熱悄然升溫。就像田野考古是考古學者的看家本領一樣，以民俗志蒐集工作為代表的田野作業，也是民俗學者的看家本領。但從近百年的中國民俗學發展史看，儘管中國民俗學自發生之日起便很關注田野，如中國民俗學産生後的第一個運動------歌謠學運動，便是從歌謠的蒐集開始的。以後的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杭州民俗學會以至今天的中國民俗學會，似乎都十分強調蒐集工作。但是，由於我國民俗學工作者多從文學、歷史、語言等專業轉行而來，在田野作業方面與西方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出身的學者相比，只能説是小巫見大巫。近年來，鍾老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倡導田野作業方面做出不少努力。學生們在做開題報告前，鍾老總是教導自己的學生：“先下去，看看再説”。這裡的“看看”，就是先調查研究的意思。鍾老常説：“毛主席教導我們説：‘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什麼事情不要先下結論。結論應該出在調查之後，人沒下去呢，結論就出來了，這樣的結論怎麼能靠得住呢？！”鍾老強調田野，更強調宏觀視角下的田野。每次下去之前，鍾老總是要關照我們除調查對象外，還要留心相關背景。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絡的，割斷事物間的必然聯絡，操作起來雖似簡單方便，説起來也頭頭是道，但於事無補，是研究中的大忌。

　　在中國民俗學界，鍾老是個典型的書齋型學者，但作為中國民俗學屆的泰斗和領路人，他大力提倡田野，以至於他的博士生在博士論文選題時，絕大多數都選擇了與田野作業有關的課題，為他所倡導的田野作業，開了個好頭。

　　鍾老愛讀書，也善於讀書。尤其在博覽與精讀方面，他處理得恰到好處。

　　鍾老是個喜歡博覽群書的人。當學生時，只要去書店，我都要事先跟鍾老打招呼，看他要什麼書。在他的家中，房間的四壁、書櫃、桌面、茶几，但凡能放書的地方，都被他擺滿了書。他的每一天，除教書、會客外，幾乎全部用在了讀書上。有時，他讀書甚至能達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師母活著的時候，曾給我講過一個鍾老讀書走火入魔的故事，説鍾老年輕的時候留學早稻田，有一天刮強颱風，他在學校圖書館看了一天的書，壓根不知道颳風這件事兒。傍晚回家，見路上有許多歪七扭八的電桿和樹木，大惑不解，回家便問夫人：“今天出了什麼事？”1979年，唐山發生大地震，北京也余震不絕。鍾先生和大家一樣晚上鑽地震棚，可一覺醒來，白天還是照樣看他的書。師母急了，他卻説：“不看書就不地震了？”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在這次大會上，鍾老提出今後要做好的四件大事，而其中的三件都與資料建設有關，這便是：編輯科學的資料本及研究文集；組織編譯世界民俗學古今名著；計劃並資助某些重要文獻的整理。由此也不難看出書在鍾老心目中的地位。

　　鍾老讀書可謂“百無禁忌”。只要認為與自己研究有關，都要拿來讀上一讀。十幾年前，社會上大談跨學科研究時，中國民俗學之所以能夠迅速跟進，顯然與領導者博覽群書的習慣有關。“百無禁忌”並不等於不加選擇。這是一個人在面臨著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知識相衝突時必須作出的選擇。鍾先生的選擇方式很簡單，這便是“最優化”，也就是花等量的時間讀好書。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就像毛澤東床前常放著兩部經典一樣，鍾老床前，平時也常放著兩部書。這便是他那套愛不釋手的古詩集和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作為詩人，他從古詩集中汲取過豐富的養分；作為學者，他從普列漢諾夫那裏也獲得過相當教益。書有耐讀與不耐讀之分，不耐讀的書讀上一遍也就夠了，因為作者知道的你已經知道，而耐讀的書常常出自大手筆，作者凡事都高你一籌。這種書決不是一遍兩遍所能讀懂，放在身邊，它會使你永遠受益。在我眼中，鍾老選書，實是選人。因為他深諳“文如其人”的道理。

　　作為一個普通的民俗學工作者，讀書的目的就是要從書籍中獲得兩種不同的解釋，這兩種解釋中的前一種，多屬學者的解釋，也就是著作人的解釋。因為歷史上學者才是文本的真正主人。這種解釋可以理解為“局外人的解釋”。另一種解釋來自民間，是文人對民間解釋的實錄（當然其中也不乏文人的曲解），如書中所涉及到的農民對年節習俗的解釋等等都屬於這種，這種解釋可以叫作“局內人的解釋”。因為僅就民俗事項而言，民眾最了解，是局內人；而學者是旁觀者，是局外人。由於視野不同、經歷不同、學養不同，人們對民俗事項解釋的合理度自然也就不盡一致。那麼，誰的解釋更近真理呢？讀者的工作就是對上述解釋作出艱難的理性判斷。外行人把讀書視為消閒，讀書人把讀書視為苦差，原因就在於後者在閱讀過程中一直尋求著上述的兩種解釋，並對此從不間斷地進行著自己的理性判斷。那麼，讀者判斷的原則又是什麼？鍾老認為，判斷一個事物，至少要具備兩種眼光：其一是歷史的眼光。所謂歷史的眼光，就是必須有歷史的觀點，將歷史上發生過的一切還原為歷史，並將它放在産生它的那個特定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它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任何脫離生成環境去談歷史的做法都是不科學的；其次，必須具備時代的眼光。所謂時代眼光，就是要站在時代的高度，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審視、分析、評價歷史。從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高度，去評價一個事物的功與過。讀書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判斷的過程，有了這樣兩種眼光，才會不出或少出誤判。

　　讀書，是博士生們最主要的學習方式。在閱讀篇目的選定上，沒有觀點的文章很難進入鍾老的視野，但但凡有點自己觀點的論文，放在一起又很難和諧。在一些老師看來，這是自出難題。但鍾老並不這麼看。他認為既然這些問題無法回避，還不如乾脆拿到桌面參與討論，在討論中尋求統一。從我跟隨鍾老和許鈺先生讀碩士時起，民間文學教研室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不拒爭論的傳統，有什麼想法，你一言，我一語，各不相讓，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從未因此産生不快。十幾年後，當我重回母校攻讀博士時，儘管已有兩位恩師相繼離去，但傳統依就。上課時，鍾老常常點將：“苑利，先談談自己的觀點”。於是你便可將你的所思所想和盤托出，一場激烈的辯論就這樣開始了。

　　近十多年來，中國民俗學取得了不小成績，這成績有時甚至可以用“輝煌”兩個字來概括。但是，成績面前，鍾老關注的更多是危機。給博士生們上課時，他常常注意這方面的論文，並找來讓博士生們參與討論。幾年前，宋兆麟先生寫過一篇名叫《中國民俗學向何處去》的文章，對中國民俗學的發展現狀提出批評，在學壇上影響很大。鍾老看後，將文章複印了十余份，分發給博士生們閱讀討論。問題意識與危機意識就像兩根上滿弦的發條，一直督促著鍾老思考過去，思考未來……

　　鍾老常説：五四運動是我的奶娘。這是因為後來的他所從事的一切，都是五四運動啟蒙的結果。五四新文化運動喚醒了他的平民意識，也使他樹立了“做學問是為了民眾，做學問不是為了自己”的思想。還是這思想，促使他最終放棄了他所喜愛而且已經作出相當成績的文學創作，選擇了研究民眾文化的人生苦旅。

　　鬱達夫在他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收錄了鍾老《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他在“導言”中這樣寫道：“鐘敬文出身於廣東汕頭的嶺南大學，本為文風極盛的梅縣（按今屬海豐）人，所以散文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後武。……”可令鬱達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鍾先生從30年代開始，便淡出文壇，走上了民俗研究之路。原因之一，便是他在思想上發生的那次激烈的蛻變。1930年，鍾先生在《湖上散記》的後記中這樣寫道：……退出文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便是要專心於民俗學的研究。雖然當時民俗學還遠不如文藝創作熱門，“但我已經認識到，中國需要自己的民俗學。從上個世紀起，就有不少外國人來華，利用傳教、旅行的機會，蒐集中國的民俗資料，回去寫他們的書，有的還進行他們的殖民文化宣傳，他們卻反而説我們中國人缺乏想象力，這對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於是，我想到了放棄文藝創作”並開始自己的民俗學生涯。也就是從那時起，在他的研究中，更多了一份人文關懷的色彩。

　　鍾老認為，民俗文化在一定範圍內，起著軌范民眾的作用。與這種軌范作用並存的，是它的凝聚力。遠在海外的華僑，每逢年節，都要放炮舞獅，原因就在於行為的背後，是文化的認同。1999年冬，他甚至為禁燃鞭炮而上書《光明日報》，對禁放問題上的一刀切做法，提出尖銳批評。

　　近年來，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的展開，傳統民居遭受滅頂之災，陸續傳來的消息，不時刺痛著老人的心。這是歷史，這是文化，這是我們與祖先靈魂溝通的一條條渠道哇！一個人得了健忘症是可怕的，一個民族，如果為了眼前的區區小利，毀壞了文物，健忘了歷史，這個民族又依憑著什麼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在兩種文化的接觸、交匯過程中，自然要有主體和客體。如果我們創造成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體性（像身體沒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現代化，那又有多大意義呢？如果要使祖國的新文化成為有體系的東西，那麼，我們就必須重視自己千萬代祖宗創造和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産。”這是一宗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産，我們必須萬分珍惜，百般關愛。

　　2001年9月29日，他在給友人們為他舉辦的百歲紀念會所致答謝辭中是這樣説的：“‘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進入21世紀，我們越來越關注環境問題。常常有人問我：你最喜愛的顏色是什麼？我回答説：是新綠。在今天這個會上，提倡一下綠色文明，也是我的心願。希望得到朋友們的贊同。”

　　鍾老的學問就是這樣，點點滴滴中透露著一個中華學人的人文關懷。

　　通常，人們習慣將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民俗學運動的開端。但事實上，早在早在本世紀初，中國的本土民俗學就已經萌芽。從這個角度來説，還很難説鍾老就是中國民俗學的奠基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鍾老又確確實實是中國民俗學運動的開路者和領路人。

　　1903年3月20日，鍾先生出生在廣東省海豐縣北部的一個靠近山區的小鎮上。五四運動爆發那年，他已是在私塾和半新半舊的洋學堂裏上過10年學的青年了。他的家鄉公平鎮雖然遠在廣東一隅，但五四運動的消息還是像長上了翅膀一樣，很快傳播到了那裏。鍾先生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好像一大群人被關閉在黑屋子裏。忽然當中有一些先覺者大叫起來，並用拳頭去捶打四壁。那種喧鬧立刻把屋子裏許多睡著或半睡著的人驚醒了。在‘五四’時期，我就是這樣被驚醒了的一個。”

　　五四運動之前，鍾先生就已經喜愛上了文學，但主要還是舊體詩。五四運動以後，他轉向新文學，開始訂閱《新青年》、《小説月報》。至於那時風行一時的《女神》、《湖畔》，也都一一購讀，並學著新文學的樣子，創作出一系列作品。

　　五四運動在否定舊禮教、舊思想、舊文化的同時，也喚醒了社會對民眾命運、民眾啟蒙和民眾文化的關注。1923年至1924年間，鐘敬文第一次看到了《歌謠週刊》。這份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民俗刊物，立刻喚起了他對民眾文化的極大興趣。他開始蒐集民謠、諺語、故事，撰寫隨筆、小品，並將這些作品一古腦兒地寄給了《歌謠週刊》。此後，飛鴻來往，書信不斷。沒想到就是這麼一本並不起眼的小冊子，神話般地將他帶上了一條多艱的人生之路。1983年，也就是在五四運動爆發60多年後的一天，鍾老來到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的塑像前，撫今追昔，吟出了“千年枯海怒潮騰，我也乘潮一後生”的詩句。鍾老曾經説過：“我是五四的兒子”，“五四運動是我的奶娘”。是的，五四運動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人生之路，以至於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無私地獻給了他所熱愛的民間文化。我搞過一段兒中國民間文藝學史，在史料的翻閱中，我發現除三四十年代大西南民俗調研中未能尋見鍾老的身影外（當時鍾先生先是去了日本學習，後回國參戰），鍾老幾乎一直與中國的民俗學事業共始終，並一直走在這支隊伍的最前頭。打倒四人幫後，中國民俗學迎來了它的第二個春天。作為中國民俗學運動的領導者，鍾老先是與其他六位教授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提交了關於《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然後組建起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民俗學會。1983年，組織第一期中國民俗學講習班。此後，中國各省市民俗學組織如雨後春筍，迅速發展起來。讀過鍾老著作的人都知道，鍾老特別喜歡個案研究。但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後，他很少從事這方面工作，而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學科體系的構建上。這一時期，他發表了《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民俗學的歷史、問題和今後的工作》、《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民間文學的價值和作用》、《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民間文藝學》、《關於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民俗文化學發凡》、《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一系列關於中國民俗學學術體系重構方面的論文。1998年，鍾老正式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主張。他指出“中國的民俗學研究要從本民族文化的具體情況出發，進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點的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的建設”。並認為中國民俗學要發展，在理論與方法上必須走自己的路。從早年的民間文藝學，到中期的民俗學，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學，直至主張建立中國民俗學派，可以視為鍾老在中國民俗學發展走勢方面思想認識不斷深化的一個縮影。可以這樣説，時至今日，鍾老已經將自己與中國的民俗學事業緊緊地膠結在了一起。

　　有人常常讚嘆鍾老等身的著作和他那清朗絕俗的散文，但那遠不是鍾老的最得意處。翻閱一下中國民俗學會會員名錄，你就會發現，鍾老一生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他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而這些人幾乎全部成為當今中國民俗學界的骨幹。據鍾老回憶，30年代時，他特別想寫一部至少三五十年不倒的民俗學專著，他也一直在為資料的蒐羅而奔波，但到了後來，他卻又有了新的想法，1983年，他在一本書中是這樣説的：“寫作那準備了多年的專著，是我所關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務，是為了更多的人能夠寫出有價值的專著。自己的東西是否寫成，並不是很重要的。記得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講話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這樣可以使地上出現好花。這是偉大的教導！去年我在一個論文集序文的末尾，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們在學術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滿園’，而不是一枝出墻的紅杏。這和魯迅先生諄諄教導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讀博士時，鍾老已有九五高齡，但是，就是這樣，他還是一絲不茍地給我們上課，還是逐字逐句地給我們批改論文。有時斷電，他便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爬到六樓，從來沒有耽誤過一分鐘。有時我也勸鍾老：咱們就在家裏上課吧！可他從未答應過，因為他想的是讓更多的小師弟、小師妹們也能聽到博士生的課程。一個小小的書房，怎能裝下那麼多人？！今年北師大召開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學術討論會，會上，外地代表專程看望了住院的鍾老。鍾老看到這麼多學術骨幹來看他，高興得連連説：“今天是我入院百天以來最高興的一天，也是我從事民俗事業八十年來最高興的一天”。在鍾老的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子女是我們肉體的繼承人，學生是精神的繼承人。我覺得精神的繼承人甚至比肉體的繼承人更加重要。為著培養精神的繼承人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這是完全值得的。”

　　是的，在我的眼中，看到桃李滿天下，才是鍾老最最快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