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説兩會（四）：讓農民的腰包鼓起來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10日 23:07

　　主持人：我們今天繼續和國家統計局的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姚景源先生一起來説一説兩會熱點問題。姚先生兩會到今天已經舉行8天了，這一段時間我們的老姚説兩會節目，陸陸續續和觀眾朋友們聊一聊GDP的問題、通貨膨脹的問題、就業問題今天咱們聊聊什麼？

　　

　　其實我們也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大段是關於三農問題的，我們也來看一下。

　　一：除煙葉外，取消農業特産水，每年使農民減負48億元，農業稅率降低使農民減負70億元。

　　二：中央財政將拿出396億元用於農村稅費轉移支付。國家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100億元，直接補貼種糧農民。

　　主持人：今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要比去年多增加300億元左右，通過這一系列數據可以看到，人們應當對於解決三農問題有信心了。從今年的一號文件，到溫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人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屆政府對於解決三農問題，迅速地提高農民收入的信心和決心，現在人們討論的一點就是要想提高農民的收入有沒有什麼良方呢？我們的記者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也採訪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明祖先生。

　　記者：我們注意到總理一萬五千多字的報告裏面，涉及三農的字眼有94個，那麼在中央安排的資金安排的11個項目，實際上涉及三農的有七個。您覺得就今年來講，我們“三農”問題最最需要迫切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明祖：中央發的一號文件“三農”的問題的核心還是一個農民增收問題。因為農民不增收，三農問題都不能解決，如果説從農村根源上來講，三農這個問題産生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所以要解決三農問題也應該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應該説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解決它的問題，因為三農問題的解決首先要經濟要發展，因為國家要補貼農業，如果經濟不發展國家沒有財力去補貼，首先要發展經濟。第二個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有一個我覺得應該提高農民素質，農民的素質不提出，三農問題也解決不了。

　　記者：有人説減少農民的數量是最大的減低農民負擔，你怎麼看這個，如果需要減少的話通過什麼途徑來做？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明祖：這個減少農民這個問題，應該説中國農民或者中國農村經濟要發展，農民的收入要增加，只能走降低農民這條道路，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是走這條道路。世界上沒有像中國這樣現在來説70％的人口搞農業。大概是這樣的國家很少，特別是發達國家，搞農業的人口就更少了。所以中國要想使農民富起來，只能走農業産業化，農業相對的企業經營。這樣把一部分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為農産業上去，也就是十六大提出的要搞城鎮化，要搞工業化，只能走這條路，沒有別的路可走。

　　主持人：剛才劉明祖主任委員，對於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們知道要想讓農民增收，大概有兩條途徑，第一個是減負，第二個是投入。那我們就先來説説減負問題，在溫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取消農業特産稅，每年僅這一項就可以使我們農民減負48億元，還有一條就是，農業稅率降低可以使農民減負70億元，這兩個數字加起來就是118億元。那麼姚先生，我們農民現在每年究竟要繳多少稅？

　　姚景源：這個問題比較完整的表述，應當説是現在農民的負擔究竟有多重。因為我們的農民在稅費改革之前，他不僅是要交稅，比如説農業稅、特産稅，他還有相當數量的費，比如説鄉村兩級的提留統籌，還有我們鄉政府的一些運行的費用，本來是財政支出，但是他也是攤派到農民身上。當然還有個別地區、個別的幹部，他們也是變相地向農民進行攤派，從而加重農民負擔。農民在稅費改革之前這種費的負擔是相當重的，所以中央決定對農村實施稅費改革，我們去年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開始鋪開，取消了各種費，農業稅目前的稅率是8.4％。

　　主持人：按照溫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農業稅現在是8.4％，以後每年都要減一個百分點，五年之後徹底取消農業稅，這對於廣大農民來説是一個特別好的喜訊。不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的話，取消農業稅對於農業發展來説，對於農民今後的未來的生活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麼？

　　姚景源：一方面直接取消農業稅之後，減輕了農民負擔，也就是農民今後取消農業稅。今年的總理的報告當中是比較明確的，一個是要取消農業特産稅，第二個農業稅要降低一個百分點，第三，我們要在五年之內全部取消農業稅。這樣看，農民的負擔就會大大地減輕，一直到5年之內，會全部取消所有的負擔。減負本身也是增收，減負也是增收，所以減負又構成了農民的增收，這是第一。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意義它還不是單純的減負、增收。

　　主持人：單純的説，通過減稅農民多收入多少錢？

　　姚景源：更重要的它消除了我們城鄉在稅收上面的兩元制度，它消除了在兩元制度下對農民的不平等待遇，從而為農民提供了一個平等的稅收制度環境。

　　主持人：稅收的制度環境。

　　姚景源：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將會使我們農村、農業和農民他們在市場經濟當中會更加充滿活力。

　　主持人：也就是説我們不僅僅看到減稅、免稅可以使農民直接收入多少錢，無稅一身輕，又可以使得農民在整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得到更充分的發展。

　　姚景源：更充分的發展。

　　主持人：讓農民的口袋儘快鼓起來，除了要靠減輕負擔之外，增加投入，增強農民的積極性也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關鍵。溫家寶總理在闡述2004年工作任務的時候提到國家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100億元，直接補貼給種糧農民，這會對農民增收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請您給我們算一算，這100億元平均到每一個種糧農民的手裏是多少錢呢？對他們的增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姚景源：我想這一項政策最重要的意義，也不是在於究竟分到農民身上會有多少錢。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把對農民種糧的補貼方式，由過去的間接補貼轉為直接補貼。

　　主持人：間接補貼轉為直接補貼，也就是不通過中間環節來補貼農民了，直接給每一戶農民手裏。

　　姚景源：我們過去一直對糧食是有補貼的，只不過我們過去的補貼是一種間接補貼，也就是説我們把補貼放到了糧食的流通環節，補貼給了糧食流通企業，這種做法實踐之後，我們會看到是兩頭不滿意。一方面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地方政府花了很多錢。另外一方面農民不滿意，政府花了很多錢農民並沒有得到實惠，所以現在是要把這種補貼方式改變過來，直接的不經過中間環節補貼給農民，我想這一點對於調動農民中糧的積極性，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或者説保證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主持人：確實是，簡單地看僅僅是補貼了多少金錢，實際上深層的意思卻是補貼的機制發生了變化？

　　姚景源：對，這種機制、這種方式發生了變化。

　　主持人：機制發生變化，特別是方式發生變化，就使得政府的補貼更直接了效果更明顯了。不過我們知道要想使得廣大的農民收入迅速地穩定地增加的話，僅僅靠政府的免稅、補貼似乎還不能做到使農民的收入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穩定地增長，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和渠道呢？

　　姚景源：農民增收的問題是我們長時間需要解決的問題，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就今年經濟工作的角度來説，我覺得核心要務還是要放到落實中央一號文件上面，一號文件是一個含金量很高的文件。我們通過落實一號文件，我們就會使今年農民增收出現一個良好的局面。從深層次上看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説我想我們目前的農村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矛盾，就是千家萬戶小生産和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矛盾。你想兩頭都是千萬，千萬和千萬對接實在是太複雜了，我們也會分析到千變萬化的大市場是一個客觀存在，它不是我們人為能改變的，而且市場經濟的活力就在於千變萬化。所以回過頭來，我們還是要研究千家萬戶小生産這個問題。

　　主持人：千家萬戶小生産像一條條小船，如何在汪洋大海之中，在市場經濟中間組成一個大艦隊可能就好一點。

　　姚景源：就是説要組織起來，所以我説過去毛澤東主席講對農民來説就是要組織起來，我想今天還是一個組織起來。只不過是我們過去我們用計劃經濟，用人民公社的辦法組織起來，現在我們要研究如何用市場經濟的辦法把他們組織起來。用市場經濟的辦法把他們組織起來，我覺得可以較好地解決千家萬戶小生産和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對接。

　　主持人：要想使得我們現在一家一戶，這樣小生産的方式組織起來，可能也就是我們前一段時間不論是學術界，還是很多的實際工作者大家討論的比較熱烈的問題，就是集約化、規模化、産業化的問題。我們注意到關於這個理論和實踐，在我國的很多地方不但在實行中間，可是特別是在農産品，比如説深加工、産業化、集約化規模方面，我們注意到實踐經驗考驗我們，實際上它很難有很大的一個效果，很多的這種規模化、集約化都是區域性非常強，在本省、本市、本鄉、本圖能夠做到，跨區域或者跨所有制形式的、跨組織形式就很難能夠做起來，這一點我們再放到國際上農業比較發達的國家比較而言，似乎差距非常大。

　　姚景源：我們講經濟的發展，之所以強調經濟的發展，因為經濟的增長很重要的一個標誌就是説它是社會化。目前由於我們現在千家萬戶小生産的狀態阻礙了社會化，影響了社會化的發展。社會化是來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在規模和集約的基礎之上，你只有有了分工才有規模，從而才能夠提高組織化程度。我看過澳洲的一戶小麥的種植戶，他種了很多土地了，比我們的農民要種得多得多了，但只有三口人。他在春天播種的時候，打一個電話就有專門的種子公司為他送種子。需要播種的話，他還是打一個電話就有專業的播種的隊伍去做。他需要除草，打一個電話可能會有飛機來撒除草劑，收購也是這樣。他這種分工專業化，生産已經是社會化，顯然他的勞動效率就會大大地提高。所以我是説我們農業的問題，當然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確實解決農民增收問題，要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産率。因為任何經濟增長都是依賴於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提高勞動生産率很重要的是要有分工、要有規模、要有集約，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要社會化和市場化。所以從這個角度説，我們也是按照中央一號文件關於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能夠使我們的農業在市場化方向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讓市場的力量能夠成為推動和解決我們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力量。

　　主持人：其實除了我們上面討論的問題，我們的記者在會場上也發現了這樣一位代表，他對三農問題從加強金融建設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朱玉辰是一位來自遼寧省的人大代表，這次他一共帶來4條建議，其中有一條就是關於通過農産品期貨市場的完善，來促進農民增收的。

　　人大代表朱玉辰：以往在我們國家主要是現貨市場，現貨市場對農民的指導的信號是過了時的信號。只有期貨市場可以看到未來價格的變化，那麼用未來的價格，指導他生産，那麼就是他能完全避免這種盲目性。那麼有了未來價格，再通過訂單加期貨這種方式，就實現了工業化的生産方式來用於農業生産，就是先訂貨後生産。這樣市場出來以後，不會出現供不應求，不會出現供過於求，對産銷雙方都是個穩定。

　　他説今後中國的糧食價格將逐步與世界接軌，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就會手足無措。所以市場價格波動風險需要一套相應的辦法解決，價格保險就是要通過期貨市場來實現。除此之外，在農業生産中遇到的自然風險就需要通過農業保險來防範了。我們的記者了解到，就在兩會召開前夕，我國第一家專業性的股份制農業保險公司——上海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經獲得中國保監會的批准，開始籌建。

　　主持人：朱玉辰代表提出這個建議確實值得我們研究，也是非常好的建議，大力發展農業保險、農産品期貨市場這樣的現代金融工具、金融市場來服務農産品生産。可是就像您剛才分析的，我們現在農戶形式是什麼呢？是一家一戶的手工業組織形式，要想讓整天忙碌在田間地頭的農民朋友去了解期貨市場的變化，去掌握農業保險的知識似乎有點不太現實也很難。

　　姚景源：那麼我們現在是農業的風險大於工業風險，工業生産只有一個風險就是市場風險。但是農業是兩個風險，一是市場風險，二是還有自然風險，所以對農業的風險如何能夠讓它得到規避、讓農業的風險能夠得到轉移，應當説是我們做好三農工作，解決三農問題很重要的一個題目。顯然讓農民承擔這樣兩大風險，是我們目前的農民不可能承擔得了的，所以要幫助他們，要想辦法。第二個方面，我是贊成是把一些現代的金融手段，各種現代的手段引到農業領域裏面來。比如説我們剛才説到期貨，現在美國芝加哥的穀物期貨市場對於整個美國的農業是起到重大的指導作用的，而且不僅是對美國農業，現在芝加哥的期貨市場對世界的農業都有很大的影響。我想像期貨這種現代的金融手段，包括其他一些市場的手段，都應當在我們農業這個具有無限發展的空間裏面去實驗、我們要鼓勵這些手段進到我們的農業領域，從而讓我們解決三農問題能夠有更好的成就。

　　主持人：可能通過金融市場、金融工具能夠進入到我們傳統的農業生産中間，可能也會大大地提高我們農業生産的集約化、規模化的水平。

　　姚景源：就是我剛才講了也有一個市場化的問題，我們想要解決三農問題很重要的是過去我們國家基本上是屬於由農業來幫助工業生産，我們是用剪刀差。這樣使工業得到迅速地發展，現在我們整個經濟發展到今天，應當説是我們完全具備以工業和城市反補農業。

　　姚景源：那麼城市對農業的支持對三農問題的貢獻，很重要的包括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這些能夠流動的元素。但是我覺得要流動的話，很重要的是通過一種市場化的辦法，使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能夠流到農業領域，從而使我們的農業問題得到更快解決。

　　主持人：要想通過促進人才、技術特別是資金往農業生産領域流動的話，可能很大的程度上要依賴於我們引進一些現代的一些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引進現代的金融市場.在這個市場中間，可能要想與我們田間地頭的農業生産直接挂起鉤，還需要我們中間層多支持,或者扶持建立一些直接為農戶服務的、同時又通曉金融市場、金融工具手段的一些社會組織形式。

　　姚景源：它是這樣的，就是説我們現在各行各業、方方面面，大家都要高度地來關注和支持三農問題。因為溫總理也講過，現在三農問題是我們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們整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民增收問題，它不僅是農民自身生活水平能否提高的問題，它是我們整個社會再生産環節能不能夠正常循環的問題，是我們擴大內需的基本方針能不能夠得到根本性貫徹的問題。如果説三農問題得不到儘快地解決，農民增收長時間的處於緩慢增長的狀態，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現在這種增長速度最終是要掉下來的。所以説從全面、協調和可持續性的角度來看，從我們新的科學發展觀的角度來看，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民增收問題，應當説是我們所有人、我們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要把它看做是重中之重，大家共同去關注它。

　　主持人：我想對於我們廣大的農民朋友來説，還是需要鼓勵大家，政府能給他們一定政策的支持、稅收的補貼等等，包括轉移支付，幫助他拓寬思路，使得他們能夠在田間地頭傳統的工業生産中間發揮創造性，多想一些自我發展的新辦法。

　　姚景源：當然我覺得三農問題最終的解決一方面是靠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的領導，靠我們一系列的強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