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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松岳解密浙江經濟活力的源頭——專訪原浙江省省長柴松岳（(2002年10月16日 22時09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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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中國實錄》報道組來到了浙江。來之前，一個同事從法國回來，送給組裏每個同事一個打火機，説是特地從法國埃菲爾鐵塔下買的。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浙江溫州生産的。而且全世界90％打火機都是從這兒生産的。説起來，我們每個人家裏多少都有些浙江的産品，像鈕扣、電源插座、服裝等等。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商品成了浙江經濟的主力軍。在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當省長肯定有些不同。今天就讓我們來聽聽浙江省省長柴松岳的切身體會。由此進入論壇>>
沈冰:我們都很奇怪，像浙江這麼一個經濟大省，為什麼不像其他地方一樣搞一些航空母艦，搞一些大企業大工業，為什麼就對這些小商品情有獨鍾?
原浙江省省長柴松岳:我覺得浙江的傳統文化，浙江的資源小省，還一個浙江在建國以後，國家就沒有大的投入。
沈冰:所以您的意思是好像有一點被逼出來的感覺。
柴松岳:對了，所以你聽我説，浙江人文化素質比較高，經商意識比較強。那麼再加上本身他投資成本又比較低，那麼這樣子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敲敲打打的用家庭作坊式的，就這麼開發一個商品，又抓住了當時我們國家短缺經濟的現實。
沈冰:而且像浙江的話它是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點，像紹興那邊有花旗布是吧，然後永康那邊是小五經。
柴松岳:對。
沈冰:非常非常出名，那麼我們記者在來之前，也是到永康那邊好好看了一下，然後了解了一下它現在的一些情況。
陸永江是個地道的永康人，他半開玩笑地説他是一不小心就做了老闆，開了公司。最早以保溫杯起家，1999年他去美國參加世界五金博覽會，一件東西觸發了他的靈感。
陸永江:當時有個小孩子，推著輛滑板車在騎在玩。我一看，這産品非常好玩，然後我就跟這小孩子説能不能讓我玩一下？玩的很過癮，當時我就決定要做。
花了190美金，陸永江把這個滑板車背回了浙江永康，他把滑板車的84個零部件仔細琢磨了半天，最後在10多個協作廠家的幫助下，小小的滑板車三個月就實現了本地化生産。
陸永江: 我的朋友説，你花190美金買有沒有市場?我説我不要賣190美金，我只要賣190人民幣就行了。
2000年陸永江帶著自己的滑板車參加了廣交會，在會上他的産品以35美元的價格一炮打響，外商紛紛定貨，在生産最忙碌的一天就能生産出兩萬多臺，用他的話説，一天凈賺一輛汽車的錢。船小好掉頭，精明的永康人以其靈活的生産方式緊緊地抓住了國際市場。與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家庭作坊式企業也要擴大規模，提高技術含量。永康市政府規劃了五金科技工業園區。
永康市市長樓朝陽：産業集聚度非常高，我們到園區擇優錄取，排隊錄用。
現在永康的地價已經相當與上海郊區的地價。但即便如此，要求入園的企業還是排起了長隊。鐵牛公司是一家由8萬元起家發展到目前總資産為2億多元的高新技術企業。去年投入了8000多萬元買了地，修建了新廠房。記者注意到，其中30%的土地都建成了綠地，光這一部分企業就要多負擔500多萬元。
鐵牛公司副總經理: 所以説非常值得。由於我們企業品牌上去了，企業的形象上去了，很多的信息都進來了。
永康三星門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周紅飛:以前是家家戶戶都在搞小五金，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大五金，走向世界。
浙江目前形成了鮮明的區域塊狀特色經濟，已有年産超億元的區塊500多個，其中樂清低壓電器、海寧皮革、嵊州領帶、諸暨襪子等年産值超10億元的特色産業區塊200個，區塊經濟總産值2001年底達到5990億元，約佔全省工業總産值的50%。
沈冰:體現出來小商品雖然小，但是非常非常靈活，是不是?
柴松岳:對了。我給你打個比方，歐洲統一了貨幣——歐元，新歐元它實際的紙皮比原來歐洲通用流通的又寬1.5公分。那麼新的歐幣一齣來以後，原來的錢包就不適應了，放不進去了。浙江人馬上發現了這個現象，立即組織生産，可以説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將一百多萬浙江錢包，投放了市場。
沈冰:原來的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低小散是吧，那現在新的模式，您會用哪三個字來形容?
 柴松岳:最明顯的現在我們是精了專了，精、專、高。我們現在提倡叫是工業園區，我們現在抓特色工業園區建設。
沈冰:我還聽到過一種説法，説浙江經濟有點像是一種小狗經濟。説其他地方的經濟，他可能是獅子經濟，或者老虎經濟。您同意這種説法嗎？
柴松岳:我同意。別的地方雖然很強，但是他是一隻老虎，或者幾隻老虎或者幾隻獅子。浙江如果是狗的話，它是一群狗，幾群狗，上百群的狗，這力量就強大了。現在我們浙江人考慮的市場是全球市場，全方位考慮。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想法應該是，既有獅子老虎又有狗。
沈冰:那是一個動物園。
柴松岳:就是説如果在市場導向下，能發展成老虎獅子我們大力扶植。
沈冰:其實我們説是小狗經濟也是個比喻，其實是説民間的投資非常活躍。那麼從浙江全省的情況來看，民間投資它到底佔多大的比例?有多重要的地位?
柴松岳:今年我們用於工業技術改造大概要達到900億左右。我們估計，民間資金達到或超過70％。
沈冰:我記得您在1998年剛剛上任的時候，好像是許下了一些諾言，還有一些心願是吧?那這些是不是您覺得也是您在任期之內應該做的事情?
柴松岳:對了,1997年我們基礎設施很薄弱，反應在還債的能力也很低。所以我覺得政府就是要從過去具體管企業，瑣碎的事物出來以後，要重視帶有基礎性的，導向性的，全局性的，甚至帶有決定性的，要考慮到這些問題了。所以我當時第一就是海塘。
沈冰:三門會議上，雖然説心裏沒有底，可是您決心下了很大。您還記得您當時怎麼説的嗎?
柴松岳:在會上我是豁出去了。你政府就是要拿出實際行動出來幫助我們辦實事。我説我是下了決心。
沈冰:多大的決心?
柴松岳:我説如果我任期內，浙江一千公里高標準海塘如果修不起來，我無顏面對浙江父老，也無法向老百姓交帳。
沈冰:那你準備怎麼辦?
柴松岳:我説那我就自願下臺，以謝百姓。
沈冰:差不多離那個時候，已經快五年了。您覺得您這個承諾，這個賭誓兌現了沒有?
柴松岳:完全兌現，而且超額兩百公里。今年9月6號，14級颱風登陸溫州，登陸的颱風的強度跟那次溫州1994年死了一千兩百多人的強度一樣。颱風一過去，第二天，我就趕到溫州去看了，這麼粗的電線桿全部都折斷，這麼粗的樹切掉。但是海塘因為標準高，雖然水進來了，海塘沒倒，安然無恙，經受住了考驗，經受住了14級颱風的考驗。
沈冰:這個海塘修的好，這個成效我們已經看到了。但是這麼牢固的海塘想必資金投入肯定很大?50億，50個億錢哪來？
柴松岳:中央給了我三個億，地方財政加起來的話大概一半吧。所以政府大概出了一半，還有一半就是社會集資，另外我們還採用改革的辦法，就是剛才我講的，用市場的手段出租，把出租來的錢我來修海塘。這個也籌集了很大一筆資金。另外我們這幾年，機關幹部集資，企業集資，那也集了不少。包括我本人三個月工資。
為什麼還有這種情況?可見我們政府的工作太浮漂，報喜不報憂。那次我是講了激動了，他們縣裏的縣委書記，縣長人大主任政協主任四套班子都在，我那時是拍桌子罵了一頓。
沈冰:現在情況怎麼樣?
柴松岳:我從那次回來以後，我跟我們省政府的幾位同志商量以後，就出臺了一個政府令，政府令是一種行政規章。我覺得扶貧，農村的最低標準生活要納入到法制的範圍。政府對那些困難群體不是可做可不做，不是恩賜，而是作為自己應盡的責任。誰如果説沒有做好，誰就失職。
沈冰:我們來這採訪的時候，我聽到了一句好像順口溜一樣的話。説是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走了一鎮又一鎮，鎮鎮像農村。這個村又像鎮，鎮又像村，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柴松岳:從好的方面看，浙江好像城鄉差別不大。但是又説城鎮像農村, 那麼從貶的方面看呢，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的發展標準低。城市化之後，第二個問題也説明浙江城鄉發展的規劃比較亂。
沈冰:我記得好像紹興也是這樣的情況，紹興是文化非常厚重，經濟也非常發達，但是呢城市的感覺也不是很濃，但是最近我們的記者也是在今天採訪之前，也去了一下那邊，看了一下那裏的情況。
崔桂友一家祖祖輩輩就住在環城河邊，由於位於城鄉結合部，環境臟亂差一直是他們的一塊心病。為了重現“烏蓬小畫船，白玉長堤路”的美景，2000年紹興市政府提出了經營環城河的概念。老崔漸漸發現自己的生活來了個大變樣，舊房子拆了，搬進了新村。同時環城河邊建起了寬敞的綠化帶和人文景點，就像自己家門口的後花園。
崔桂友:現在心情很開懷，現在燈亮了，樹綠了，晚上坐在石凳上聊聊天。
環城河的改造需要動用資金12個億，其中政府的財政投入不到4%。絕大多數調動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採用了土地有償使用的辦法。第一塊土地拍賣時，很多開發商並沒有在意其中的商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最早嘗到了甜頭。由於環境的根本改變，環城河周邊成了香餑餑，地價由原來的每畝30萬元上升到130萬元。周邊的老百姓更是得到了實惠，八個免費的公園就像珍珠鑲嵌在環城河上，成了他們休閒的好去處。
紹興市水利水電局工程師張堅：集城市防洪、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環保、文化、旅遊五項功能與一體，這是一個創造。
沈冰:實際上城市化的進程，它也是背後支撐的依然是非常活躍的民間的力量，市場的力量。
柴松岳:浙江有個很大的特點，這跟浙江人的思想觀念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浙江人往往民間他自己能辦的事情他都自己辦，他也不找人。譬如講，我們社會辦學校，現在社會辦醫院。
沈冰:那您覺得城市化最終的，您理想的一個目標是什麼?最後希望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柴松岳:城市化的目的提高城市的層次，總的層次，增加城市實力，加快城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增加了城市的水平以後，借用城市更好地起到輻射和帶動作用。最後解決城鄉一體化的問題，使我們浙江從城市到鄉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造福于老百姓。
1978年到2001年，浙江省國內生産總值平均增長13.1%，有124億元增加到6700億元，由全國第12位上升到第四位，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平均增長12.1%，由331億元增加到14550元，由全國第13位上升到第四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分別實際增長7.6%和8.7%，達到10465元和4582元，均居全國第3位。
在浙江採訪時，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政府不僅僅是管理者，還是服務者。看來市場的力量不僅為浙江經濟注入源源不斷活力，也對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經濟半小時》記者 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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