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文化的輸出與東傳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2日 13:56)

　　書院走向世界起始於明代。正統四年(1439)也即朝鮮世宗二十一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鑒中國宋代的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實為書院輸出的重要標誌。

　　書院是中國士人的文化組織，唐宋以來，它為中國的教育、學術、藏書、出版、建築等文化事業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思維習慣及倫常概念的養成等都作出過重大貢獻。

　　而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國外，為傳播中華文明，並促進這一文明與當地文化的結合，進而推進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中國書院制度向域外輸出的起始時間，目前尚難斷定。以今日疆界而論，唐代所轄有今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國部分領地；元代所轄有朝、俄、蒙及錫金、不丹、緬甸、泰國等國部分地區，明代有俄、錫、不、緬等國部分地區。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國，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轄曾有俄、蒙、哈、吉 、塔、緬部分地區，因為這部分地區處於當時中央政權的領導之下，皆有可能和內地一樣一體推行書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邊國家，自唐代派遣使節到中國以來，書院制度也隨時可能輸入。以上兩種可能，唯無確鑿材料證明，皆只能歸於存疑，可以不論。從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書院走向世界起始於明代。正統四年(1439)也即朝鮮世宗二十一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鑒中國宋代的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實為書院輸出的重要標誌。

　　海外書院的分佈範圍，主要是東亞、東南亞這一中國文化圈內。如朝鮮半島，歷史上曾有過六百七十所書院。日本書院也很多，僅筆者所知就有刀江書院，明治書院，開明書院，汲古書院、高桐書院、東方書院、日光書院等等。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明誠書院 (1729)，馬來西亞檳榔嶼的五福書院(1819)，南華書院新加坡的萃英書院(1854)、養正書院 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聖家書院(又名文華書院)創建(1732)，在美國舊金山有大清書院創建。如果説書院在東亞、東南亞流傳是因為傳統的東方文化的培植，那麼它在歐美的立足則説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們可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海外書院的創建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寓居海外的華人，這些人因為僑居異國他鄉，在異族文化的氛圍中，常有一種飄浮無根之感，對母體文化有一種執著的依戀，於是就興辦起很多以傳播中華文明為首務的華僑書院。

　　海外絕大部分書院的創建則是外國人，這些外國人之所以移植中國書院于其國土之上，概而言之，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將其視作一種傳播文化的管線；而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它本身也成為當地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鮮半島和日本。在朝鮮李氏王朝四百餘年間的經營，使書院遍佈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鮮一千元的紙幣上還印著陶山書院圖案和在院中傳播朱子學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畫像。在日本，江戶時代稱作書院的學校就有佐賀藩多久邑的鶴山書院、多度津藩的弘濱書院、大溝藩的騰樹書院、大洲藩的止善書院、大阪的德書院、和田藩的育英書院、弘道書院、時習書院、崇德成章書院、溫故書院、博文書院、尚德書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學之外，書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強化，前面我們提到的刀江、明治等幾所書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圖書的書院。如東京明治書院，從其院名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創立於當時中國清代後期的明治時期(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過島地大等人的《天臺教學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漢文 學史的研究》一書的增訂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東京善鄰書 院作為一所歷史悠久的中文學校，則以傳承中國書法為重要任務。書院的創始人宮島大八，光緒年間留學中國，追隨某師張裕創遊學保定蓮池、武昌鹿漢、襄陽鹿門等書院共八年(188 7-1894)，深得其書法之道。回國後在東京創建書院，致力於中日友善事業和弘揚其師技法，終成日本一大書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鄰書院曾組團到北京、保定、武漢等地進行張氏師生書法藝術展覽。1986年8月，日本的上條信山和中國的啟功先生還在蓮池書院合作創造了“張裕釗宮島大八師生紀念碑”。1987年4月，裕釗重孫張瑞嫻女士又在東京設立“張裕釗宮島大八紀念室”，續寫中日書院書法技藝交流新篇章。

　　外國人移植中國書院的另一個原因是想將其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線，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聖家書院。聖家書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國學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國人則稱其為文華書院，它的創始人是馬國賢(1632-1745)。馬國賢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會(一作傳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達澳門，次年奉召北上，以畫家身份進宮，成為中國皇宮畫師，以長于雕琢繪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熱心傳教，並主張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為羅馬布教總會設立了第一個機關。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請求辭職回國，得到批准之後，遂于十月(1723.11)帶著谷文耀等四名中國學生西行返國。回國八年之後，他終於徵得羅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創建培養中國人的書院，自任總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為止，可謂將畢生精力奉獻于書院建設。

　　書院最初以專收中國留學生為目的，後來兼收有志到遠東傳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經費由教會負責，學生畢業後授予學位。書院自創辦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沒收，歷時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後總招收中國學生一百零六人，其中還不包括186 8轉學的三人。據記載，同治(年)以前中國赴歐洲留學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後去的十八人)在該院肄業，佔這一時期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一，餘下的 百分之十幾則散居意大利羅馬、葡萄牙裏斯本、法國巴黎等地的學校。從以上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聖家書院在早期中國留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與聖家書院類似的還有日本東京的亦樂書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緒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創建、專門接納中國留學生的教育機構。其時日本已經完成學習西方的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並剛剛將大清帝國打敗(1895)。甲午戰敗，使中國知 識階層普遍感到非學習西方開始近代化進程不可，同文同種的日本自然成了當年中國人學習 西方的榜樣，他們紛紛東渡扶桑，開始了救亡國圖存的探索。亦樂書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 運而生的，它是中國人透過日本人學習西方，以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機構。當時留學“東洋”的中國人很多，類似這樣的書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茲以東亞同文會創辦的東京同文書院為例，介紹此類書院的運作情況。

　　 東京同文書院當時制訂了“章程”，分名稱、宗旨、體制、肄業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條 。書院以“專招清國留學生，授以各專門學校預備之課程”為宗旨。設院長、總教習、幹事各一員，學監、書記若干員，共同管理院務。學制二年，每年分三個學期。課程有修身、日語讀法，日本語會話、日本文法、算學、英語、體操、翻譯、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等科 。考試分學期、學年、卒業三種，每科成績以一百點為準，每學年“統將學期點數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點以上，總算均平得六十點以上者則為合格。否則落第”，學費、雜費皆由學生自負。以上這些規定，皆類近代中國學校之制，海外書院對中國學制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

　　走出國門的書院，從本質上講，只是這一制度的輸出或者説移植，它和本土的學院血脈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變，但由於受移植時代、移植地區、移植人及其移植動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和本土的書院又有著很多區別。一般來講，這種區別依其大小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在華僑聚居區，由華僑創建的書院因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僑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書院沒有太多區別。在中國文化圈內的東亞地區，處在吸收中國文化的時期，其所創建的書院，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本土人看齊，但又不乏特點，如韓國書院的注重祭祀、日本書院的強調刻書出版等。而當這些地區轉而學習西方時，它為中國留學生建立的書院就與當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響的學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東京亦樂書院就是這樣。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書院，如意大利的聖家書院(文華書院)，它的建立是為學習西方文化的中國人提供服務，其內容形式離中國本土書院的距離相對來講就要遠一些。

　　在中國書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東國”朝鮮處於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貢獻。

　　來源：長江文化

責編：蔡麗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