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與中國古代科舉的不解之緣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2日 13:52)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唐玄宗開元元年（717年），將原有的藏書機構乾元院更名為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此書院是皇家編、校、典藏圖書的地方，類似于皇家圖書館，不是教學機構。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書籍越來越多，供個人藏書、讀書、治學的私人書院逐漸出現。這些書院開始了授徒講學的活動，一種新的教育組織形式出現了。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官學衰微，隨著明經科地位的下降，經學教育不受重視，而進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們日益重視讀書作文，並興起了隱居讀書、習業山林寺院的風尚。受佛教禪林寺院的影響，一些有識之士在山林勝地創辦了書院。由於禪林大師講經説法，四方僧徒、信士雲集於此，這些私人藏書、讀書的書院逐漸演化為學者講學授徒，士子讀書求師並進行學術研究的專門教育機構，具有了學校性質。

　　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還用於征服南方仍在割據的地方政權，無暇顧及文化教育，官學幾乎沒有什麼發展，後周遺留下來的國子監不過是一個空架子，而散居於草野之中的讀書人，由於國家地初步統一和安定，又産生了強烈的進身要求，希望通過讀書獲得功名。書院在這種歷史契機下興盛起來，形成我國書院教育的第一個高潮，出現了著名的“宋初四大書院”。此後北宋因官學興起，書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學代表人物恢復了一些書院的教學活動，並親自講課，指導生徒，使得書院又有了迅速的發展。

　　元朝，政府對書院採取了保護、提倡和加強控制的政策，使得書院一方面在數量上得到發展，遍及于全國許多地區；另一方面由於政府任命書院的教師，控制書院的招生、考試及學生的去向，政府撥學田給書院，使書院官學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許多書院甚至已經完全被納入了地方官學系統，與路、府、州、縣學校一樣，成為科舉的附庸，喪失了書院淡于名利，志在問學修身的初衷。

　　科舉取士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學習的積極性，“讀書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讀書備考。來書院隱居讀書的人有的重視講學修心養性，有的是借隱居讀書以博得高名，走“終南捷徑”，待中央及地方長官辟用。而更多的則是為了讀書提高以求應舉入仕。李頎《緩歌行》説：“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穎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士子十年閉戶苦讀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通過科舉踏上仕途。

　　明清兩代書院繼續發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毀廢書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書院的迅猛發展，單就數量幾乎已遍及全國。明清的統治者，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使書院由私學蛻變成了官學，被納入了科舉系統。

　　時至清末，書院和科舉一樣不適應社會的變化，戊戌變法期間，人們在改革科舉的同時，也把批判矛頭指向書院。光緒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發佈上諭，重申改書院為學堂，從此書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礎。作為科舉的附庸，1905年當科舉被宣佈廢除後，書院也徹底消失。

　　綜觀書院的歷史，我們發現書院的發展幾乎與科舉的變遷同步，唐中期，科舉制經過初唐的草創，達到更為完備的時候，書院産生了；宋代是重文輕武，進士備受榮耀的歲月，書院興盛；清代，科舉窮途末路被廢除，書院也同時結束。書院因科舉盛而興，因科舉衰而亡。

責編：蔡麗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