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與文化的淵源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2日 13:31)

　　書院是傳承文明，傳播思想和文化的載體，它不可能不和文化有難解難分的姻緣關係。縱觀其書院的發展史，無論是從其數量還是從其質量上看，長江流域的書院都大大高於黃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書院為例，除嵩陽書院和應天府書院屬河南境內外，其餘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茅山書院、石鼓書院全在長江岸邊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內，這不得不使我們追憶起中國文化史上的兩次遷移。

文化南移的表徵

　　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翻閱中華民族的歷史，距今5000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在黃河下游兩岸生活，他們以捕魚、狩獵、採果為生，經過母系社會，漢族生齒日蕃(繁衍)于黃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先民們就告別了茹毛飲血，赤身裸體的時代。這個時期經歷了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個時期，史稱五帝時代。先民們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産方法由漁獵進步到畜牧，創造了奴隸社會燦爛的文化。到了商代，我們的祖先移居到黃河中下游，這裡氣候溫和，植物繁茂，生産方法已由畜牧業進步到農業，並開始了定居生活，文化與教育在先民的實際生活中産生。生活是學習，勞動是學習，長者，父母就是教師，獵場與田野就是學校，文化教育與生産生活水乳交融。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正向封建制過渡，戰國七雄都在企圖吞併其它六國而統一中國。這時各種矛盾縱橫交錯，尖銳複雜，迫使人們醞釀、討論，並且儘快做出答案。於是各階級、各階層的思想應運而生，他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代表著不同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提出各種各樣的治國牧民方略，從各方面進行理論探討。各學派之間非但政治觀、自然觀上截然不同，在道德觀、教育觀，以及對知識分子態度上，各是己是，非人之非 。他們之間激烈的論爭，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滲透，從而促進了各學派的進一步發展，繁榮了學術。這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洛陽為中心，方圓五百里為半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爭鳴豐富了教育理論，促進了教育理論的發展，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有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莊；法家有商、韓、李，他們都有很多論著。其中《論語》、《墨子》 、《孟子》、《荀子》、《管子》、《呂氏春秋》等，都蘊含著深刻豐富的思想內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燦奪目的奇葩。

　　可以説從東晉開始，經濟格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長年征戰，北方破敗不堪，南方沿海各國卻有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長江流域一帶，楚、越、吳等地都有了較大的發展，過去南蠻的荒蕪之地一派欣欣向榮景象，到了十二世紀，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進一步強化了封 建經濟南盛北衰的格局。這种經濟重心的轉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藥對於軍器製造，指南針對於航海，活字印刷術對於文化教育一樣，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五代相對活躍，多極化發展和兼融並存的文化思想形態隨著經濟的南移開始注意南方，絢麗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隨著經濟的南移，開始向南移動。加之楚文化的興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現 ，楚辭、繪畫、詩詞、歌賦、建築與園林藝術在長江流域有著不同程度的發展，促使文化開始向南移動。從東晉開始的“文化南移”現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經由黃河中下游移到長江中下游，這種文化重心的變遷至南渡以後完成。

　　從西晉、東晉到北宋，南宋，書院是文化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江兩岸，地肥水美，氣候溫暖，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沿江的商賈之事也日逐昌盛起來。隨著經濟的繁榮，沿江出現了一個個熱鬧非凡的港口和繁華的城鎮，人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文化教育事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加之長江兩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開始在大江兩岸興建書院，教育子孫，傳承文明。經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的變遷，長江流域共産生了一千多所書院，不僅從數量上大大高於黃河流域，從質量上看，中國著名的書院也大都建在長江中下游地區。

　　這種文化南移的結果是繁榮了長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業，促進了社會的文明和國民素質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狀元為例，長江中下游的狀元共有八十九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區不過二十五名，還是封建皇帝為了照顧那裏的情緒而特賜的。從東晉開始至今，經過文化的兩次南移，長江中下游經濟文化始終長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漢、重慶成了著稱於世的繁華都市，中國各大學派、流派也以長江兩岸為中心分佈開來。 直到今天，還可明顯看到，我國南方的高校明顯多於北方，名牌大學比比皆是，文化名人不勝枚舉。甚至連今天揪動億萬中國人心肺的高考，考生不僅從數量上，從分數上也明顯高於 北方，錄取的考生從比例看，南方也高於北方。文化南移現象是客觀在的，至於文化南移與書院興盛的直接聯絡以及文化南移所造成的南盛北衰的奇特結果，應該説是中華民族在自 身的發展過程中，透過經濟的南移，以經濟為基礎的文化也開始發生演變，以一定經濟和文化發展為基礎的書院教育自然順應時代的變遷，在長江流域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宋明理學的昌熾

　　宋代教育，盛況空間。“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學生總數之多，有時竟達16.7萬多人，確實“視古無愧”。史稱：“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這種人才輩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學改革 ；二是與宋明理學的昌熾不無關係。理學又名道學，它是以儒學作為精神主體的，所以現代中國和西方學者往往將它稱之為“新儒學”。儒學經歷過先秦的初瀾期之後，在漢代掀起了第一次經學化高潮，對先秦儒學進行了改鑄，使之更接近於宗教。其後，隨著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儒術獨尊的地位動搖，尤其是魏晉玄學的興盛，使儒、釋、道三教並立、並尊的局面確立。隨著封建一統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張“三教歸一”，唐韓愈主張“恢復道統”。道學之名淵源於韓愈的道德説，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學以仁義為本，承儒道的精神顯然無疑。

　　理學家們撇開漢儒，直承古聖的思想，與韓愈十分類似。理學家構建了一套鎮密的哲學體系，跳過韓愈，“讀夫千載不傳之”(朱熹語)直承“思孟學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學觀念 和辨證思維方法，可以發現，他們與佛、老的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在理學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學的主源外，對釋、道影響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學是儒學復興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學的開山鼻祖是周敦頤，以“太極圖説”名世，弟子程顥、程頤襲其衣缽並加以發展，創 “理氣説”和“居敬窮理説”。及至南宋，陸九淵發展了“大程”的主觀唯心主義傾向；朱熹發展了“小程”的客觀主義傾向，並集前代理學之大成，成為著名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 。從純粹哲學的角度劃分，宋代理學可分三類：以“理”一元論；以“小程”朱熹為代表。“氣”一元論以張載為代表。“心”一元論，以“大程”和陸九淵為代表，明代王守 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見，“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的流變與對立已初見端倪。客觀地説，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的對立，只是同一個儒學立場上的有限度的對立，有類於今文經 學與古文經學的對立，並非真正的水火不容。自南宋末年始，歷經元代和明代早中期，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推行的思想，成為法定的一統化的意識形態，並滲透到國民文化心理結構之中。而作為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周敦頤、張載、程顥、程 、朱熹、陸九淵和王守仁，個個都 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學説，他們將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三者融為一體，無一例外地積極地參與了書院教育這一冶煉工程，書院名副其實地成了他們向生徒們傳道授業和弘揚學術的載體。其中以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最為突出。

　　朱熹自登進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總計做官不過10年，其餘則全為私人講學，他是一個一輩子熱衷於教育的大學者，一位踐履篤實的教育家。他的教學實踐場所幾乎遍佈宋口大書院，其中，以白鹿洞書院時間為最長，其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欽佩。朱熹的“復性 ”教育作用論，“醇儒”人格模式的設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論，“窮理”的知識教學論，以及“朱子讀書法”都對後世産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至於陸九淵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歲來南康訪朱，並登上白鹿洞書院的講臺，主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朱熹將此講義刻于石碑，以警後世；44歲赴國子學講《春秋》，其後一邊為官 ，一邊講學。後者也十分重視教育工作，曾建龍崗書院，主講文明書院，並修復了濂溪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還利用手中的行政權發佈告諭，制訂鄉約，開辦社學，實施鄉村教化工作；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國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題，對後世也有深刻影響。

　　可以説，宋明理學的昌熾促進了書院教育的發展，而書院教育的發展對於弘揚宋明理學，傳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考據學派的復盛

　　清入關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氣節的前明知識分子，不與新政權合作。為鞏固政權，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滿人統治者急需大批文官來管理朝政，於是 他們籠絡漢人，收賣人心，採取了一些懷柔政策來收買漢族知識分子。對於名聲較大的前明文人，他們多次“書徵”，裝扮成“禮賢下士”的面孔；對“山林隱逸”，他們特設“博學鴻詞科”，以誘騙漢族知識分子參與朝政，其對書院“官學化”的管理也是基於此種指導思想。但最初努爾哈赤對明末知識分子深惡痛絕，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對俘虜中的知識分子，“盡行處死”。後來，對知識分子又愛又怕，又想到利用他們為政權服務又害怕其思想活躍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書院官學化，極力培植適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大設“文字獄”，動輒因文字問題屠殺知識分子。

　　康熙、雍正、幹隆三朝，便有莊廷、戴名世、查嗣庭、陸生楠、曾靜和呂留良，謝濟世 、胡中藻之獄，涉及面廣，捲入者眾多。如康熙初，莊廷得大學士朱國楨著《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書》。清政府得人舉報書中有的思念明朝的民族感情，遂將莊氏剖棺戳屍，殺絕全家，並且株連作序者，補校者，刻印者，直至銷售人、買書人，此案殃及江浙一帶漢族名士，處死者多達70余人，發配充軍不計其數。又戴名世《南山集》一案，處以極刑者多達100余人。清統治者還以“聯想”、“影射”給知識分子定罪。雍正時禮部侍郎查嗣庭 任江西鄉試考官，出《維民所止》試題，被舉報“維止”是要去雍正之首；幹隆時胡中藻督學廣西時出了《幹三爻不象龍》試題，被舉報諷刺皇帝；詩人徐駿因著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之句，被舉報影射滿清愚昧；學者濃德潛《咏黑牡丹》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舉報詛咒滿清，懷念故明，均以莫須有定罪，勿須過堂就格殺勿論。

　　在如此高壓之下，漢族知識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蟬。學者“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遠離政治，“家有知慧，大湊于説經”，以復古求真為手段。加之滿清皇帝以為此與統治無礙，遂大加提倡，將知識分子的畢生精力吸引到編纂古籍上面來，從而為“漢學”的復興，“幹嘉學派”考據之風的盛行提供了溫床。滿清幾位皇帝對於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視，在他們的倡導下，大批知識分子轉而學術復古，考據之風盛行，在古籍的編纂與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績。如從唐熙時期開始，就編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幾部大型叢書；幹隆時期編纂的有《續通志》、《 續通典》、《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皇朝通考》、《大清會典》，影響十分巨大的《四庫全書》就在此時完成的。《四庫全書》從幹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開館編修至 幹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歷時10年，共收書3503種，計8900余卷，裝訂成書36000 余冊，分經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歷史文獻，這是考據學派復盛的直接後果。

　　清代書院，受總的政治氣氛與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響極大，書院逐步官學化，受政府遏制，幾近沉寂，書院特質基本消亡。滿清政府為防止“東林書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大清會典儒學學規》)。同時，為表“開明統治”姿態，表示對書院教育的不無關心。順治十四年，順治帝同意修復石鼓書院，但這只不過裝點太平盛世之舉，實質上從清開國後的90餘年，書院一直處在被禁或停滯的狀態，

　　除去考據之風帶來的文獻古籍的豐碩成果之外，學術研究，書院教育幾乎就沒有什麼發展。

　　來源：中華長江文化大系

責編：蔡麗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