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中曾説：“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羅素：《中西文明比較》，引自《一個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年。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應是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基本形式。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在他逝世前曾提出，應把“理解”擴展到“廣義對話”層面。正因為“理解”被提升到“廣義對話”，主體與對象（主觀與客觀或主與賓）才得以從不平等地位過渡到平等地位；反過來説，只有對話雙方處於平等地位，對話才能真正進行並順利完成。參見潘德榮：《伽達默爾的哲學遺産》，香港《二十一世紀》，2002年4月號；于奇智：《哲人的人文化成》，香港《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此前，法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也曾提出了“交談倫理”的原則，他把以保障對個人尊重的平等權力稱為“正義原則”，把要求個人有同情和尊重他人的義務稱為“團結原則”，這樣對話才有可能進行。參見樂黛雲：《文化相對主義與比較文學》，《跨文化之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進入上個世紀末，中國學者為了更好地與西方進行學術文化交流，提出應把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作為不同文明之間交流和對話的原則。參見湯一介：《“和而不同”原則的價值資源》，加拿大《文化中國》，1995（4）。這種在不同文明之間尋求的對話、交流已經成為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及不同國家與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合和相互吸收的要求，是眾多學者的共識，有利於世界各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重大的外來文化影響中國文化的進程，而這兩次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可以説是在不同形式的“對話”中進行的。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紀以來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外來文化的傳入可以説是自16世紀末，特別是自19世紀中葉西方文化的傳入。上述兩次外來文化的傳入，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説每一次都使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

　　文明對話序印度佛教（包括它作為哲學思想）傳入中國大體上説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①由西漢末至東晉，佛教首先依附於漢代方術（道術），到魏晉又依附於魏晉玄學。②東晉後，佛典翻譯漸多，且系統。已見印度佛教與中土文化之不同，而引起兩種不同文化的矛盾與衝突，並在矛盾衝突中相互影響和吸收。③自隋唐以後，印度佛教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文化，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同時中國文化又深深地改變著佛教文化的形態。特別是在儒、道兩家的影響下，形成了若干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天臺、華嚴、禪宗等。自此以後，佛教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至宋，批判地吸收佛教思想而形成了新儒學（即宋明理學）。中國文化並未因吸收印度佛教變成印度文化，恰恰相反，是印度佛教文化為中國文化所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國的全過程都可以説是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中實現的。

　　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發生影響是在16世紀末，當時傳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穌會的一些學説。至清初，因禮儀之爭，西方文化的傳入有所中斷，而至19世紀中葉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國。自此在中國存在著長達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爭，而這種文化上的爭論也應被視為一種對話的形式。百多年來，在我國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爭，實際上也就是所謂“全盤西化”和“本位文化”之爭。當前，我們應該拋棄把“中”與“西”和“今”與“古”對立起來的觀點，走出“中西古今”之爭，在“中”與“西”和“古”與“今”之間展開平等對話。

　　從中國近代史上看，把西方哲學最早傳入中國、最有影響的應該説是嚴復，他翻譯《天演論》等書，其進化論思想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哲學觀念，可以説他是介紹西方哲學到中國來的第一功臣。其後，西方哲學的各種流派先後進入中國，影響著中國哲學界。（這有點像由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印度佛教的大小乘，經、律、論的各種思潮傳入中國的情形一樣。）從20世紀初起，“中國哲學”的建立可以説是從研究“中國哲學”的歷史入手的，先是出版了若干種《中國哲學史》，其中可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為代表，以證明自先秦以來中國就有自己的哲學。這説明，中國學者自覺地把“中國哲學”從“經學”和“子學”等分離出來作為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了。自30年代初起，中國哲學家在吸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若干現代型的“中國哲學”，先有熊十力和張東蓀，後有馮友蘭和金岳霖等。但是，無論是熊十力、張東蓀，還是馮友蘭、金岳霖，他們都是在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建構其現代中國哲學的。

　　1949年後，由於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中國傳統文化許多重要方面被否定，這仍可説是一種有著濃厚政治色彩的“中西古今”之爭，致使中國哲學出現了斷層。“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由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自80年代起，西方哲學各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國，這不僅打開了中國哲學界學者的眼界，而且給中國哲學界多角度研究中國哲學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照係。這真有點像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印度佛教大量傳入中國一樣，再次大大地衝擊著中國的哲學界。進入21世紀，中國哲學應如何發展？這當然是眾多中國哲學家（或者中國哲學工作者）所十分關心的問題，但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例如最近有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我認為，再用一句現在時興的套話：“與世界接軌”。現在中國哲學的發展很可能會像唐朝時期那樣出現眾多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一樣，出現若干中國化的西方哲學的流派。例如我們也許應該在學習和消化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中國化的存在主義、中國化的現象學、中國化的解構主義、中國化的後現代主義、中國化的詮釋學、中國化的符號學，當然還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我們應從照著他們講發展到接著他們講，如果中國哲學界真能如此，我想至少對中國哲學的發展在兩個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我們不僅是單方面地吸收西方哲學，而與此同時使中國哲學加入到西方各派哲學之中，這樣可以使西方哲學增加若干中國哲學的資源，豐富西方哲學的視野，並使中國哲學與當今世界哲學的主流接軌。另一方面，在創建中國的現象學、詮釋學和周易符號學等等之中，提升中國哲學的內涵，把中國哲學引入到關注世界哲學發展的主潮之中。當然我們在創建中國化的現象學、中國化的詮釋學等等的同時也要發展不同派別的現代新儒學，或者創建現代新道家。這也就是説，我們建設現代中國哲學不僅要接著宋明以來的理學傳統講，而且要接著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現代型的新儒學等等來發展中國哲學。但是，無論現代新儒學或現代新道家都必定是經過西方哲學洗禮的現代中國哲學。也就是説，也許現代中國哲學將可能是一方面接著當前西方的主流哲學派別講；另一方面接著由中國自身哲學傳統發展出的現代型的中國哲學講，以推進中國哲學的發展。當然，這些都必須在與西方文化及其他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中來實現。中國有長達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學不會因為受到當前的西方強勢哲學影響而失去自我，它的生命力應該正是在大力地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中來壯大自己的文化。

　　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西古今”之爭應該結束，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各有所長，而且事實證明目前中西哲學已在對話中相互吸收著。中國哲學因吸收了西方哲學，而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學者（如海德格爾、哈貝馬斯、弗朗索瓦于連、恩巴托艾柯等）都先後把目光轉向中國，希望從中國哲學中得到某些啟示。同時，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人類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軸心時代，而“新的軸心時代”必定是回顧其文化源頭、傳承其文化命脈、會通古今之精華的新時代。中國哲學正處在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會的轉型期，如前所説，它一方面在創建著西方強勢文化中的中國化的種種哲學流派；另一方面也在吸收著西方哲學（和其他各民族、各國家的哲學）中更新中國的傳統哲學，創造著新的現代中國哲學（如現代新儒學，或者現代新新儒學，現代新道家以及現代新佛學等等）。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和西方學者、其他各文化傳統的學者在交流與對話中實現。

責編：費溢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