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的經歷似乎在證明，中國農業經濟學家的地位，依賴於農業在國家政策中的地位。

　　2005年3月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國兩會閉幕後答記者問時，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所説的一句話：世界大多數人是窮的，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麼你就會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世界上大多數窮人靠農業謀生。所以如果你懂得了農業，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

　　溫家寶的一席話，使窮人的經濟學和窮人的經濟學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早在1998就寫過《窮人的經濟學：農業依然是基礎》。他是中國經濟學家中少有的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研究窮人的經濟學的人。

　　蔡昉笑言，自己是一個被鎖定的農業經濟學家。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熱點入手，通過把最現實的問題與一系列發展經濟學的主題聯絡起來；或者説從具體的問題研究起，逐漸形成自己對農業和農村的經濟學理解，是他從事經濟研究的基本脈絡。在轉軌中國，蔡昉從“三農”出發，逐步關注到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帶動下，遷移到城市中的農民工以及在國企改革中下崗的城市貧困人口，繼而延伸到對中國發展戰略和改革路徑的探索和研究。蔡昉的研究路徑似乎是舒爾茨觀點的很好詮釋和演繹。

　　少時農村體驗

　　蔡昉是北京人。作為農經專家，蔡昉的農村經歷是少時在山西農村的讀書生活，以及青年時在北京郊區順義縣的插隊生活。

　　“文革”中，蔡昉的父親在山西某小鎮中學教書。在小學的最後一年，蔡被送到了這裡。他的同學大部分是農家子弟，而在與同學的親密接觸中，他開始參與到農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桿，每日放學後，邀上三兩知己，一起到很遠的野地裏去割草，很有些五湖四海、交遊天下的感覺。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農村，什麼都不懂。蔡昉記憶中清晰記得一件事：在田野裏，蔡昉看到一個相識的孩子趕著驢車得意颺颺地從同學們面前經過。於是蔡昉問周圍的人，那是他家的驢？沒想到引來哄然大笑。笑過後，有人告訴他：“那是生産隊的驢，家裏是不可能有驢的。”蔡昉説，這是他關於所有制的第一個概念。

　　高考時，由於中學老師的指點，蔡昉選擇了農業經濟係為第一志願。他對此的解釋是“因為當時公佈的專業目錄中沒有工業經濟之類在城裏幹的建設事業”。於是，蔡昉“就上了這條船”。大學時期，蔡昉對農業經濟學並沒有産生特別的興趣，轉折來自讀研究生期間，他考入被稱為政府智囊機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蔡昉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學家群體是中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是以直接參與經濟改革爭論的方式進入經濟學殿堂的。個人的職業生涯與改革發展相吻合，使小人物有機會參與了大改革。

　　到農村調研

　　在蔡昉1978年考入大學時，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影響巨大的事情。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包産到戶”的農業經營新體制形式的探索。這種體制最後被表述為家庭聯産承包制。這一變革被認為極大地釋放了中國農村的生産力，並且被普遍視為中國改革的發端。

　　但是隨後幾年，人們沒有想到，這種農業生産積極性的高漲和農業産量的大幅度增加，卻出現了“賣糧難”、“賣麻難”、“賣魚難”、“賣水果難”等等短缺條件下的産品流通阻礙，而且越是當年難以溫飽的貧困地區，這種現象越嚴重。

　　1982年，正是蔡昉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的第一年。是年假期裏，蔡昉和其他幾位同學受當時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委託，前往安徽、江蘇進行“賣糧難”調查。這是蔡昉第一次專業性調查研究，也成為貫穿其研究生涯、獲取最真實信息的重要方式。

　　調研中，他親眼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農民，僅僅因為包産到戶這樣簡單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勞動表現，從而根本地改變了他們自己的命運——中國農民的命運——中國的命運，感受到了勞動積極性的力量，以及調動這種積極性的制度力量.

責編：費溢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