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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雪過後》調查手記 |
拍攝日記
攝像師王忠新
世紀之交,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襲擊了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一時間災情成為全國各界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作為全國最大的電視專題新聞欄目,《新聞調查》理應成為災區報道的主力軍。
據氣象預報,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災區將在元月二十三日(除夕)有一場大暴風雪。不知這場暴風雪將對遭受了雪災的牧民又是怎樣的打擊?為了能夠真實地記錄這次降雪給牧民帶來的災難以及牧民們抵禦暴風雪的能力和精神,《調查》製片人賽納立即抽調人馬組成攝製組。為了保證攝製組在惡劣的條件下順利拍攝,從物質上作了充足的準備。租用超低溫下用的海事衛星電話,購置專為去南極定做的棉褲和七個千瓦的發電機,像這樣武裝一個攝製組,在《新聞調查》尚屬首次。你再看看辦公室姚大姐和孫遜一趟趟那個忙勁,買了這個買那個,生怕我們到了災區凍著、餓著,從寒痛樂到口香糖,可以説是應有盡有,還有製片人那一個個與災區各方的聯絡電話,足以看出對此次報道的重視程度。
元月二十一日(農曆臘月二十七)
下午,由徐濤、董倩、陳強、李宏衛、張天賀和我一行六人組成的攝製組坐著由王瀏祥老師開的金盃麵包車起程了。由於春節即將來臨,我們這一走,無疑將在遠離親人的茫茫雪原上過新世紀的第一個春節了。對於我和陳強來説,都是老同志,少在家過一個春節也習慣了,對於董倩、徐濤、宏衛這些平時不是妻子守著丈夫、就是丈夫呵護著妻子的人來説,春節期間臨時離開幾天也無所謂;但是,對於年輕的張天賀來講,平時兩地分居,好不容易妻子從珠海專程來看他,可他又要出征去內蒙,這種以事業為重的精神的確令我們感動。
出發時,製片人賽納和當時還是執行製片人的張潔站在車門口親自為我們送行。特別是在關車門那一瞬間,看到對我們寄予的那種目光,更加感到此行責任之重大、任務之艱巨。因為,以我們的想象和我們所作的巨大努力,我們是準備到重災區尋找到至今仍被困的災民,然後由我們將他們營救出來,記者撲上前去與災民緊緊擁抱在一起;然後,當我們帶著受災的牧民突圍時,又一場暴風雪席捲而來,於是我們也被圍困在大雪之中,迷失了方向;一天一夜後,我們終於用海事衛星電話與組織上取得聯絡,隨後,一架直升飛機將我們營救了出來,而這一切都被我們用攝像機記錄了下來。你想,這將是多麼感人和生動啊!
雖然,我們是放棄了在除夕與家人團聚的機會,奔赴內蒙古雪災現場,但我們每個人的精神卻非常之飽滿、鬥志非常之昂揚。車剛剛駛入三環路時,坐在車中間的董倩忽然問大家:我們這是去哪兒啊?大家一聽先是一楞,接著便是哈哈一場大笑,同時對她説:“去內蒙古啊”!
我們的第一站是張家口,這裡的氣候和溫度與北京沒有太大差別。
元月二十二日(農曆臘月二十八)
早上七點,離開張家口時,我用溫度計測了一下,溫度是零下十度。
車到張北後,透過車窗看出去,地面上蒙了一層薄薄的雪,明顯地感到了一絲寒意。進入內蒙古地界後,公路兩旁已是白茫茫一片,我們的心裏也多少有些激動,儘管那高高的太陽透過車窗照在大家身上暖洋洋的,但畢竟是讓我們看到了一望無邊的茫茫雪原,我們仿佛也看到了牧民和羊群在暴風雪中抗爭的場面。大家急於到達災區的心情也更為迫切。
車又行駛了兩個多小時,昏昏沉沉的我們睜眼往車窗外一看,展現在我們眼前的雪非但沒有想象中的越來越厚,相反,有許多地方露著黃土和泥沙。看著這一切,宏衛有些失望了,大家在情緒上多少有些悲觀,因為,這樣的情景離我們想象的差得實在是太遠了。車進入錫林浩特市以後,乾淨的街道和平靜的人們更無法讓我們把這些與雪災聯絡到一起。
在錫林浩特市,宣傳部的哈斯科長接待了我們。因為我們要去的東烏珠穆沁旗距這裡還有二百多公里,為不影響工作,我們沒有在這多停留。考慮到我們的路不熟,哈斯科長專門派了一輛三菱越野車為我們帶路,我和宏衛坐在了這輛車上。在車上,宣傳部給我們帶路的那位同志對我們説:去年12月31日刮白毛風那天,他正好在街上,當時相互之間什麼都看不見。元月一日、二日、三日這幾天,溫度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真正讓他感受到了什麼叫滴水成冰。聽著他的話,我的身子也在發涼。
在我們離開錫林浩特市時,太陽已經落山了。去東烏珠穆沁旗的這二百多公里路程我們是在夜幕下走過的,雖然我們無法感受車外那冰天雪地的情景,但車裏溫度計上的負數卻越來越大。晚上八點多,我們終於在新世紀第一個除夕的前夜到達了東烏珠穆沁旗,這時我看了一下溫度計,零下三十度。
我們急於想知道災情、急於想深入到災區,在與當地有關部門的接觸中感到他們對災情已是很平淡了。在晚飯的餐桌上,一位有點醉意的局長對我們説:“災情過去這麼長時間了,死的已經死了,活著的也活下來了。”我一聽這話,順便也説了一句:我們來晚了。此話一齣,同仁們都樂了。但從他們的表情上我可以感受到,臉上在笑,心裏卻很沉重,因為我們最初的設想將成為泡影。儘管這樣,我們仍然還是滿懷信心,那就是氣象臺的預報:除夕將有中到大雪。晚上,攝製組召開會議,就片子的思路和結構重新進行了調整。
元月二十三日(除夕)
這一天很冷,我們的麵包車終於不能忍受嚴寒的考驗而凍成了殘廢,無法履行它的職責。而當地有關部門在經過多方努力之後,也未能給我們解決交通工具,這一來急得我們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每個人的心情都很鬱悶,直到把我們都熬得沒有了脾氣,還是未能實現我們的願望。當然,我們也沒有因此而閒著,去氣象局進行了採訪。除夕的餐桌上,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心情不好,幾杯酒下肚就暈了,徐濤則為了明天能保證有車輛下去採訪,比其他同志喝得更多一些。據陳強講,徐濤剛放完鞭炮回到房子裏就對他説:走,老特務,放鞭炮去!陳強一聽他這話,知道他喝醉了。沒能在除夕夜之前下去,是我們攝製組最痛苦的事,儘管電視裏的春節聯歡節目很精彩,但我們卻沒有一個人有心情去看。好在這一夜並沒有颳風也沒有下雪,這多少讓我們心裏有了一絲絲安慰。
元月二十四日(大年初一)
在新世紀第一個春節的這一天,兩輛日本三菱車載著我們攝製組全體成員奔馳在茫茫雪原上。今天我們是要去寶立格蘇木尋找那兩位曾在暴風雪中活下來的少年,説起來,寶立格蘇木離東烏珠穆沁旗雖然只有幾十公里路程,但由於路面全被大雪覆蓋,很難辨別方向,於是我們不得不將寶立格的蘇木長請來為我們當嚮導。我們坐在車裏,看到車外雪白一片,沒有任何方向感,任由汽車一會前進、一會後退、一會往左、一會往右地來回折騰。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我們還是沒有見到一戶人家,我們心裏的這個急勁就甭提了。而暈車的張天賀實在無法忍受汽車這樣無方向地轉悠,不得已只好停車,獨自下車將早餐全部倒了出來。
幾經週折,我們終於見到了那兩位蒙古少年,當時他們穿著嶄新的蒙古旗袍、騎著高頭大馬,正在去拜年的路上。蒙古少年看上去很英俊,體格也非常健壯,如同大小夥子一樣。在他們的蒙古包裏,兩位少年平靜地向我們述説著在那天暴風雪突然降臨時,他們如何用智慧與暴風雪抗爭的動人故事。我們被少年娓娓道來的故事所牽動、感染,自然而然地忘卻了時間。採訪完之後,已是下午三點多鐘了,但誰都不提吃飯、喝水的事,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這零下二三十度的氣溫中,平時很容易的大小便,在這裡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特別是攝製組中唯一的女性董倩就更不容易了,為了減少大小便次數,她只好從早上就開始不喝水,一直到晚上工作完之後。
其實,冷點、餓點我們都能堅持和忍受,令我們沒想到的是,為我們開車的師傅,在我們採訪時,與好客的主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開了,照理説,大過年的喝酒也無可厚非,換句話説,要是真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走了,那也罷。然而,他是搖搖晃晃非要走,這一來,在回來的路上,可苦了坐在那輛車上的陳強、董倩和徐濤。本來路況就不好,車還一個勁往雪堆裏開,車不是傾斜得很厲害,就是上下震動。極富有坐車經驗的陳強後來告訴我,他當時只有死死地抱住攝像機,生怕把攝像機撞壞了。就這樣大家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直到這位師傅再一次將車開到雪窩裏後,非要讓陳強給他拍一段錄像,陳強扛著攝像機繞著這位師傅轉了幾圈後,他還不甘心,又將給我們開車的師傅(他的侄子)叫過去,讓陳強又給他拍了一段後,他這才算完事。看著同事被一次次地折騰,我這心裏也挺不是滋味的,但有什麼辦法,因為你發火的結果只能是被折騰得更厲害。好在我們安全地回到了駐地,然而,拍攝時的那種興奮和激動卻讓這一路給折騰得無影無蹤。
元月二十五日(大年初二)
也許是昨天的事弄得大家心有餘悸,也許大家都再經不起那樣地折騰了,我們提出了換車的要求,也正因這一要求讓當地政府為難了。車輛一時調整不過來,我們只好在旗裏採訪趙生旗長。他雖然到這個旗才只有八個月的時間,但他對當地的自然環境卻並不陌生。採訪中他告訴我們,這場雪災之所以嚴重是因為去年遭受了旱災、蝗災後,又遭遇突如其來的暴風雪。與1977年的那場雪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單純的雪而是風雪中夾著大量的黃沙。像這樣的情況在牧區生活了幾十年的老牧民都未曾見過。同時,旗長還告訴我們,由於改革開放二十年,牧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防災的能力上比過去提高了很多。雖然今年這場暴風雪來勢兇猛,但牧民的損失卻比1977年那場雪災要小。之後,旗長還就造成草原環境惡化以及對草原的治理都談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我們到東烏旗後這是與他的第一次見面,但他那精彩的談話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就感到這是一位有智慧和知識的旗長,從後來他給我們的名片上證實了我的判斷,除了旗長的頭銜外,還有“博士”二字。
元月二十六日(大年初三)
早上天有點陰,還飄起了雪花,見此情景我們的心情有些激動,特別是據當地人講,今天“白毛風”又要來了。於是,我們又精神大振,趕緊收拾好設備就出發了。我們的車在茫茫雪原上迎著不算大的“白毛風”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後,來到一戶牧民家,這家的兄長告訴我們,在這場暴風雪中他家死了二百多只羊,他們為此很傷心。他告訴我們,暴風雪來的那一天,他們並沒有趕著羊群外出,只是因為羊圈太小,無法從容地讓所有的羊都能得到保護,除了被凍死的以外,有許多是被相互擠壓死的。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用攝像機記錄了凍死在雪地上的那一堆堆死羊。離開牧民家,已過了中午時間了,找到下一戶牧民家還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於是徐濤説:吃了飯再走吧。就這樣,我們在冰天雪地裏打開了速食米飯,這頓飯,別人吃得怎麼樣我不敢説,我是吃得有滋有味。
午飯後,我們的車又行駛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又碰上了一位小夥子。他對我們講,他是在趕著羊群走敖特爾時遇上了暴風雪,因當時毫無防寒措施,他的近百隻羊全部凍死在了暴風雪裏;他還將我們帶到現場,把羊從幾尺深的雪下挖出來給我們看,拖出來的羊一隻只都被凍得硬邦邦的。看到這樣的情景,我的心情很沉重。再一次讓我感受到那場暴風雪給牧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元月二十七日(大年初四)
今天繼續深入災區採訪,我們希望能去更遠一點,去雪更厚的地方。的確,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雪平均厚度都在五六十厘米,但當我們來到雪原上那一座孤零零的蒙古包時,卻看見了這樣的情景--蒙古包內一位老奶奶懷裏抱著兩隻小羊羔。主人告訴我們,小羊羔是昨天才出生的。當我們問及他們家受災的情況時,主人説,一隻羊都沒有死。我們問他:為什麼呢?主人説:入冬以前就將大部分羊賣掉了,剩餘的羊就有足夠的飼料來滿足其過冬,這樣就極大地減少了損失。看到這一家老老少少在這寒冷季節裏的那種和睦的氛圍,我們想:如果草原上的牧民們都這樣做,那該多好啊?
元月二十八日(大年初五)
採訪結束了,在要離開時,這心裏還真有點戀戀不捨的感覺,為此,我們攝製組全體成員還專門在烏裏雅斯太賓館前留了一張影,因為新世紀的第一個春節我們是在這裡度過的。其實,我們是因為有暴風雪才到東烏珠穆沁旗來的。然而,從到災區到離開災區都未曾見過一天大風大雪的天氣,對於我們來説,無法拍到更精彩的畫面,是一種遺憾,但對於生活在這裡的牧民來説,卻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因為災區的牧民再也承受不起打擊了。在我們返回北京的途中,我們得知沙塵暴又要來了,心裏不覺又沉重了許多,但願草原上的牧民們能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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