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麥天樞先生曾在《新聞調查》2001年第四季度評獎會上就“故事與背景”發表了高見。他説，節目的從容和自信與欄目的從容和自信是相聯絡的；參評的6個片子，從電視角度來看都是相對比較成熟的故事，但是，所有的節目都有一個不足，就是作為新聞節目的背景交代得不是太直接、不是太了當，總是故事帶動著走。

    在這裡，作為《新聞調查》的老編導，我不想對《新聞調查》是否從容自信做出因為感情因素而産生偏差的判斷，但我可以説，節目的從容與自信是與編導息息相關的。《新聞調查》這樣一個有分量的欄目，對事件應該給予何種程度的背景，故事才不會發飄、敘述的權威性才不會受損——這是個問題。

    有用一個人的特殊苦難來討伐歷史之嫌，這是麥先生對我的《戶口的故事》的一個評價。在好評如潮的時候聽到這樣的聲音，不免想多説幾句。首先，老楊的苦難不是一個人的苦難，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人物，正是在全面了解戶籍制度尤其是建國以來戶籍制度的沿革之後，才做出這樣的節目樣式及結構的選擇。如果不是發現了楊金波這麼一位人生經歷與戶籍沿革竟如此吻合的人物，我想我的目標也不外就是告訴觀眾石家莊為什麼要進行這次改革、分析改革是帶來農村人口的盲目流動還是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始終以為，編導的創作過程是一個由淺入深、再由深入淺的過程，電視節目不是論文、不是社會調查報告。當然，在經歷了大量的前期準備之後，您要問我為什麼人要被分成三六九等、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國等三個國家存有戶籍制度，我會給您從戰國的井田制、秦朝的保甲制一直講到今天的農轉非、戶籍改革。我會告訴您這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管制和經濟發展的特殊需要。當一個國家還是一窮二白的時候、當社會資源不夠再分配的時候，在經濟上唯一可行的就是剝奪多數人、強化等級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高速集中的原始積累、才能形成便於管制的人生競爭序列。這些對於統治者、對於一個困難的民族來講可以説是理性、必然而又客觀的東西，對於具體的人來講，確實又是殘忍的、需要批判和反思的。《新聞調查》作為一級新聞機構，它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它需要講戶籍制度的客觀性、必要性（事實上，在節目中溫鐵軍先生已就戶籍制度在某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合理性做了闡釋）；但同時它也是人民的喉舌，需要講人民在推動歷史發展時，個人付出的代價和無悔的犧牲。

    一個節目，是應該更多地體現政府意志還是更多地體現民本思想？這有賴於現實環境和新聞媒體的特性和寬容度。一個編導關於一個事件的全部認知是不可能全部體現在節目之中的，雖然這種積累和知識儲備早已盡在心中。也許有人會認為我這是在為自己節目的簡單化操作找藉口，那麼我要問，40分鐘的節目容量如何才能做到交代浩繁的背景時不至於挂一漏萬？尤其是這種真實的交代有可能損害政府形象時，我們為什麼不避一避，點到為止？討伐歷史，絕無此意。歷史，這樣莊重的字眼，在我心中，只有無言的敬畏。尊重歷史，就是既要看到它的合理性，更勇於正視它的殘酷性，忽略任何一方確實都是不成熟的。但做到並重，又是缺乏個性的。

    故事與背景的平衡點在哪？背景過多，有論文之嫌，電視的生動性、畫面感何在？故事性太強，流於自然主義的創作方式，調查豈是記錄片？鄙人不才，為了尋找平衡，自己確立了一個“歷史背景解説+專家評説+主人公陳述”模式來説清楚每一個時期，用專家的點評加重節目的分量和意義。即便這樣，我還是有一個固執的理念：面對變革中的社會現象，《新聞調查》最高明的做法不是把一切説得直直白白，而是提供一個思考的事實、一個思考的角度。點化是一種能力，不點化也是一種主動的放棄和選擇。《新聞調查》的魅力，不在於給予言之鑿鑿的定論，而是用調查的事實打動人心、用調查的過程引發思考。

    説實在的，每做一個節目，編導都會查閱大量的歷史資料、尋訪權威的專家學者，問題是，足夠的認知如何有機地融入節目、在前期豐厚的編導認知與成片後深刻的節目認知之間劃上等號。很多背景，悶在茶壺裏煮餃子，是浪費、是遺憾。製造契口，讓它出去，這樣，背景看開了、重點突出了，厚度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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