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提問” ——從《廈門特大走私案》採訪説開去
出鏡記者 長江
機會對人之重要,不僅僅在於它是借船出海讓人達到事業成功彼岸的“航船”,有的時候還要看“舵手”能不能駕著它在領略大海無限風光的同時“走”出一條漂亮的航線,“激”起亮麗的水花。從這個意義上講,機會於人首先是鍛鍊和考驗。
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在2001年8月用黃金時間強檔推出上下級特別節目《廈門特大走私案》,引起社會積極關注,作為“出鏡記者”的我有幸參與了這個節目的創作,感慨良多。
十年電視實踐,從新人到老人、從外行進入內行,我先後在編導、主持人、編導兼記者和專職“出鏡記者”的崗位上粗粗做過,有關電視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特別是新聞深度報道欄目的“出鏡記者”應該怎樣進入狀態、怎樣採訪,一直想潛心研究,卻苦於沒有較為寬闊的海面讓我真正有機會于波濤洶湧中試試手腳。這次採訪《廈門特大走私案》對我是一次難得之機,剛剛接到任務時副製片人張潔頗顯衝動,煽惑著大家“哪怕掉它20斤肉”也得把這個節目做好,我的衝動要比領導細小得多,因為緊跟著的壓力如後浪很快使衝動的前浪化為烏有。怎麼能把採訪完成、讓被採訪對象開口、説出點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怎樣進行提問,一頭扎到這裡,“提問”兩個字像一盞“燈”始終亮在腦海。有人説“提問”是採訪的靈魂,想到這一點,隨後的採訪真的變成了一條不知能否駕馭得了的流動之船。幸好,一路掙紮下來,反映還不錯,船沒有擱淺,雖然沒有什麼人記住了我的那些“提問”,但是有人記住了被採訪對象幾句“精彩”的回答,於是“提問”更加進入了我的拷問視野,它比以往在我的“暗戀”中更加顯得高大了許多。
“開口飯”
大凡人們談到電視節目“主持人”或“記者”的職業特徵時都會認為他們是吃“開口飯”的,不錯,我們是吃“開口飯”的。但是“開口”本有兩種功能:一是“説”,二是“問”。過去,“開口”當中的第二種功能“提問”被無意識地萎縮,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乃至至今這塊無限而肥沃的土壤依然是一塊基本無人研究問津的“處女地”,而《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與傳統意義上的“主持人”及普通“記者”不同(如果是“主持人”也屬“記者型主持人”),他們之所以不得不將目光和腳步首先“落”進這塊“處女地”,在研究採訪藝術的同時必須研究“提問”的藝術,一方面是時代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本體意識誕生的必然探索。
時代要求我們少“説”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今天我們做電視的客體環境已經和從前大不相同。簡單回憶一下歷史: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基本上是在缺少自省意識、對比意識的封閉狀態下運行,全體人民經歷了大大小小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生活方式單一、思想方式僵化,耳目閉塞、缺聞少聽。“文革”結束後,國門慢慢打開,特別是隨之而來的“思想解放”、“撥亂反正”一下子砸碎了禁錮人們頭腦多年的重重枷鎖,廣大民眾被壓抑太久的“求知慾望”如決堤的洪水,新聞界、輿論界、知識層、文化層,甚至娛樂界給他們什麼東西,他們就無條件地接受什麼東西,這一點只要想一想當時我們的廠家無論生産出什麼樣的與過去生活當中的“中山裝”、“解放服”稍有不同的衣服都會有人買,無論擺出什麼樣的家用電器都會在市場上被搶購一空就一目了然。1980年7月中央電視臺出臺的第一個評論性欄目《觀察與思考》“一招先、吃遍天”地大受社會歡迎,《河殤》》、《讓歷史告訴未來》等大型政論專題片像今天人們收看世紀杯足球賽似地使許多人著迷發狂,就連我本人在1993年製作的十一集系列電視專題片《汽車.中國》播出後若干年人們記住的還是當初的一段段精彩解説。但是歷史只翻過了不多的幾頁,我們市場上無數的“奇裝異服”和家用電器就大面積滯銷,我們電視人再一味地向受眾推銷“説”的“産品”老百姓就産生厭煩。也許正是因為有意無意地覺察到了這一點,1995年誕生的《新聞調查》一改過去評論性節目以“説”為主的舊規,揚起了以“採訪”為特色的大旗,“主持人”的稱呼也隨著欄目個性的需要堅定地回歸到了“出鏡記者”的本位上。
時代要求我們少“説”。當“精英文化”不得不把“領潮權”交給“大眾文化”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人民大眾要求“話語權”回歸的層面,老百姓已經從什麼都不懂所以只有“聽”,到聽得多了、看得多了、比較得多了、不滿足於“聽”了,向他們自己要“説” 時代轉移,如果我們不看到這一點就只能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地在市場上做買賣。
當然,電視節目的有些內容永遠都是只能“説”的,比如“新聞播報”、“天氣預報”。即使是這樣的“説”也得講究“説”的藝術,也不能板起面孔,也要向平和地“告知”尋找基石;而“講故事”、“敘述”、“評論”性節目當中的“説”更有其千變萬化“説”的技巧。《新聞調查》嚴格地講屬於新聞深度報道,也是評論性節目,它也離不開“説”,但是為什麼我們越來越覺得“提問”重要?原因就在於在這檔節目的操作平臺上,“問”比“説”更關鍵,更有先決性,換句話講,如果一期《新聞調查》的節目做得好不好很致命的因素在於“出鏡記者”的採訪,那麼“出鏡記者”採訪的成功與否關鍵的不是看你“説”的怎樣,而是看你“提問”的好壞。它的邏輯關係就在於這個以“探詢事實真相”為原則的欄目最終是要用節目中提供的大量事實與受眾的價值取向在碰撞與思索中産生共鳴。它的個性魅力不在於把“理”説給大家聽,是把“理”挖掘出來,是用“事實説話”,而更多的情況下“事實”不是由“出鏡記者”乃至“編導”“説”出來的,是由被採訪對象“告訴”大家的。要讓被採訪對象“説”得好,記者就得“問”得好,這就決定了“問”是《新聞調查》“出鏡記者”的第一“看家本領”。
可以講在《廈門特大走私案》準備和實地採訪的前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始終折磨我的就是這個“問”的問題,就是怎樣“提問”。這裡的“提問”不是簡單的“把話問出來”,它所包容的東西實在是太多太多……
“角色”與“提問”
如果我們能夠潛下心來好好研究一下“問”的藝術,做一個“提問面面觀”,我們從“零公里”出發第一個要探討的基本問題就不能不是“角色”與“提問”的關係。
一個《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在採訪中應該“問什麼”、“怎麼問”這類具體問題固然重要,但我們在開口“提問”之前給被採訪對象的第一信息不是話語,而是我們的態度,是我們在“提問”時所扮演的“角色”。
應該説,什麼樣的“角色”我們都不應該“扮演”。我們是記者,我們的任務是採訪,記者在採訪當中的“角色”就是一個詢問者、探尋者,僅此而已。因此在“提問”之前,你首先要一百次地提醒自己哪些身份你絕對不可充當,比如:“牧師”、“教師”、“律師”、“警察”、“法官”和“辯手”;哪些行為舉止你絕對“不可為”:比如指手畫腳、目光咄咄、要麼正襟危坐、要麼裝模做樣;哪種狀態你必須擯棄,比如:輕浮、造作、因為被採訪對像是官員或名人就如臨大敵、討好獻媚,因為被採訪對像是平民百姓就自以為是、居高臨下;因為被採訪對像是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就滿腔憤慨、一腔正義,目光中充滿了憤怒和譴責。這些都是不對的。
作為一個職業化的“出鏡記者”,什麼時候、你面前無論坐著的是什麼人,情緒上你都不能激動,或悲或喜,或揚或抑,你得“一碗水端平”,如何端平這一碗水,這來源於你心的包容與平靜,而“心的平靜”就是要找準自己的位置。
在所有的“記者”與被採訪者之間實際上都存在著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就是“氣氛”,就是一個談話的“場”。怎麼營造這個“場”,對於“記者”,親切、平等、與人為善是必須具備的,這裡的“與人為善”不僅專指對好人,對壞人也要有“善”,這個“善”就體現在尊重他人的人格上。“與人為善”首先來自你的“角色”定位,外表的,更是內心的。在《廈門特大走私案》的採訪當中我所面對的幾乎都是大大小小重量級的犯罪嫌疑人,他們當中有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莊如順、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廈門市原副市長趙克明等等。這些人被捕前一個個身居要位,要麼包庇縱容賴昌星(遠華走私犯罪集團頭目)走私犯罪;要麼索賄、受賄金額特別巨大,哪個都不是好啃的骨頭,如果我一副“檢察官”或“法官”的樣子,別説將來要挨觀眾的罵,人家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就根本不會買我的帳。因此儘管我可以把全國人民的憤慨都燃燒在眼睛裏,但是我必須控制住自己情緒,端正自己的態度,平平和和地坐在他們面前,因為我知道這是進入採訪不得不邁好的第一步。
“語氣”與“提問”
解決了“角色”定位問題最大的好處就是你會懂得用什麼樣的“語氣”去和被採訪對象説話,但“角色”並不能和“語氣”劃等號。如果説一個“出鏡記者”採訪時的衣著、髮式、包括角色、態度是他擺給被採訪對象的“副語言”,那麼“語氣”是“提問”涉及的又一個領域,是你採訪的言語載體,是一種不同於平時又不能脫離生活的特殊“語言方式”。
不能排除有這種可能:有的時候你坐下來採訪的“態度”是平和的,但一開口就讓“態度”變了味兒,比如濃重的“播音腔”、比如説話“起范兒”,這樣的腔調一齣口,立刻就會把雙方的距離拉大 ,你也許渾然不知,但對方已經産生反感。這實在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採訪時必須講普通話這不必爭議,但就是“普通話”這裡的“話”怎麼講,也有文章。俗話説:“話不投機半句多”,實際上這裡的“投機”我理解很重要的是在於“語氣”。有的人對人説“好話”也讓人不愛聽;而有的人哪怕説的話再刺心,交談的另一方不僅能聽進去,而且一邊聽一邊還會不住地點頭,這是為什麼呢?
“語氣”是“態度”的一種“外化”,合適的“語氣”能幫你把“態度”矯正。作為《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我們必須有清醒的意識,必須意識到交流中任何“語氣”上的自以為是,格調上的拒人千里都逃不過被採訪對象的感覺。但合適的“語氣”又不是永遠的慢條斯理、輕聲細氣,這要看你採訪的具體的是什麼人。《廈門特大走私案》被採訪的犯罪嫌疑人有的氣焰囂張、有的唯唯諾諾,在他們面前如果你只有“慢條斯理、輕聲細氣”肯定不行。那麼什麼樣的“語氣”才算“合適”?我以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對等”,“語氣”上的“對等”和“角色”上的“平等”相一致。沒有地位差異才沒有言談的禁忌。採訪是一種互動交流,必須講究“雙向性”和“開放性”。
“語氣”還有“暗指”的功能。記得在《廈門特大走私案》後的另一個大案瀋陽“慕、馬大案”中,我無意識地在和一位犯罪嫌疑人説話時“語氣”裏已經把他當成了“罪犯”(實際上以他的罪行肯定會判有罪),但對方依然很有意見,採訪到後來他終於忍無可忍地提醒我:“請注意我現在還不是罪犯”,我心裏一“咯噔”,心想“糟了”,犯了“忌了”。幸虧那次那個“對方”並不是那麼計較,如果換上一個“刺兒頭”,我的採訪很可能就“砸”在了那裏。
“傾聽”與“提問”
我們知道,尊重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讓人説話。要想讓人説話,一個最便捷的方法是學會“傾聽”。
“傾聽”是“提問”的又一個前提,對於這一點,不僅僅是在經歷了《廈門特大走私案》採訪之後我才想特別強調這個概念,就是在參與這個節目之前我也已經心有所動。
“傾聽”倒不是説作為《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每次採訪時都要盡可能的自己少開口,一味地聽被採訪對象亂説一氣。“傾聽”是一種意識,是“與人為善”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也是請對方打開言路的一種真誠期待。
採訪中“出鏡記者”常會遇到這種情況:你想要被採訪對象説出來的內容,往往是人家不願意説的;而被採訪對象想講的又往往不是你所要的。《新聞調查》的選題範圍包括社會的各個層面,被採訪對象也就含概了社會上的各色人等,他們當中有平民、有高官,有英雄、有罪犯,有好人、也有壞人 。面對英雄也許你想知道他是“怎麼成為一個英雄的”,而他最想要和你説的是“英雄的難處”;面對受害者,你想知道是他“如何受害的”,而他想告訴你的是沒準兒是“害人的人有多麼壞”;面對罪犯,你想了解的是他們的犯罪心理,而他們卻往往急於向你表白他們犯罪的種種不得已……此時,“傾聽”派上了用場。
我無法忘記《廈門特大走私案》中我所面對的楊前線、莊如順、藍甫、趙克明等人是多麼地能為自己狡辯。其中楊前線身為廈門海關原關長包庇縱容賴昌星走私犯罪,在賴昌星眼裏他是一個保護神,而他在吃著賴昌星、拿著賴昌星、坐著賴昌星給他的“淩志”轎車、享受著賴昌星給他提供的女人(周兵)的同時卻一副理直氣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樣子,仿佛賴昌星的一切都是他給的(實際上正是他大開方便之門才使賴的走私氾濫猖獗)。面對這樣的人我該怎麼辦?凡是他講的我認為是為他自己狡辯的就一律不聽?那樣做顯然不可以。那樣做結果只有一個:堵住了對方的嘴,下面的採訪也許他就什麼都不和你講了。因此那個時候我的“傾聽”已變得無奈,但即使是這樣在現場我還是不住地告誡自己“聽”、“聽”,保持“傾聽”的姿態,給他一個“我願意聽你講”的許諾。事實上楊前線就是在我的“忍耐”下一路説開去,也就是在自己説的“痛快”當中不斷地説“走嘴”,讓我的採訪自然進入。雖然他“説”的很多內容後來在片子裏根本不能用,但編導還是用他的話證明了他的許多犯罪事實當中很多關鍵的細節,同時他那一副可惡的嘴臉也就在自己敞開“説”的過程中完全暴露了出來。
“傾聽”可以打動好人,有時對壞人也管用。當然,在一般的情況下“傾聽”的功能主要是讓你忘記功利,不要只想著“提問”,你權且耐下心來先聽一聽被採訪對象最想説的話,然後他往往就不好意拒絕你的採訪,這裡的耐心不僅僅是技巧,也變成了一種採訪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主觀意識的平等進入,這樣的“進入”是與任何被採訪對象溝通的點化劑,實踐證明:只有當被採訪對象感覺到了你的“平等”與“真誠”,只有在他看到了“你願意聽”,他才願意對你敞開心扉,才會和你交流,才會慢慢向你端出“心裏話”,哪怕這些話都是屁話,就像楊前線一樣。
“準備”與“提問”
《新聞調查》的時長決定了這檔節目的“深度”,因此採訪往往不是像消息類記者手拿話筒三兩句話就把採訪做完,我們通常會坐下來和被採訪對象“一對一”地一聊就是一兩個小時或三四個小時。這麼長的時間別説“出鏡記者”問題問的好壞,光是“問什麼”就得讓人動一番腦筋,因此“問什麼”不得不牽扯到“提問”當中一項極其重要又極其繁雜的工作——“準備”。
《新聞調查》“出鏡記者”採訪前的“準備”工作主要是做好“案頭”,具體地説就是你得在上陣採訪前動筆把要對被採訪對象“提問”的內容事先寫下來,而怎樣設計“採訪”提綱,憑空想是想不出來的,你必須翻閱大量文字資料,向知情人了解被訪者的背景情況,如果被採訪對像是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那你還得認認真真看卷宗,哪怕一個人的卷宗有十幾本、幾十本,你也得舍得拿出時間“磨刀不誤砍柴工”。2001年7月我在做《廈門特大走私案》特別報道時需要採訪的受賄人及辦案人員總共十幾個,其中像上面提到的楊前線、莊如順、藍甫、趙克明等不僅是非常難對付的被訪對象,而且是不易開口或者是有可能根本不開口的死硬對手。在這種情況下換了任何一個“出鏡記者”都毫無偷懶之機,只有一本本看卷宗,做大量的案頭分析,不僅在卷宗中看他們每個人的犯罪情節、看證據,還要看他們在接受辦案人員訊問時的筆錄,從雙方的問答中尋找突破口,再順著細如蛛網的線索去設計後來的採訪提綱。楊、莊的卷宗落在地上都有半人高,煩是沒有用的,你不走進他的世界,不了解他的認罪程度和內心矛盾,採訪時就無法靠近,相反如果你肯在看卷和採訪設計上花足夠的工夫,後面的採訪就多了針對性,特別是當對方不開口或避重就輕時,你才有話“刺”他,才能拎出一條條事實逼他就範。更深一步講,只有當你了解了他的矛盾心理,特別是他內心的“傷疤”所在,你才有可能一點點橇開他的嘴。
當然,有的時候,光做這些準備還不夠。比如莊如順是我在採訪中遇到的最難剃的頭,身為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為賴昌星提供情報促使其出逃),大半輩子搞的是公安,諳熟提問與審訊,反偵察和對抗能力極強,加上這個人城府頗深,不説滿腹經綸、學富五車,也不是酒囊飯袋之輩。對待這個人我和編導、策劃一致分析他不會輕易接受採訪,這就逼得我不能按常規來辦事,一方面得準備他萬一拒絕採訪我有什麼應對方案,另一方面還要準備他雖然肯接受採訪,但開口講話卻強詞奪理、利用“行家”的氣勢反把記者控制。
“準備”除了“案頭”,有時還必須研究被採訪對象的人品、個性,了解他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歷,必要時“投其所好”或“點”他的“穴”。
採訪莊如順的那天大雨滂沱,壞天氣讓我的心情更緊張。由於是異地關押,我們從福建坐飛機趕到看守地已經來不及和看守人員作更多的交流。當機器架好以後,攝製組一行都在不安中靜等。
不久,嘩啦啦沉重的腳鐐聲從遠處傳來,我的心跳開始加快。儘管該準備的都已經準備了,卷看了、提問設計了幾十個(對莊的採訪只要拿下“他是怎樣給賴通風報信的”即可),但採訪十分的一相情願,誰知道一會兒莊如順進來會是個什麼狀態,畢竟不到真刀真槍地對壘誰也無從判斷。
莊如順進來,乾乾淨淨的白背心、大褲衩,雙眼射出鷹隼般的寒光比他腳上的鐐銬還要冰涼。那一刻我就知道完了,我所準備的所有案頭工作也許根本就沒有機會的施展。果然,莊如順落座,先是莊嚴的沉沒,然後聲明不經他本人同意不許錄像,並提出我們的做法是不是侵犯了他的“肖像權”?
他太明白了。我也太明白了。我明白的是:如果此時我只有簡單的“案頭”,事情可能就要“折”。幸虧除了“案頭”我還有其他“準備”。我是先從他在漳州任公安局長時他的“輝煌業績”開始和他“閒聊”的,此外我手裏還有最後一張“牌”,想狠狠打動他,這就是莊如順很愛他的妻子和女兒,我手裏掌握了他女兒的一些近況預備萬般無奈時“亮”出來但願他聽了以後會動點真情從而創造一線讓我進入採訪的契機。就這樣“題外”工作做了足足有一個多小時,最後才讓莊如順開了口。
有“準備”和無“準備”結果完全不一樣,對於《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有“準備”才能工作,沒有“準備”,臨陣磨槍、倉促上陣有時候只能是打敗仗。
“角度”與“提問”
想辦法讓被採訪對象開口講話,這並不就意味著採訪獲得了成功。採訪不是目的,採訪出“好效果”才是我們所追求,也才是真正的成功。
怎麼“提問”?怎麼能讓你的“提問”得到回應?説白了,人家怎麼會回答你的問題?有的時候“角度”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認真找好一個“角度”就好比在千萬條路徑中找到了一條唯一能夠到達目的地的道路。你的採訪一下子就會于紛亂中切入主題。
記得2000年7月曾我做過一期節目《鄭百文會破産嗎?》,講的是河南上市公司“鄭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因連年虧損被債權人中國信達資産管理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産,後面將要發生的事實是如果實施破産,“鄭百文”將會成為國內第一家被退市的國有企業,更可怕的事情則在於如果那樣的事情發生,投資“鄭百文”股票的所有大小股東都將血本無歸。在這期節目中,“鄭百文”懂事長李福乾是個核心人物,能不能拿下他的採訪將決定節目的成敗,而這個人物可想而知是不會主動配合採訪。作為“記者”你總不能一上來就直目楞楞的問人家:“你這些年是怎麼把一個好端端的企業搞垮的”或者:“一個好端端的企業究竟是被誰給搞垮了的”,當時我就從尋找“共同語言”這個“角度”去做文章。在採訪之前我了解到,“鄭百文”在企業發展、輝煌到實際破産的過程中,曾經“成也蕭和,敗也蕭和”地與“長虹”、建行運作過“工、貿、銀”一體化的“三角信用關係”,採訪中我就特意選擇了這條“直通線”,結果一試即爽,李福乾開口了,兩個人順著這個話題聊下去,聊著聊著,到中途,再談到本來運作得好好的“三角信用關係”怎麼會中途突然逆轉,李福乾自然回避不了企業破産的原因,而且不得不講到自己的某些決策失誤,就這樣,人們不僅了解了“鄭百文”破産的直接原因,而且觀眾還通過電視屏幕看到了因為公司嚴重虧損、股票停牌幾乎毀掉自己一生輝煌的一個臨近退休的老企業家無以言狀的悲痛心境。
有了“鄭百文”的經驗,在《廈門特大走私案》中,我特別注意在採訪時設計好提問“角度”,比如廈門原副市長藍甫是一個厚顏無恥、毫無黨性的貪官,為了在澳洲買房,竟然向賴昌星索賄幾十萬澳元(折合人民幣200萬左右)。面對這樣一個敗類,我想從他那裏挖出為什麼身為黨的高級幹部,竟會張嘴向走私犯要錢,當然這個問題如果直接問,藍甫不可能回答,而我又想要他赤裸裸的語言,因此就把“提問”設計成欲擒故縱,一步兩折,下面是採訪當中的問答:
(記者)提問:“你覺得賴昌星想從你這兒得到什麼?”(説的是賴昌星,藍甫一定沒戒心)
藍甫:“保護。”(果然他答了)
提問:“那麼你從他那兒想得到什麼?”(上帝保祐依著慣性他無法回避)
藍甫:“錢。”(果然他也答了)
這就是我當時設計的一個“角度”,雖然只多動了一點小腦筋,雖然藍甫有可能識破我的伎倆,但畢竟這樣的設計還有一線希望,如果不做這樣的嘗試恐怕連這一點“僥倖”獲得的機會都沒有。
採訪是一條流動的船,舵手不僅要懂得繞開暗礁,還要懂得借助風力。
“記者”不是“演員”,但這並不等於採訪中你不能“巧於心計”,道理就怎麼簡單。
“非語言設計”與“提問”
有關“提問”的技巧,一些普遍的原則可以説適用於所有主、客體,諸如:以小見大;問題直接明確;變抽象的問題為具體的話題,層層遞進等等,而真正要採訪好每一個人又必須因人而異。有的時候你的身份和態度都不存在問題,準備充分,角度恰當,但被採訪對象可能依然不開口,就“憋”那裏,顯得記者無計可施。這個時候怎麼辦?如果語言的功用起不到作用,還可以試試非語言的招數——“非語言設計”。 我想在這裡再舉一個過去的實例:2001年春天《新聞調查》的一期節目《21號裁定書》被審題通過,由我出鏡採訪,這個片子當中要讓一位家住河南南陽農村,為救在監獄服刑的丈夫不僅出錢買通法官而且出賣肉體,賣身後還得不到丈夫的理解,被拳腳相加因而痛不欲生的農村婦女艾志梅,面對這樣的一個差不多和我同齡的女人,要讓她“説”出自己的冤屈、悔恨、無地自容是很難的。又是一個陰雨天過後,攝製組扛著機器走進村子,來到艾志梅領著三個孩子住的後山墻幾乎被雨水快浸塌了的三間泥土屋,艾志梅不想接受採訪,這本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幸好在採訪艾志梅以前,攝製組先去監獄採訪了因事情敗露被重新歸監的李大成(艾志梅的丈夫),我在接觸李大成後,發覺這還不是一個完全泯了良心的中年人,就特意讓李大成給妻子寫了一封家書,見面時交給了她。看到這封信我想艾志梅不僅能明白我已經了解了她的全部“故事”,而且替他們夫婦捎信這至少也可以證明我這個“記者”比一般人更多了一層對她的貼近、關懷,於是這位滿肚子苦水的可憐女人忘記了攝象機的存在慢慢向我倒出了她于萬般無奈中在醜惡的泥潭裏越陷越深的整個事情的全過程。
一封信起到了“語言”無法起到的作用,“非語言設計”在提問和採訪時的價值不可低估。
《廈門特大走私案》我又用了一次這種技巧,為了説服莊如順接受採訪,我在自己這一邊不僅做了多方面的準備,還向編導、策劃建議請了一位“救兵”(高檢曾經審訊過莊如順的女處長),為的是萬一莊不開口好這位“讓他害怕的人”出來做做工作(事實上“救兵”的上場説服起了更關鍵的作用)。“救兵”的使用屬於“非語言設計”。表面看起來“救兵”和採訪本沒有直接關係,但“救兵”對莊如順是一味特殊的“藥”。莊如順為了活命,主動檢舉揭發他人,這是他爭取立功減刑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而“救兵”正好負責對他提供的線索進行核實,在這種情況下,“救兵”的出現就是一種攻勢,它勝過“語言”,如果我們沒有這份特殊的“準備”,這個資源就不會被利用,也許就不可能拿下對莊如順採訪。
“回合”與“提問”
動用一切手段使你的被採訪對象配合地接受你的採訪,這是《新聞調查》“出鏡記者”為自己順利進行採訪構築的“第一平臺”;而調動一切智慧使你和你的被採訪對象在談話中“出彩兒”是“第二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必然呈現的一種境界就是“回合感”。 “回合”的境界是美妙的,但“回合”只産生在對話中,只産生在好的“提問”所誕生的好的對話機會中。
怎麼能讓採訪當中談話的雙方閃現出有價值的“回合”?怎麼能夠“出彩兒”?無疑,這是每一個《新聞調查》的“出境記者”在採訪中追求的極致目標,也是上帝對他們努力工作的最大回報。然而,“回合”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一道道“閃電”。在努力爭取進入如此“境界”的臺階上,有許多限制、許多原則,也有許多只有攀登者自己在不斷的實踐中才能發見的捷徑。
首先,你必須無條件地放棄只能讓對方回答“YES"或者"NO"的提問,這是最基本的。其次,你必須約束自己不問被採訪對象在一件事或一種境況下“有什麼感想”一類愚蠢的問題。如果一定要問“心情”,最好換一個問法,比如老百姓常説的:“ 那會兒你心裏啥滋味兒”,再有可能你還可以讓他的非語言動作或表情來向觀眾傳遞信息,比如《廈門特大走私案》中另一個被採訪對象,原廈門市副市長趙克明,此人常去“紅樓”(賴昌星拉攏腐蝕幹部的場所)泡“小姐”,是賴昌星用“美色”拖人下水的典型。我在採訪他的時候想要讓他説出他時常用假名字出沒“紅樓”,有一次讓“紅樓”小姐在電視上把他這位“副市長”認了出來以後的他的那一份窘態,我知道如果直截了當地問“當時你的心情”,趙克明不會回答,我就採取了下面的迂迴方式:
提問:“你每一次去‘紅樓’和小姐‘在一起’的時候會想起你畢竟是一個副市長嗎?”(我想此時他不會知道我實際上想問他什麼問題)
趙克明:“會想到。”(趙克明氣很粗)
提問:“那你不怕有一天讓‘紅樓’小姐把你‘認’出來,比如在電視上?”
趙克明:“啊,啊”(頓時語塞,臉上十分尷尬)
趙克明“臉上的尷尬”就是他的“心情”,雖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正面對答,但“此處無聲勝有聲”,他告訴觀眾的東西比語言還要多。更重要的是趙克明如此一慌亂,就來不及警惕我下面“提問”的陷阱:
接著提問:“那你不覺得一個副市長經常到‘紅樓’去泡小姐有什麼不妥嗎?”
趙克明:“那,那有什麼?那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彩兒”就在這裡閃現。只可惜這句話在節目播出時讓編導受命刪去了。
要想在採訪中産生“回合”一個技巧性的原則可以遵循,這就是“從小事説起”。比如要楊前線説出“賴昌星怎麼把周兵送給他作‘情婦’的”,我就是從楊前線一提起來臉上就放光的兒子説起的。
我先問:“你和周兵有孩子嗎?”
楊很自豪地説:“有,叫‘楊約翰’、小名兒‘鐵蛋兒’”(此話已能證明他和周兵的確是情人關係)
我又問:“你和周兵是怎麼認識的?”(有意過渡)
楊前線:“賴昌星介紹的。”
我再問:“賴昌星當初為什麼要把周兵送個你,他的用心你知道嗎?”(進入實質問題)
楊前線:“可能是要討好我吧?”(“回合”産生)
因此“從小事説起”有時往往會突破一些大難點。
要想在採訪中産生“回合”的另一個原則是“從別人説起”。還拿對莊如順的採訪為例:莊如順被賴昌星拉下水,有他自己也説不清楚的地方,這正好證明了賴昌星拉攏腐蝕各方官員的手段之險惡。下面的“回合”在節目播出後不少人曾經提到:
一問:“賴昌星往往是有求於人時才給人送錢嗎?”(談的不是莊本人)
莊如順:“不,如果你不收錢,他決不會勉強。”
二問:“你覺得他為什麼這樣做?”(還在迂迴)
莊如順:“這也許正是他的高明之處。”
三問:“是放長線釣大魚嗎?”(開始顯露目的)
莊如順:“是。”
四問:“那你是被他釣起的大魚?”(提問這才轉移到莊身上)
莊如順:“啊,反正,我,我是被他釣了。”(莊不及反應,但他終於説漏了上面話)
在《廈門特大走私案》的全部採訪當中,讓我感到最過癮、最高興的就是莊如順在我的反復追問、疑問、反問下順口説出了一些精彩的話,像“啊,反正,我,我是被他釣了。”只是一個例子,在那一刻,我真正品嘗到了一種喜悅、一種獎賞,這種感覺從哪産生?事後理性地總結,那就是“回合”的美。
“回合”需要你集中全部的精力去認真交流,對被採訪對象説出的每一句話及時反應,迅速在大腦中作出反饋並依著你的採訪所求抽出恰當的問話,快速地像劍一樣“刺”向對方,在對方還來不及深思熟慮的那一刻,也就是他慌不擇路的時候“蹦”出來的對答就很可能就是“出彩兒”的地方。
當然談話進入到這樣的“層面”是很少見的,就像“閃電”不會出現在每一個普通的夜空。這不僅需要“出鏡記者”採訪前有很好的“準備”、採訪中有很好的“鋪墊”,還需要“出鏡記者”有足夠的現場應變能力和隨時能調動的智慧與機智,只有做到了這一切,你才可能使你和被採訪對象的交流成為渠中之水,讓信息在交談雙方中自由碰撞,你才有機會發現稍縱即失的“彩兒點”,從而讓陰陽相觸,讓“回合”的“閃電”爆發出來。
“回合”是有無窮魅力的,但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回合”産生的層次再高,它也離不開好的“提問”那充滿刺激的一端。
今天《新聞調查》“出鏡記者”或許已經把“提問”看成了採訪的實質,而事實上在西方資深記者看來,“提問”早就是他們採訪最核心的內容。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説:掌握“提問”的技巧是一個“記者”最重要的業務能力,或許我們還可以從這個意義上去定義:會“提問”是一個好記者的衡量標準,而不會“提問”,起碼對《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來説也許有的時候就無法擺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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