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莊永志
性 別：男
血 型：O型
籍 貫：雲南
學 歷：經濟學學士
自 我 介 紹：徘徊在理想和現實之間
主 要 業 績：正在努力
業 余 愛 好：聽琴，看戲
最欣賞的一句話：入世之心做事，出世之心看事
幾篇文章：
《調查》過年
《調查》招人
一本舊書
聽母親的心跳
世紀美人
與朱德庸“談情説愛”
《調查》過年
莊永志
新年還沒到呢，新編導小汪就惦著到北京二監過年。
二監的犯人，重刑犯居多，不是無期，就是死緩，每四人就有一人命案在身。跟這些人打交道，小汪一點兒不怵，倒不是因為人高馬大山東人，而是因為他以前採訪過監獄。
説起他盯上的一個犯人，學過雕塑又學過導演的小汪，仿佛在描繪自己手中的雕像：父親，一個被判11年的詐騙犯；兒子，一個以為爸爸去了美國的小學生。入獄已經6年，他要是獲准回家過年，孩子該如何面對這個突然出現的爸爸呢？有戲！小汪説。
快過年了，小汪往監獄跑得更勤。他又瞄準了幾個有望回家過年的犯人。到底誰能回家，難説。表現最好的，才有這份幸運。其餘的，分幾等，有的可以與和來探監的家人在同聚樓共度一晚，有的可以跟家人在監獄包頓餃子，有的可以一起開聯歡會。
臘月二十七，小汪，攝像栗嚴、小蔡，錄音沈鵬，還有新來的主持楊春，一起“入獄”，和三分之二的警察陪犯人過年。
空氣中躁動著期待與猜想。誰能回家過年？
終於知道了，有三個人可以回家，沒有那個“遠在美國的爸爸”，不是不夠條件，為了兒子，他不回了。小汪他們又跟上了一個叫張燕生的小夥子，33歲，搶劫罪，被判無期，93年減刑到15年。今年春節，是他在二監的第11個春節。
臘月二十八，一早就下了小雪。張燕生的哥哥、妹妹帶來另外一套衣服，接他回家。
幹警叮囑：千萬別忘了按時歸隊，大年初二下午4點以前。
十一年來，張燕生第一次穿上皮鞋，第一次跨出監獄的大門，又看到了記憶中北京展覽館的塔尖兒。
徵得了張燕生家屬的同意，小汪他們一路跟來，到了他家。
十一年，家裏多了嫂子、侄子，沒了父親。遲來的鞠躬，向著父親的遺像，止不住的淚水，面對躲不開的鏡頭。那一刻，小汪他們大概已經忘了：這是個重刑犯。
臘月二十九，除夕，晚上七八點鐘，張燕生家的年夜飯，小汪他們幹看著，拍。
大年初一，在監獄，小汪他們看鴛鴦相聚、聽卡拉OK。
大年初二，小汪他們在心裏回放《兩個人的車站》：回家過年的犯人會按時回來嗎？
要回監獄了，張燕生對他媽説：“保重身體，等著我回來，不要著急，我會好好地在裏頭踏踏實實改造，早點兒回來。”
張燕生他媽説：“這兩天過得特別緊張，好像時間不夠。我現在所以活著，就是因為有他這個人，支撐我；身體再不好，我得想辦法活著，能活到他回來那一天，我就覺得我是最幸福的了。 ”
第二監獄分監區長劉錫光説：“他們潛在的危險相當大，一旦出現問題，對整個司法系統和咱北京市，都會帶來不良影響。”
離規定的時間還有20分鐘，三個回家過年的犯人都回到了監獄，跟二監一樣，北京監獄系統安排的200多名回家過年的犯人全都按時返回。
正月初三，小汪一幫人“出獄”，正月十一，《第二監獄的春節》準點播出。
還有四個主持人，天南海北去拜年──
王志：臘月二十四，廣東深圳，訪楊劍昌；臘月二十五，廣東南海，訪羅潤俏；臘月二十九，除夕，北京，訪宋玉生。
--去年6月16號，播了《被告楊劍昌》。楊劍昌，深圳市羅湖區消費者委員會幹部。四年前，他揭露一個騙子公司反被索賠1700多萬。後來，因為騙子逃到國外，楊劍昌才算是嬴了官司。
春節前的1月18號，在他辦公室，楊劍昌告訴王志，節目播出後，他收到了400多封觀眾來信；辦公室的墻上，一件上寫“正義之劍”的條幅，楊劍昌説，這是浙江的一位老書法家看完節目後特意為他寫的。在楊劍昌家，王志注意到，他家門上，貼了很多符。楊劍昌的妻子覺得，“平安”兩個字對她家有特殊的含義。
--羅潤俏，去年4月和9月她先後兩次將丈夫潘潤強和另一個叫劉開蘭的女人以重婚罪告上法庭。在人們眼中，她成了公開向“包二奶”的丈夫討説法的第一人。去年10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審議“婚姻法修正草案”；12月23號，《新聞調查》播出《羅潤俏的官司》；兩天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再次審議婚姻法修正草案。雖然有丈夫和劉開蘭所生孩子的出生證明，羅潤俏對丈夫的起訴還是因為證據不足，沒被法院受理。
春節前5天，王志再次見到已經帶著孩子回娘家的羅潤俏。節目播出後，她説她倒沒什麼壓力，只是法院還是沒有受理她的訴訟。她沒備年貨，沒心思過年，對王志説，還是希望丈夫回心轉意，回到她和孩子身邊，一家人好好過日子。
--去年12月2號，《調查》改在週六播出的第一期節目《戒毒者自白》。節目播出的當晚，戒毒的哥宋玉生跟人發生口角，被人扎傷。老有觀眾問：真戒了嗎？
除夕，王志再訪宋玉生，又問：“真的是戒了嗎？”
宋玉生説：“媒體也好，警方也好，隨時可以對我監督。”
王志還問：“你直接回答我，到底戒了沒有呢？”
宋玉生説：“戒了。”
宋玉生的媳婦説：“反正現在我們倆我覺得挺幸福的。”
宋玉生想辦個戒毒所，還想申請戒毒基金。
就為了訪宋玉生，陳新紅家提前一天吃了年夜飯。
董倩：臘月二十三，安徽鳳陽，訪吉開桃；臘月二十五，上海，訪時牧言。
--吉開桃，大城市打過工，舅母做媒，跟一個小夥兒按當地風俗辦了婚事，幾天后，她告小夥兒強姦。公安、法院、婦聯，各有説法，村民也議論紛紛：哪怕沒登記，入了洞房就算人家的人，不跟人辦事，能不強她姦嗎？有法學家看了去年6月9號播的《婚禮後的訴訟》，寫文章，談“法律與習俗的較量”、“中國法律本土化的漫長道路”。因為沒領證，小夥兒被判強姦罪。
1月17日，董倩再次來到石塘村吉開桃家，吉開桃挺不好意思，告訴董倩，節目播了以後，收到五百多封信，好多都是求愛的。
回過頭去，吉開桃看到了自己的幼稚，甚至錯誤：“社會是最好的鍛鍊場所，你遇到這麼多錯綜複雜的事，讓你心態沒法不成熟起來。苦難有時候也是一種財富呀，真的。”
董倩還是關心吉開桃的愛情。吉開桃説：“我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也許不是最好的，但是要最適合我的。”
她還告訴董倩，過了春節，還是要出去打工：“新的春天開始了，我也要開始新的人生，你説對吧？我想這一切都從春天開始。”
--去年12月11號清早，陸幼青走完了他37歲的人生之路，留下了一本《死亡日記》和一種對待生命的方式。5天以後，《新聞調查》的觀眾通過《生命的留言》這期節目，和董倩一起走近了陸幼青的妻子時牧言。節目播出後，破天荒，觀眾來電只有慨嘆，沒有告狀。
1月19號，再次與時牧言面對，董倩感受到了她的變化、她的悲哀。
時牧言説：“這一個多月來，很多的心情都是慢慢體會，但是我也在努力把心情儘快調整過來。”
她告訴董倩，春天到來的時候，她會按照陸幼青的囑託將房間刷成暖色，與女兒一起過平靜而快樂的日子，這也是陸幼青生前的希望。
長江：臘月二十四，河南鄭州，訪李福乾；臘月二十五，許昌，訪王英。
--對一家業績不好的上市公司，是讓它破産退市，還是挽救重組、一救再救？去年9月8號《鄭百文會破産嗎？》播出的時候，這還是個問題。節目就提出了這麼一個簡單的疑問，還是引發了新一輪對“鄭百文現象”的討論。
董事長李福乾在鄭百文奇跡般的發展中成了全國優秀企業家、“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1996年，鄭百文在上海證交所上市，李福乾也達到了個人事業發展的巔峰。兩年以後，鄭百文的經營狀況急轉直下，去年三月，成了全國第一家被債權人申請破産的上市公司。重組還是破産，李福乾已無法左右公司和自己的命運。
1月18日，長江再次來到鄭百文總部，已是深夜，李福乾的辦公室依然亮著燈光。李福乾對長江説，這幾個月，公司發生了一些變化，初步看到一點點曙光。1月3號，在股市上已經停盤幾個月的鄭百文又開始上市交易，標誌著鄭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組拉開序幕。
李福乾説，重組對員工來講，應該是柳暗花明。
長江問：“對您意味著什麼？”
李福乾答：“這個崗位上的工作我就沒有做好，沒有做好的原因呢，就是不稱這個職。”
對鄭百文的股民，李福乾説：“我不求他們諒解，但是求他們在新春，佳節快樂。”
--第二天，長江從鄭州趕到許昌，探望王英。過年了，家家傳杯遞盞，或淺斟或豪飲，王英的心情會如何呢？
觀眾從去年9月1日播出的《白酒遭遇警示》中，了解了這位全國第一個質疑白酒標簽的消費者。97年，她丈夫因為酗酒發病，死了，一年以後，她狀告當地一家酒廠，要求酒廠在標簽上標注“飲酒有害健康”之類的話。但是，酒廠的標簽符合國家標準，王英的訴訟在一審、二審和再審法院都被駁回。去年七月，王英錶示要再次提起抗訴，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第二次再審。
這回，王英告訴長江，抗訴還是沒有結果。
看著商店門口成箱的白酒，王英説：“我感到痛心，不知道又有哪些消費者要受到傷害。”
春節期間，王英打算開始寫一本書，專門講飲酒的危害，還想起草一份修改國家酒類標簽標準的立法建議。
“過了年，”王英説，“三月份要開全國人大了，我想請全國人大代表討論一下，儘快出臺一個飲料酒怎麼樣進行警示説明的法律。因為只有出臺了這樣的法律，所有酒廠都寫上警示了，這才是我追求的目的。”
李文靜：臘月二十八，山西忻州，訪余梅芳；臘月二十九，除夕，太原，訪萬愛花。山西來的李文靜，回到了家門口拜年。
--在《調查》回訪的所有人當中，余梅芳要算是最舒心的了。
丈夫去世、一個人帶著孩子從外地到山西當個體戶的她，曾被忻州一家醫院誤診為艾滋病，又被這家醫院將消息傳揚出去，她拖著剛做完手術的病體，到處驗證、上訴，最終，依靠科學和法律維護了自己的名譽。
除夕前一天，李文靜來到了余梅芳承包的櫃臺前。她高興得合不攏嘴，告訴文靜：去年9月29號《名譽的價值》一播，馬上就有好多以前的老顧客打來電話，現在她的手機費，不打出，光是往裏接，每個月就得一千以上。生意也好，貨都供不上，賣空了。
節目播出兩個月後，忻州市人民法院判令那家醫院和市防疫站在《忻州日報》上向余梅芳公開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失兩萬六千塊，可是，不僅道歉沒有，連錢也沒見著。
余梅芳也收到好些信，既有為她鳴不平的，也有願意幫她做生意的，更有人表示：要和她共同撫養孩子，與她攜手到老。
余梅芳説，當時人家以為她得了艾滋病的時候，真想找個老公證明一下自己到底有沒有艾滋病，現在，冷靜下來了。
--將回家過年的余梅芳送上火車，李文靜又趕到太原，探望臥病在床的萬愛花。
1992年12月9號，當時65歲的萬愛花打破半個世紀的沉默，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首次慰安婦國際聽證會上，以親身經歷控訴了50年前侵華日軍對自己慘無人道的摧殘，在數十萬被日軍糟蹋的中國婦女中，她是站出來控訴的第一人。
去年7月14號，《新聞調查》播出了《羊泉村記憶》，在節目當中，72歲的萬愛花再次控訴日軍的暴行。
12月8號，萬愛花參加了“婦女國際戰犯法庭”在日本東京的開庭，這是萬愛花第五次到日本討公道。出庭作證，説到悲憤處，老人激動得昏厥過去。這次國際性庭審僅僅是一次模擬法庭的審判，它的判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從日本回來，萬愛花一直臥床不起。
除夕，文靜來到了萬愛花的病床前：“覺得不舒服嗎？”
萬愛花説：“疼，疼。這口氣就來不了，總是憋著，恨不過它(日本)，咽不了這口氣，除非我死了，要不我非把中國這個真理拿回來不行。”
她告訴文靜：“吃不好，睡不好，就一直琢磨這些事。不管它過年也不管它過節，我琢磨的就是這個官司的問題。其他什麼事兒都不想了。”
為了增添一點兒過年的氣氛，文靜特意為老人貼上了一副春聯。
各路拜年的人馬陸續回來，製片人賽納、張潔辦公室迎候，每個編導把自己回訪的人物編上幾分鐘，張潔當總編導。還專門做了個片頭：《走過2000--年度人物回訪》。配解説，賽納、張潔，都上：
“為權益，羅潤俏狀告丈夫‘包二奶’
為名譽，余梅芳忻州醫院討説法
為公理，楊劍昌仗義直言遭誣陷
為尊嚴，萬愛花控訴日軍性暴力
……
2000年， 普通人的非常之舉。
過年了，他們還好嗎？”
除夕，編導陳新紅這個組和羅芳華那個組總算回到了辦公室。
辦公室的姚大姐、孫遜，張羅著給在辦公室過年的人準備年夜飯。可惜，只有賽納一家、張潔一家、編導陳新紅和攝像陳威一共七個人吃上了他們備的餃子。有一個組，臘月二十七，也就是兩天前，又出發了，去的是內蒙，雪災中的內蒙。
這個組6個人：徐濤、董倩、陳強、王忠新、李宏衛、張天賀。橫跨兩個世紀的雪暴、沙塵暴，不光讓賽納揪心。
編導徐濤，已經訂好機票要和太太回海拉爾過年，只好讓太太獨自回家；大鬍子編導張天賀，《戒毒者自白》出手不凡，還是個新人呢，太太從珠海來團聚，他卻想去拍“災難片”，一定要去，給太太一場災難：10天，一個人在北京。冰天雪地，“紅二團”團員董倩邊走邊念叨：“茫茫雪原，救援在進行、自救在進行、反思也在進行。”
正月初九才回來。反思到前天，2月24號，《暴風雪過後》準點播出。
有人入獄，有人拜年，有人救災，還有人留守，《調查》把年過了。
2001.02.26
返回頂部
《調查》招人
莊永志
《調查》還挺招人，求賢榜一上網，7月21號到8月21號，呼啦啦，來了三百來人。
條件不高：本科學歷，三年新聞從業經驗，不限性別，不限年齡。
第一天， 一大早，第一個應聘者。大魏接待：“您是來告狀的吧？”
小夥子反問：“你是看我比較土吧？”
大魏無言以對。接過小夥子的材料，大標題：“鷹一般的機敏，
狗一般的忠誠----尋主！”
再一看，還是個研究生，沒有錄像帶。
其實，這位老兄不是第一位。
7月4號，招賢榜還沒上網，一份“自白書”從南京寄到臺辦。
“自白書”裏，他自問：“為什麼選擇中央電視臺？”“為什麼選擇新聞專題類節目？”“你心中衡量一個好的新聞專題類節目的標準是什麼？”自答：“我對新聞工作的熱愛源於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傾向。”
寄書的叫徐慨，南京大學新聞系上的本科，在《週末》當過4年記者，又在一家中外合資的廣告公司當總經理3年，剛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念完研究生。中學時，學過顏、柳，後又習漢隸、臨魏碑。有照片，人如其字，江南秀士。
從第一天開始，我成了錄音電話，最後總是“謝謝關注”。
每天都有驚喜。一天，收到一個14寸彩電屏幕那麼大的相冊，不，應該説剪貼本，氣勢逼人，但封面上大彩照裏的女孩，倒是笑臉迎人，她是吳海蔓。
本科和研究生上的都是南京大學，在《羊城晚報》當記者，“在報社四十年來最重要最宏大的採訪中接受任務”----參加環球採訪，是“追風七子”中唯一的女性。
翻開剪貼本，除了看到她的大塊文章，更有她的“幾點疑問”：“這次招聘意味著新聞調查欄目要來一次大的變革？”，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不知賽納能不能回答。
她也曾自問：“我能為新聞調查欄目帶來什麼？”又自答：“一名開拓型的年輕記者。……更具時代感的報道。……一個渴望挑戰、準備就緒的新聞人。”
有一半人寄來了錄像帶。某省衛視的一位製片人，得過兩次“金話筒”；還沒看錄像帶，光看名字就讓我和杜曉靜“驚艷”----早就看過她主持的節目。
8月21號過了，還是電話不斷，來信不斷。本來限期1個月的《招聘啟事》，賽納吩咐再在網上挂一陣。
我一封一封信拆，驚嘆、艷羨。賽納一份一份簡歷讀、一盤一盤帶子看，展顏、皺眉；怕有“遺珠之憾”，張潔、劉春、王志，又“篩”一遍。
9月2號，一個星期六，有40位應聘者被請到辦公室“當面交流”，分兩撥，上午20，下午20。賽納再三交待：一定不要説“面試”，是面談。
有兩個在校生，一個在河南上大學，一個在廣西念研究生，都想來實習；賽納説，見見面再説，所以就通知她倆來了。
“交流”什麼呢？兩項：筆談，面談。
筆談：在外屋新買的條桌上，談談電視深度報道的現狀，説説理想中電視深度報道的樣式；從兩條素材中任選一條，完成一份策劃案，兩條素材來自陳新紅、楊繼紅正在做的兩個節目。
面談：梁建增、賽納、張潔、王志，在賽納的辦公室裏，四對一，挨個談。劉春忙著編“成克傑”，在機房。
筆談、面談，同時進行。
圍著新買的條桌，大魏憑空造了四個花壇。20個人就圍坐在條桌邊，寫。我給他們端茶倒水。
有人真能寫，10張稿紙都打不住。有一位老兄，從上午寫到下午，中午讓他吃盒飯都不歇。
裏頭談得怎麼樣，不知道，有的談了半小時，有的5分鐘就出來人。我只管出來一位，再把下一位的簡歷一式四份送進去；簡歷之前的扉頁上，我摘錄了應聘者來信中的“亮點”，給四位領導留下了一塊空白：“初步印象”。
中午，吃盒飯之前，張潔咬著牙感慨：“有激情，有理想，有專業，有外語，將來的新聞界就是他們的天下！”
直到晚上七點，和最後一位談完，一位來自東北的女教授。在辦公室，吃中午的剩飯。王志冒出一句：“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是説大夥兒吧？
第二天上午，賽納、張潔、王志三個人權衡再三，最後確定：12個人分兩撥來試用。
第一撥，有徐慨，有吳海蔓，還有幾位跟單位説的是到《新聞調查》學習，所以我這份奉老孫之命寫的關於《調查》招人的“報告”，就不好提他們的名字。
9月11號，他們已經來了。
10月2號，張潔凱旋，跟他説起新來的6位：“個個都像奧運健兒！”張潔大笑。
國慶前，一位留學英國的南方一家電視臺的編導來電話，她已經回到國內，過了國慶就來北京。7月，賽納、劉春已經看過她寄來的片子，劉春對她簡歷的寫法大加稱讚。
明年9月，一位在日本攻博士的編導也要回來，她原來就在評論部幹過。
她倆，還不算這12位裏頭的。
2000.12.01
返回頂部
一本舊書
那天逛舊書攤，在中國書店買了本《子岡作品選》，葉聖陶題簽，沈從文作序，價格是當初的10倍。
彭子岡，熟悉中國新聞史的人大概會脫口而出：“噢，三劍客！”
當年，楊剛、子岡、浦熙修三個女記者，外號“三劍客”。為什麼？有膽、有才、有情！彭子岡被譽為《大公報》的風雲人物。
先説有膽。1940年的秋天，在一次集會上，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大談營養運動，説不用擔心中國糧食不足，只是人們吃得太多太浪費了，建議大家多吃糙米，説那是含有維他命ABC多種營養的食品。
彭子岡聽不下去了，馬上站起來提問：“這幾年，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後方老百姓節衣縮食，都是為了爭取抗戰勝利。孔院長，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聞界同業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寬體胖，臉色紅潤，深得養生之道，可否請你繼續談一下養生之道？”
孔祥熙被這麼一問，只好打哈哈：“哈哈，哈哈，散會。”“哈哈孔”因此得名。
當年，《大公報》有“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意思是超越黨派、超越政治、超越私利，規定凡有黨籍的人概不錄用，連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和中央大學的畢業生也不用，還禁止本社成員加入任何黨派和政治組織，一經發現立刻請走。彭子岡有膽，是中共的秘密黨員。
彭子岡有才，中學時代就有人發表上萬字的論文評價她的文章。別的不説，她的報道確實寫得精妙，50多年過去了，還可以看到細節、看到人，像那篇轟動一時的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
“‘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陜北口音説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復這三個字，他的手指被香煙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這是他的新裝。”
再看一段：“張部長（張治中）在汽車旁邊勸：‘蔣主席已經預備好黃山及山洞兩處住所招待毛先生，很涼快的。’結果決定毛先生還是暫住化龍橋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改日去黃山與山洞歇涼。
“毛、張、赫（美國大使赫爾利）、周（周恩來）四人坐了美大使二八一九號汽車去張公館小憩，蔣主席特別撥出二八二三號的篷車給毛先生使用，也隨著開回曾家岩五十號了。侍從組組長陳希曾忙得滿頭大汗。
“記者象追著看新嫁娘似的追進了張公館，郭沫若夫婦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裏面的簇新的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裏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他完全象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
有膽有才，還很平民。1957年5月，她發表一篇文章，主張讓菜農自己進城賣菜；本來説的是理所應當的事，可當時，在“彭子岡右派言論”專集中，這篇文章成了“最毒”的六篇中的一篇。文章裏有這麼一段：
“事情是明擺著的，蔬菜是嬌嫩貨，經不起折騰，時間上也經不起拖延，壞了沒救。能不能不要什麼公司層層集中又層層下放呢？能否讓郊區的蔬菜合作社裏的菜農或是自留地裏的菜農自己來賣呢？不説別的，北京衚同裏賣菜的清脆悅耳的吆喝聲，也盡夠叫人惦記！一吆喚一連串，充滿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只能從相聲‘改行’裏聽到了。這也許只是我不足為訓的小資産階級舊情調，真正受到實惠的是萬萬千千、每條衚同裏短不了的家庭婦女們，她們一轉身子，菜到手了。”──像老北京的聲氣吧？她是蘇州人。
和彭子岡的公子徐城北聊天，他説彭子岡當年有專車，不坐，擠公共車上班，到了單位，泡一大缸子茶，掏出路上買的烤白薯，邊吃邊哇啦哇啦地講在公共汽車上聽到的老百姓的議論。
聊著聊著，説到了今天的記者。
徐先生説：有一種説法，你聽説過嗎──今天有的記者，不僅無膽、無才、無情，簡直是無恥！他們不是什麼“無冕之王”，而是“有冠之奴”──冠冕堂皇的奴隸，鈔票的奴隸；他們要紅包、要手機，甚至要房子、要汽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有的記者連“出場費”都明碼標價。這些記者被戲稱為“簽到記者”、“紅包記者”、“趕場記者”、“通稿記者”。
沒法接徐先生的話茬。成天坐班，專報選題，似乎無緣做“簽到記者”、“趕場記者”、“通稿記者”，可惜，每個月還是得拿臺裏的“紅包”。
可嘆，彭子岡最後的採訪只能是從不相識的路人口中打探養育孫女兒的秘訣，最後的得意之作只是以呀呀學語的孫女兒的口吻寫給兒子兒媳的信；彭子岡去世十多年了。那天，徐先生取出他母親的印章，在那本《子岡作品選》的扉頁上為我鈐印，鮮紅的印記著實燙了我一下。
返回
聽母親的心跳
——我與京劇
聽説——抱孩子，小孩的頭貼著大人的胸，左胸，孩子比較安靜；常見——悠閒時，緊張時，總有人用指頭輕敲桌面。
為什麼？
有人分析：嬰兒貼著大人的左胸，如同回到了安謐的母腹；成人敲擊節拍，模擬母親的心跳，仿佛再造了母腹的安謐。
真是這樣嗎？不知道。
只知道，京劇——凝聚著古人與近人的憂樂、寄生著《詩經》與宋元戲曲的魂魄，親之近之，仿佛聽見母親的心跳：燈前夜讀、月下聽戲，白天被職業揉皺的心靈在書香樂韻中緩緩舒展——“如嬰兒乎？”
中學時，曾夢想吃一輩子“開口飯”——不是唱戲，是播音。這份幻想大概源於教室裏朗讀課文和舞臺上參加朗誦比賽時老師的誇獎和同學的羨慕，結果，虛榮成了興趣，興趣成了愛好，愛好成了衝動，衝動支配了我高考前的抉擇。
那年，我十八歲。
十八歲是作畫，是胸無成竹的落墨，忽而凝神構想，忽而信筆塗抹。十八歲是個坎兒，好多人都這時候告別中學時代；如果考大學，倘非早慧，大多十八。“姑娘十八一朵花。”小夥兒呢？好像沒有現成的説法。大概，男兒最大的變化是在心底。
八四年，高考前的我變得特別有主意，任憑母親怎麼勸，執意要報考自己中意的北京廣播學院，還琢磨著一定要在廣院過我的十八歲生日；我的生日適合上學——9月1號，很多學校這天開學，至少中小學如此。
廣院不是重點學校，可我喜歡，不為露臉，只想在幕後——我報的專業不需要面試：編採和文藝編輯，反正和廣播有關。老師、母親都相信我準能上重點大學，我也相信。
南方家鄉七月的酷暑，熱得讓人有些漫不經心。分數下來，我的總分比本科的初選線整整高出100多；我還是省級優秀學生，據説可以加分。
母親為我打點行裝，特意準備了一條棉褲，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她以為在北京穿棉褲就像在家鄉穿短褲那樣平常。
重點院校錄取的名單下來了，我最親密的朋友、同班同學王，被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在叫北京外國語大學）錄取，我的總分和外語分都比他的高；北外是重點學校，我更覺得自己上廣院十拿九穩。那條棉褲一定用得著，只是不知道廣院的長壽面味道如何。
王走了，我的錄取通知還沒來，我有些惶恐。
一週後，判決書下——廣院沒戲，我得上北京財貿學院。
考生的命運，是一道單項選擇題，好壞只在“√ ”、“ ”之間。
北京財貿學院，現在叫首都經貿大學，我本來想都沒想；我在所有的志願欄內都填報了“北京廣播學院”。當初，班主任警告我，把廣院這種普通學校擱在第一志願，一旦不被錄取，就絕對上不了重點大學；又勸我，如果廣院上不了，填報個候選的學校吧，作個防備。可是，普通學校裏頭，除了廣院我全看不上，只好隨便挑了北京財貿學院，好歹是在北京；當時想，報也是白報，將來的母校只會是廣院。
看到錄取通知書那一刻，我放聲大哭，好像要讓自從知道“男兒有淚不輕彈”之後就忍住的淚水全部流幹。直哭得昏天黑地，睡夢沉沉。
不去！
——不行！
難道，還要讓母親等我補習一年？填報志願沒聽她的意見報個重點大學已經傷了她的心。我是她唯一的兒子，我未滿周歲父親就撒手人寰，扔下母親、姐姐和我。好歹上個大學，早點兒工作，就可以早一天減輕母親的負擔，我已經十八了。
咬咬牙，登上了北上的列車。讓人心煩的暑熱和火車的轟鳴伴我度過了18歲生日，行囊中有鄰居送我的一本發黃的《戲考》，還有一小瓶老墻土。
家住城市，哪有自己的老墻喲。我們家住的那幢家屬樓，高兩層，一樓的人家，門一律朝西開，家家把門前空地砌上磚墻，再搭個廚房什麼的；二樓的人家在一樓人家的東窗下如法炮製。
我家住一樓，院裏墻角有架葡萄，玫瑰香，還是我念初三那年種下的。不知從哪兒聽來的，母親説，種葡萄的時候，小孩不能在旁邊呆著，身影要是投在坑裏，葡萄一結果孩子準死。下種那天，母親不讓我和姐姐走近，我倆趁她去篩土的當兒，近前看了一眼盤在坑底的枝條——我的影子正好投在褐色中泛著綠色的枝條上，那天陽光很好。母親篩土回來，我和姐姐又遠遠地看著她把篩過的細土一層層撒在坑裏，我的心怦怦直跳。葡萄當年就開花結果。
一天，我和姐姐爭吃葡萄，她一生氣向母親告發了我的影子的秘密；母親抄起斧子就要砍葡萄藤，我大叫大嚷，堅決不讓。直到中秋過後，葡萄吃光，黃葉滿院，母親才斷了砍樹的念頭。
離家的前一天，母親在我天天用自來水澆灌的葡萄根那兒拈起一小撮土，裝進一個小玻璃瓶，讓我一到學校馬上用開水一衝，沉澱一下，喝了；她説：“一定不會水土不服！”
三天兩夜的火車。
出了北京站，還覺得像在火車上，地面直往後跑。學校有車來接。系主任親自給我們鋪床。6個人一間宿舍，雙層鐵床擱了4張。當晚，我照母親的吩咐，把那撮土用開水一衝，沉澱一下，喝了。——也怪，直到今天，我絲毫沒有水土不服的感覺。
之後，我第一次看到了暖氣管，第一次知道北京的食堂也賣米飯——原以為北方只吃麵食，在家鄉，一説吃飯，不言而喻就是吃米飯，饅頭、麵條、玉米麵統統叫雜糧——也第一次領教了北京月餅的堅硬。棉褲一直沒穿過。
剛開學，同宿捨得同學邀約出去玩，我每次都覺得勉強，回來卻還算心情舒暢：長安街的開闊舒展、故宮的紅墻碧瓦、天壇的白雲藍天……沖淡了我心頭的抑鬱。
同學間聊天，一開始話題集中在高考的分數。“唉，我分數倒挺高，本來能上重點大學，可惜志願沒報好，唉！”一遍又一遍，我像祥林嫂一樣。
該去的地兒都去了，話題也不再是高考的分數。宿舍臥談，有人又挑起“南北大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優劣短長。
第一學期全是基礎課，除了教英文的老師當得起“循循善誘”四個字，其他課的老師大多照本宣科，講得了無生氣，有的甚至把課堂當成了對校長髮牢騷的地方。
心底的愛好又蠢蠢欲動，那本《戲考》卻翻也不曾翻。
有兩位老師改變了我的生活，一位在校內，一位在校外。
校外的是中央實驗話劇院的老演員許還河，她其實並不老；校內的是開選修課的老師史仲文。
與許老師相識在金秋時節，一個她任教的語言藝術的培訓班上。那班學員40多人，只有我一個學生，只有我一個外地人。其他人都已工作，有文化館的，有博物館的，有的在機關或公司搞宣傳，還有一個在電影廠；大家都是“語言藝術發燒友”，不過，不像今天的“追星族”。
對自己喜歡的話劇和電影的臺詞片斷，我迷得七顛八倒。許老師給我“歸路”：從聲母到韻母，到字、詞、句，到詩歌，到散文，到小説，到寓言，最後到臺詞，順序訓練。每星期有兩個晚上上課。
三個月一晃而過，培訓班結束了，我和許老師成了忘年交。週末，我常去芳草地許老師家，她像迎接兒子回家一樣每次都給我做好吃的。我們還一起給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寫了兩個廣播劇本，其中一個我參加了演播。偶爾，我們會聊聊京劇。
在學校，我選修了史老師的《人才學》，每週五下午兩個課時。
史老師人胖，不到四十，已經謝頂。天熱時，一身玄衣，一柄黑扇。教室在二樓，鈴聲響前，他踱進來，已經氣喘吁吁，給他搬把椅子，他坐了，摘了眼鏡，掄開扇子猛扇一氣，一雙近視眼看著學生涌進已經滿座的教室。鈴聲一響，“嘩！”把扇子一收，戴上眼鏡，氣調勻了，起立，開講。
不是講書，是講課；不是文講，是武講——連説帶比劃，一直站著。選他課的人越來越多。開會、聽大課一貫坐後排的我，每到週五，吃完午飯就去佔座，佔頭排。
一次作業，他讓我們寫一寫各自的成才設計，不限文體、不論長短。夢囈似的，我描繪了自己高考前的想法。我還在高考失利的陰影中徘徊，還在做“廣院之夢”。
講評作業，史老師引用了孔夫子的話：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他説，很多人文氣太弱。甭問，我一定在其中。
課後，史老師對我説：“給你講講哲學如何？”
“不，我不喜歡哲學。”竟然，我一口回絕。在我心中，哲學就是政治課老師口中連他們自己也未必明白更不會相信的信條。
“聽聽看，如何？”真真難得，這樣的老師！
不好意思再拒絕。以後，每個星期三下午兩點到四點，史老師在他辦公室給我一個人講課，風雨無阻。不要講義，不要書本，不要黑板，神聊，就是神聊。聊京劇，聊電影，聊沈復的《浮生六記》，聊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也聊《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他讓我悟到，生活中不光有藝術，還有哲學，還有政治和經濟，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學了經濟專業，也未嘗不是幸事；就説藝術，也有種種，類別、品格大相徑庭。
每天，我除了上課，就看史老師推薦的書，既有《莊子》、《論語》，也有《當代英雄》、《百年孤獨》，還有《政府論》、《國富論》；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放的經典唱片，聽貝多芬、威爾第，也聽譚鑫培、程硯秋。史老師説，手低不怕，眼一定要高。
每天，我最擔心的是該看的沒看、該聽的沒聽，最欣慰的是該看的看了、該聽的聽了。
獨自在京幾年，許老師、史老師給了我家的溫暖，精神的家園。
畢業，我被分配回省城的一家政府機關。我又一次自己拿主意，“抗拒分配”，沒去機關報到，而是到了一所學院任教。以我的心性，我知道，我做不了機關幹部；教書，給了我一個整理思想的機會、一個與人溝通的機會、一個説真話的機會——一個散淡的機會，讓我有時間和空間面對我的靈魂，真切地看到他每天的豐富與提升。
經我的一個學生——其實是朋友——介紹，結識了省電臺的一個著名的主持人和他的夫人。他倆都是青聯委員，才華橫溢而又是非分明、質樸單純，我們一見如故。我們一起主持節目，演廣播劇，寫東西。
説來有趣，24歲那年，我又經歷了一次十八歲：在省電臺的一個廣播劇裏扮演“男一號”——一個小兵，他在十八歲生日的頭一天死了。
我們三個人還合寫了一個藝術語言欣賞會的腳本。在省城最好的劇院，省內的幾個“大腕”全上場了。一位省電視臺的主持人，臺領導臨時不讓他上，我只好“鑽鍋”，朗誦的是胡風的《前進曲》。面對黑壓壓的觀眾——沒想到大家情緒如此熱烈——我更加激動：“我是一個人/我有一顆心/一棵血肉的生命/一團火熱的青春/……”最後一句“我要走出門去、走出門去”，聲音劈了。掌聲如雷，不為我的業餘水準的蹩腳的朗誦，只為他們逝去的和當下的青春……
説來真是對京劇不住，我還在電臺做了兩個有關京劇的節目，一個得了省裏的獎、一個得了全國的獎。
如今，我又一次作出選擇,回到了北京。
每天，我儘量讓自己生活得很有規律。晚飯後開始看書，如果看外國人寫的書，就放阿圖爾 魯賓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全部21首《夜曲》，兩張CD，可以來回放兩遍，1點以前睡覺；如果看中國人寫的書，尤其是舊書，就放吳景略、張子謙、查阜西、管平湖的古琴曲，八張CD，可以聽五張。當然，還有卡拉斯，還有梅蘭芳。
那本老《戲考》已經丟了。四壁皆書，有一面墻全是京劇的音帶、像帶和光盤，成十上百，當然還有歌劇和樂曲比肩。
在樂聲中，在書香裏，我好像又回到了十八歲，那麼單純又那麼充滿渴望——靈魂對美麗的渴望。
我們生活在眾聲喧嘩的時代。
奉己侍親，總要有一個職業，但——一技之長，足以安身；讀書聽戲，才是性命所繫。
讀書，不是“書蟲”，讀自然之書、社會之書、藝文之書；聽戲，也不是“戲迷”，品人生況味、賞藝術魅力、猜文化之謎——
戲裏戲外，只是一個人生。看戲裏，只覺“公侯將相皆為假，喜怒哀樂才是真”；周信芳的《清風亭》，張元秀囑咐13歲的張繼保的幾句言語，每每聽來令我鼻酸眼熱、五內沸然。觀戲外，但想“上場應念下場日，看戲無非做戲人”；消耗眾多藝人心血的“樣板戲”，卻是政客“高臺教化”的大棒，喝人奶的狼崽，想想就讓人毛骨悚然。
“天朗氣清，豈可無管弦之盛；騁懷遊目，亦足極視聽之娛。”常常，忘卻了京劇文辭的欠通、寓意的陳腐，鬚生的儒雅老成、青衣的端莊典雅、凈行的黃鍾大呂、醜行的嬉笑怒罵，總讓我心旌搖動，擊節讚賞。京劇的魅力，實難抗拒。
雖然時時沉醉，心底總浮起一個個問號：
一樣是戲，與西方的歌劇、話劇、芭蕾舞劇相比，言其大者，在戲劇元素、時空調度、演員與角色的關係、悲喜劇情態、音樂處理、舞臺美術、表演體制、傳習方式、理論研究諸方面，京劇的面貌為什麼如此獨特？
其一，眾美紛呈，且歌且舞且言，並不以歌唱、言語、舞蹈獨擅其美；
其二，時空調度，隨情隨意，與“三一律”無涉，可謂情志瀰漫的宇宙意識；
其三，若即若離的三重身份，演員一步跨不到角色，還須行當接引；
其四，多的是善惡相搏的道德悲劇，罕見《俄狄普斯王》那樣的命運悲劇、《哈姆雷特》那樣的性格悲劇；
其五，同中求異（或“大同小異”）的板腔體音樂，與歌劇旋律、芭蕾舞劇和話劇配樂的“專曲專用”大相徑庭；
其六，程式化、符號化、寫意化的舞臺美術和表演體制，與西洋戲劇迥然有別；
其七，與血親、姻親緊密相連的傳習方式，也不同於社會化運作；
其八，個人欣賞、道德評判和政治分析式的所謂“理論研究”，往往忽略了對京劇進行戲劇本體的元素構成與審美創造的探討。
對這八個問號，很難回答。我並非研究家，只想“猜謎”，忍不住好奇。
回答“為什麼”不易，要評價“怎麼樣”更難！也許，這句話説得有理：難分高下，是文化；可分高下，不是文化。
要回答“怎麼辦”，更是難上加難——怎麼著，想給京劇把脈開方？豈敢！
平心而論，我的血脈中已種下了中國文化的基因，命中註定我只能猜謎與聽戲。
返回
世紀美人
對所謂的文人雅聚，向來退避三舍，一來，自己不是文人，忝列其間，難受；二來，聽一番不痛不癢的話、見幾個不尷不尬的人、吃一頓不鹹不淡的飯，更難受。
但有個禮拜天，朋友約去遊壩上草原，自命“一生愛好是天然”的我卻説：不去！要去看另一種絕美的風景──90歲的大美人張允和，她和她的老朋友張中行、葉至善、丁聰、黃宗江，她的“小”朋友——我敬重的老師徐城北和葉稚珊夫婦，要在三聯書店二樓的茶座聚會。有一段時間，葉老師每星期要到允和老人家三四次，聽她聊張家舊事。徐老師和葉老師提前半個月就讓我一定要去。
一定，我一定要去。
是什麼，吸引了三代人的目光？
是老太太的家世嗎？
不全是，儘管老太太的家世十分煊赫。
當年，安徽合肥有幾個大家族：周家、李家、劉家、蒯家、張家，李家就是李鴻章家、張家就是張允和的曾祖張樹聲家。合肥當地有一首民謠叫《十杯酒》，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鴻章”，還有一句是這樣的：“三杯酒（怎麼著）……合肥又出張樹聲”。
張家良田萬頃，大地主，典型的。可是，張允和的父親，很早就接受新式教育，一心鑽進書堆裏，煙酒不沾，賭博不好，有錢，書隨便買,還讓孩子隨意翻看。在蔡元培先生的建議下，他還把家裏所有的錢用來辦學，創辦的樂益女中堅持了17年，後來做了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在樂益女中教過語文；當然，那時候不知道他是共産黨員。為了保持辦學的獨立性，張允和的父親不要任何贊助，為了保證窮人家的女兒上得起學，樂益女中每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名額招收免費生。
樂益女中是新式學校，學生都剪短髮，還開運動會，演話劇，像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還用英文演莎士比亞的《一磅肉》，也就是《威尼斯商人》。
張允和排行老二，北京的老文化人都稱她張二姐，她有一個姐姐，八個弟妹，別的不説，光説她們四姐妹，個個外秀慧中，光説四個夫婿，個個才高八斗；就是“才高八斗”，不是我亂奉承。你看，大姐元和嫁的是崑曲名家顧傳介，愛聽崑曲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傳字輩的小生，葉聖陶先生的公子葉至善先生説，當年顧傳介結婚以後就不再唱戲了，他很傷心，其他戲迷也很傷心；二姐允和，嫁的是外號“周百科”的周有光，這位周百科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大家，在復旦大學做過經濟學教授，後來又擔任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他還為日本的夏普公司設計過中文處理軟體；“周百科”這個外號是誰起的呢？三姐兆和的丈夫，大文豪沈從文；四姐充和，嫁給了老外，這老外也是個學問家，世界名校耶魯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中文名字叫傅漢思。
儘管家世煊赫，吸引我的不全是這個，那麼，是老太太的閱歷嗎？
不全是，儘管老太太的一生真是奇特而豐富。
她一齣生就不會哭，臍帶繞了脖子三圈，都以為她活不了，她自己説：收生婆先把三圈臍帶解開，再把我倒拎起來，給我挨了幾十個屁股，我不怕痛，不吭聲；又用熱水、冷水交替澆我的胸和背，我不怕熱，更不怕冷，也不吭聲。人工呼吸，那時是新的玩意兒，也算是採用了。我只是不吭聲。先後用了十幾種方法，我還是不吭聲。時間一分、一刻、一小時地過去了，已經過了7個多鐘頭，我始終繃著越來越緊的小臉，再也不吭聲。
後來，接生婆以為孩子死了，就把圍裙裏的嬰兒漫不經心地抖落在腳盆裏，360度的大翻身，這才發現孩子有了呼吸。
就是這個一落地就讓全家人揪心的張家二小姐，上大學時候也不安分，二十年代，上大學的人本來不多，她一個女孩家上過三所大學；結婚以後，又用父親給的“嫁粧”錢，和丈夫一起，留學日本。第二年，兒子周小平降生。老太太講：多少年來我總愛驕傲地説“我結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説“第二年”。
抗戰期間，她有時候和丈夫一起、有時候獨自一人帶著兒子小平和後來出生的女兒小禾逃難，從上海到蕪湖、合肥，又到漢口、成都、重慶。有一次逃難，同船的還有曾國藩的孫女。在重慶，“大轟炸”過後，張允和親眼看到了什麼叫“肝腦涂地”。
戰亂中的張允和再也不是張家的嬌小姐。1941年，五月，丈夫不在家，女兒小禾肚子疼，接著高燒不退，當時住在鄉下，缺醫少藥，到第三天，還不好轉，張允和想法子託人把女兒送進重慶的醫院，兩個月後，快滿6歲的女兒小禾死了。
張允和把全部的愛傾注到兒子身上，不料，1943年，也就是兩年以後，在成都，一天傍晚，兒子小平正在院子裏玩，一顆流彈打在他肚子上，渾身是血。當時丈夫周有光正在重慶出差。張允和説：我當時眼前一黑，用手撐著墻，我真的沒有倒下，為了我的兒子，我冷靜下來，和房東一起把小平送到成都的一家空軍醫院。開刀後發現，孩子的腸子被打穿6個洞。第四天，孩子燒退了，丈夫也趕回來了。
1946年， 丈夫被派往美國工作，兩年後，工作結束，張允和跟丈夫週游
列國，一路讀書、一路訪古，從美國到英國、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香港，最後回到了剛剛解放8天的上海，滿腔熱情回來建設新中國。
回到上海，張允和在上海一家中學教中國歷史，教了一年半，她説，腦子喜歡亂轉的毛病又犯了。有一次開會，她説，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很多內容和文學、政治相同，缺乏趣味性；大家説這個意見提得好，寫出來吧。她把這些意見寫了兩萬多字。後來，1951年的《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題目叫《敬答各方面對歷史教科書的批評》，其中多次提到張允和的意見。
就因為這篇文章，張允和很快被調到北京，參加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
隻身一人到北京不到一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張允和成了“老虎”,説她是地主，是反革命，要她寫交代；交上去兩萬多字的交代材料，沒通過。她説：解放後的第一次運動我就下崗了。她回到了上海，當時，周有光還在上海，他對張允和説，不要出去做事了，家裏的許多事都沒有人管，婆婆年紀也大了，需要照顧。張允和説，她明白丈夫的話，丈夫是想把她從那種愁苦的情緒中拉出來，順理成章的一句輕鬆的話，過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煙消雲散了。從此，張允和一直做了家庭婦女。
1956年4月，周有光從上海調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張允和又一次來到北京。從此落地生根，一直住在北京。紮根北京以後，張允和最快樂的事就是參加北京崑曲研習社。俞平伯先生當社長，張允和當聯絡組組長。1979年，北京崑曲研習社恢復活動，張允和被推舉為社長，直到現在。
剛才説了，老太太吸引我的，不僅僅是她的家世和經歷，那什麼最吸引我呢？
她的美！
允和老人真美，美在她年輕時的花容月貌，美在她終身的錦心繡腹、達觀通脫、幽默多情。
看允和老人各個時期的照片，不由得會驚異她的秀麗、嫻靜、溫柔、雅致，你不會感嘆歲月的流逝，只會稱讚造物的神奇。
允和老人一生經歷了大富大貴，也經歷了戰火紛飛、十年浩劫，但她永遠能保有一副悲天憫人的情懷、一顆永不衰老的童心。
“文革”第三年，1968年8月的一個悶熱的下午，兩個紅衛兵氣勢洶洶地來讓允和老人交代問題，小將不讓她喝水，讓她站著，還不能挨著桌子或椅子；當時，年近花甲的老人心裏想的居然是：“要是我的兒子和孫子跟我‘鬥猴’，我生氣不生氣呢？……不生氣，才不生氣呢！只要孩子們覺得有趣，我就沒有什麼不願意的。”
允和老人現在每天最愛説的話是：“我快樂極了！”夫妻和美，她快樂；子孫滿堂，她快樂；聽戲看戲，她快樂；86歲學電腦，她快樂；主編名叫《水》的家庭雜誌，她快樂；製作曲謎，就是有關崑曲的謎語，她快樂；一次閒聊，她也快樂。葉稚珊老師每次離開允和老人家，老太太總要把她送到門口，總要説：“我真快樂，真高興，我要香香你。”葉老師的臉和允和老人的臉貼在一起。
允和老人滿腹經綸，妙語如珠，哪怕説個笑話，也見出學問，可不是死學問。我跟您舉個例子。老太太講過這樣一個笑話：説有個人死了以後到地獄，閻王罰他變成狗，他趕緊説：“那我要變母狗。”閻王問他：“為什麼呀？”這個人説：“孟子有雲：‘臨難母狗免，臨財母狗得。’”其實呀，那句話是：“臨難毋茍免，臨財毋茍得”。
允和老人身懷絕技，説她“才女”，簡直是貶她，當今社會，冒牌才女和冒牌才子一樣多，允和老人崑曲唱得好，文章也寫得漂亮，簡直不是寫，是生命的靈光閃現。
她有篇文章，80歲時候寫的，寫的是她和周有光的戀愛時節。題目叫《溫柔的防浪石堤》。
開頭一段，劈空一筆：“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黃昏，不是清晨；倒是個一九二八年的星期天。”那時候，張允和剛剛19歲。
“有兩個人，不，有兩顆心從吳淞中國公學大鐵門走出來。一個不算高的男的和一個纖小的女的。他們沒有手挽手，而是距離約有一尺、並排走到江邊海口。”
再看一段。他們在海邊防浪石堤上坐下了：
“這裡是天涯海角，只有兩個人。是有風，風吹動長髮和短髮糾纏在一起。是有雲，雲飄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窺視著他們。”
他倆的手終於握在一起：
“這一刻，是兩個人攜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風風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遠灘險、關山萬重，也難不了兩個人的意志。仰望著藍天，蔚藍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業的問題要探索；面對著大海，無邊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
“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見了，只有石頭既輕軟而又溫柔。不是沒有風，但是沒有風；不是沒有雲，但是沒有雲，風雲不在這兩顆心上。
“一切都化為烏有，只有兩顆心在顫動著。”
面對如此美麗的允和老人，我無話可説。這樣的人，只有兩個字：“人瑞”──這是允和老人的老朋友83歲自稱小丁的丁聰先生的話。
最後，我要告訴您的是，那個禮拜天，允和老人沒去參加老朋友的聚會。
怎麼回事？
本來，葉稚珊老師説，別提前告訴老太太，免得她太激動，等到星期天，臨時把她接來。後來，還是提前告訴了她，結果老太太一興奮，心臟不太好；其實，老太太有非常嚴重的心臟病，40年前就有兩位大夫説，她的心臟病登峰造極，隨時會死。老太太健健康康地活到今天，奇跡。
那天，允和老人到底沒來，但我一開始提到的她的朋友們都到了三聯書店。戲劇家黃宗江先生説，張二姐沒有來，有些遺憾，不過也好，免得造成更大的遺憾。他請葉稚珊老師代為請安。
我的想法，跟黃宗江一樣。不過，我領略了允和老人的老友們的美，依然看到了絕美的風景。
葉老師跟我説，哪天讓我跟她去一趟允和老人家裏，我説，可別驚擾了老人。
去年，北京的氣溫過了40度，近20年來的最高溫，但我心裏一片清涼，狂熱、浮躁的當今，難得允和老人這樣一種恬靜而豐富的活法。
我最小的妹妹結婚，我送她的禮物就兩樣：一樣是一條鑽石項鏈，另一樣就是葉老師送我的張允和口述、葉老師記錄整理的《張家舊事》，我跟妹妹説：咱們不是大家，你連小家碧玉也不是，但我希望70、80甚至90年以後，如果我還活著，我會看到一個百歲的美麗的妹妹，你的兒子或者女兒、孫子或者孫女會看到一位百歲的美麗的母親、美麗的奶奶或者外婆。
返回
與朱德庸“談情説愛”
和漫畫家正經八百地談論他筆下的人情事理，似乎有些可笑，但是，我的幽默細胞剛夠看懂簡單的漫畫，所以，大前天，也就是星期三，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可笑的人。
那天，我和一個朋友跟從台灣來北京的漫畫家朱德庸在華僑大廈聊了一通。聊的內容，四個字：談情説愛。
説起台灣的漫畫家，您大概最熟悉的就是蔡志忠。我不用比較蔡志忠和朱德庸誰更有名、更高明，他倆在大陸正式推出的漫畫我差不多全都有，都愛看，只不過，蔡志忠畫的是古代典籍和名人名言，像什麼《老子説》、《莊子説》、《孔子説》、《禪説》、《西方十句話》等等等等，而朱德庸，畫的是愛情和婚姻，叫做“現代風情 都市生活漫畫系列”，而且蔡志忠和朱德庸年齡相差一輪，朱德庸比蔡志忠小12歲，快40了。
據説，朱德庸在台灣也是家喻戶曉，還有資料説，1994年，朱德庸的漫畫在台灣的銷量突破100萬冊，朱德庸是台灣最受歡迎的第二位畫家，第一名是日本漫畫家宮崎駿。咱沒生活在台灣，也沒去過，不知道，有些數字我有點兒懷疑；不過，朱德庸的漫畫老少皆宜我一點兒都不懷疑。在北京，《北京晚報》都連載朱德庸的漫畫，您可以想象有多少人看了他的漫畫。其實，不光《北京晚報》這樣的市民報紙關注朱德庸的漫畫，就連北京一份很有名的知識分子雜誌《方法》都連載過朱德庸的漫畫。
好了，朱德庸到底畫了些什麼，讓那麼多人關注？連我這個沒有幽默感的人都很著迷。
咳，用文字介紹畫面是很笨拙的事，但是考慮到您大概還沒看過朱德庸的漫畫，我就做一回笨蛋吧。
我看過的《朱德庸都市生活漫畫系列》有四個系列：一個叫《雙響炮》、一個叫《澀女郎》、一個叫《醋溜族》、一個叫《醋溜CITY》。
所謂《雙響炮》畫的是一對兒結婚30年的老夫妻，他們有一個也到了戀愛季節的兒子，還有一個隨時干預女兒、女婿生活的丈母娘。
這兩口子隨時發生衝突，互相攻擊，像兩門大炮，只不過開炮的形式大不一樣，愛花錢的太太還喜歡用捍麵杖教訓丈夫，動不動一腳就把丈夫踢出門去；丈夫呢，好喝口酒，偶爾也偷看偷看擦肩而過的美女，對太太的教訓從來不敢動粗，只是時不時冷言冷語刺一下太太，過過嘴癮；丈母娘呢，隨時教育女兒提高警惕，和女婿的矛盾就可想而知了。
咱們來看一幅。
朱德庸的每一幅漫畫幾乎都是4張，他叫4格，第一格：雙響炮夫妻正在吃飯，太太問：“如果有一天，我離你而去，你會怎麼樣？”
第二格：丈夫回答：“我會死！”
第三格：太太很感動，表情豐富。
第四格：太太笑瞇瞇地給丈夫碗裏夾菜，丈夫在心裏説：“高興得要死！”
再看一幅。第一格：太太和兒子在家裏聊天，太太對兒子説：“當初大家都反對我嫁給你爹。”
第二格：太太撫摩著自己的臉頰，那表情好像在回憶自己30年前的青春年華，接著跟兒子説：“還有人説我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第三格：兒子奇怪了：“那你為什麼要嫁呢？”
第四格：太太渾身沮喪：“唉，牛糞也不好找呀！”
朱德庸的《雙響炮》就是這樣。
那天與朱德庸見面的時候，我和朋友對他説，你的漫畫很……殘酷，寫出了愛情和婚姻的瑣屑、平庸、荒誕、無奈、無聊和……難捨難離，寫出了愛情和婚姻中人性的弱點；在你的漫畫中，幾乎看不到愛情的甜蜜，更別説幸福。即使出現溫柔的瞬間，馬上就有個聲音消解這瞬間的溫柔，而這聲音往往是男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性、金錢、美貌、摩擦、遊戲般的諾言與謊言，似乎是現代愛情的主角。
越説越沉重了──從你的漫畫中，可以讀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仿佛是“上帝”的冷眼在旁觀人間小兒女上演一幕幕悲喜劇或者簡直就是鬧劇。
對我和朋友的感受，朱德庸説，人生本來就很辛苦，很多事都不如意，愛情和婚姻的甜蜜就讓讀者留著自己品味吧。他説，他喜歡畫人性，而人性在愛情和婚姻中表露無遺，相愛的人往往在愛情中作戲，結婚之後就慢慢卸下面具。他説，對一些經常發生衝突的怨夫怨婦，人們會懷疑，這樣的兩個人，怎麼會相愛呢？他們不適合吧！朱德庸説，未必！他們的衝突恐怕是人性顯露後的衝突。漫畫可以用幽默的方式來反映，讓你笑過之後感到一絲絲的悲哀。
朱德庸説，人生有很多事，你無法抗拒，最後的抗拒就是──笑。幽默，是對人生無奈的反擊。
《朱德庸都市生活漫畫系列》裏頭，還有一組漫畫，叫《澀女郎》。
《澀女郎》畫的是一幢單身公寓裏面的四個單身女郎，這四個女郎，一個只要愛情不要婚姻，一個只要工作不要愛情，一個是整天只想結婚，一個連什麼是愛情和婚姻還不知道呢。
我們來看一幅，也是4格。
第一格：那個只要愛情不要婚姻的女郎説：我立志做每一個男人的情婦。
第二格：那個只要工作不要愛情的女郎説：怪不得他們愛你。
第三格：那個只要工作不要愛情的女郎説：我立志要做每個男人的老闆。
第四格：那個只要愛情不要婚姻的女郎説：怪不得他們恨你。
再看一幅。
第一格：那個只要愛情不要婚姻的女郎説：我能同時甩掉五個男人。
第二格：那個整天想結婚卻沒有人找她的女郎説：這有什麼困難，我也能。
第三格：那個只要愛情不要婚姻的女郎有些嫉妒，有些無奈，那個整天想結婚的女郎一臉驕傲。第四格：那個整天想結婚的女郎誇口之後，在心裏嘀咕：困難的是，我得先認識五個男人。
那天我們問朱德庸，《澀女郎》寫了四种女人的愛情觀，有沒有女同胞抗議你有“性別歧視”？從他太太和他的朋友對他的評價中，我們知道，朱德庸對女性是很……愛惜的，可以算是“憐香惜玉”吧。
朱德庸説，他是個烏鴉嘴，他不會歌頌愛情多偉大、婚姻多美滿。他説，愛情充滿了虛偽和變數。他的漫畫就是畫一些讓人不是很愉快的事，人性就是如此：拜金主義，喜新厭舊。他説，他畫《澀女郎》，早期有一些讀者抗議，有的還要開記者招待會；他説，這是個很大的誤會，實際上，他對男性一點兒也不客氣。之所以在漫畫中女性佔的篇幅較多，一是因為女人的心思花在愛情和婚姻上比較多，二是因為如果畫“上班族”這個題材，可能就會更關注男性。
其實，朱德庸在台灣還當選過“新好男人”，這“新好男人”的評選條件之一就是“不能是大男子主義”。在朱德庸的畫筆之下，男人女人，一樣受嘲諷。
朱德庸還畫過“新人類”，就是所謂的“醋溜族”。他説，“醋溜族”這個名字想了好幾個月，“醋”，是説這些人個性中有發酸的東西，喜歡取笑別人；“溜”是説這種人的處世態度有一種滑溜溜的感覺，隨時看情況改變遊戲規則，“她，可能美，可能醜；他，可能蠢，可能毒；無論如何，他們盡可能為自己而活。也許是自私，也許是自信，總之，他們是傳統規範所不再能標識出來的一種新人類。”
聽我聊到這，您大概會問：朱德庸把愛情和婚姻看得那麼明白，他還會結婚嗎？
大前天，朱德庸也聊到這個話題。他説，10年前他結婚以後，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你為什麼還結婚？你老婆是不是像《雙響炮》裏頭的那門大炮？朱德庸沒有故做深沉，他説得很實在：畫漫畫只是他很喜歡的工作，不一定畫自己的生活，就像當演員的演壞人不一定是在演自己自己一樣。
他説，婚姻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排斥──就是你還沒有確定你可以共同度過的人。他説，看到合適的人，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結婚。
我們説，受朋友委託，想問幾個很個人化的問題，他可以不回答。
第一個問題：你的戀愛感受？
他説，快樂得不得了！總算找到了一個可以攜手共度的人。
第二個問題：你的婚姻感受？
他説，他很滿意。他和他太太都花了很多時間來經營。是的，他是説的“經營”。他説，一個人的時候，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三天不洗澡也沒人管你，一個人自自由由；他説，結婚與其説是“束縛”，不如説是“相處”，要努力建立一種相處的模式。
第三個問題：你心目中理想的（夢想的、幻想的）女朋友是什麼樣的？
他説，非常簡單，善良就好。
第四個問題：你心目中理想的（夢想的、幻想的）太太是什麼樣的？
他説，像我太太這樣的。不知道是不是真話，反正當時他太太在賓館房間裏，不在他身邊。
我們接著問第五個問題：你心目中理想的（夢想的、幻想的）丈母娘是什麼樣的？
他又説，就是我現在的丈母娘這樣的。大概為了證明他講的是真心話，他緊接著解釋説，他丈母娘有個大大的優點：不干預他們的生活。他説，很多丈母娘會通過女兒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女兒女婿的生活。他説，他太太也很清醒，愛情和婚姻只是他們夫婦之間的事。所以，雖然與丈母娘相處融洽，但很有分寸。
又問第六個問題：你希望做一個什麼樣的丈夫？
他説，他做丈夫也是慢慢學的。剛結婚的時候，並不知道丈夫要怎麼做。當中也曾有過迷失，只把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忽略了家庭；後來經過反思，就開始調整。慢慢學會了怎麼做丈夫，怎麼做父親。
第七個問題：可能問得早了一點兒，你現在希望孩子將來找個什麼樣的對象？
朱德庸説，他兒子9歲了，他對他完全沒有什麼要求，順其自然，只是要為他提供學習、成長的環境；未來是他們的，不該由我們來決定；至於婚姻，更是他自己的事，他要負他自己的責任，那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
——好了，好了，還是那句話，用文字説漫畫，是很笨拙的事情，好在我們和朱德庸聊的內容──愛情和婚姻──大概我們每個人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您感興趣的話，還是去看他的漫畫吧。
朱德庸表情天真，皺紋深刻。您面對他的漫畫，也許會和我們面對他本人一樣，輕鬆愉快，又有幾分沉重與苦澀。
返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