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指揮官李奇微的回憶：“中國軍隊來了，我們的災難也降臨了。”

　　美國原陸軍上將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國侵朝期間，1950年12月擔任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擔任駐遠東美軍司令和所謂“聯合國軍”司令等職。他在所著的《朝鮮戰爭》中回憶到：“中國軍隊來了，我們的災難也降臨了。”

　　中國軍隊沒有裝甲車輛，只有少量的炮兵，他們不為複雜的通信手段所累，裝備輕便，只攜帶手中的輕武器。他們習慣於各種極端惡劣的天氣，習慣於忍饑挨餓。他們有高度的紀律性，經受過嚴格的訓練。所以，中國軍隊在這裡有許多實施機動和隱蔽的絕好機會。

　　我認為，真正不可原諒的錯誤，是總部對於阻止對方所需兵力的估計數，幾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們簡直從未正確估計過對方的實力。

　　中國軍隊善於隱蔽，我們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國部隊很有效地隱蔽了自己的運動。他們大都採取夜間徒步運動的方式；在晝間，則避開公路，有時在森林中燒火製造煙幕來對付空中偵察，此外，他們還利用地道、礦井和村落進行隱蔽。每個執行任務的中國士兵都能做到自給自足，攜帶由大米、豆類和玉米做成的乾糧(做飯的火光會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夠的輕武器彈藥，因而可以堅持四五天之久，根據戰鬥發展的情況，他們或者得到補充，或者撤至主要陣地，由新銳部隊替換他們。中國人沒有留下一點部隊運動的痕跡，所以，統帥部懷疑是否有敵人大部隊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對大量明顯的證據採取視而不見的做法，還不只是統帥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擊接踵而至，以至於很多部隊還未弄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被打垮了。

　　聽到中國軍號嘶鳴，我們個個膽戰心驚

　　11月2日，早晨3時許，有一小隊人由南面接近守橋，究竟是一個排還是一個連一直未搞清楚。守橋部隊沒有檢查就讓這些人通過了。由於這些人是由南面過來的，因而被當成了南朝鮮人而未引起注意。當這些陌生人在指揮所對面停下來時，其中一個人吹了一聲軍號，他們隨即從四面八方以輕武器和手榴彈向指揮所發起攻擊。這樣，北岸的中國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著河岸，對方的其他部隊正在同第3營的L連激戰。最先過橋的中國人立即插進司令部所在地，他們射擊、拼刺、甩手榴彈，並向停放著的車輛扔炸藥包以將其燒燬。我方許多人被軍號聲(這是一種中國式的精神戰，這種精神戰我們後來既熟悉，又頭疼)或敵人幾乎近在耳邊的射擊聲所驚醒。

　　美國最後一名五星上將佈雷德利的回憶：“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對手打一場錯誤的戰爭。”

　　1981年4月8日，美國的最後一名五星上將奧馬爾-納爾遜-佈雷德利與世長辭了。在42年的戎馬生涯中，他先後進過西點軍校、步兵學校、指揮與參謀學校和國防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任步兵師師長。當戰爭進行到最激烈的階段時，赴北非和歐洲作戰，先後指揮過軍、集團軍和集團軍群。戰後歷任退伍軍人管理局局長、陸軍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委員會主席。

　　佈雷德利是參與策劃侵朝戰爭的罪人。他在《將軍百戰歸》一書中回憶到：“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對手打一場錯誤的戰爭。”

　　1950年整個夏天，當正考慮有關朝鮮的決定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注意力卻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當時提出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總的立場是“在反共同時，要高度鎮靜和堅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們不希望朝鮮戰爭“擴大”成為同共産黨中國和遠東蘇軍的一場戰爭，特別要避免同中國開戰。我指出，如果我們不顧風險將朝鮮戰爭擴大成對華戰爭，“那麼克裏姆林宮對此是再高興不過了。”“坦率地講，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一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對手打一場錯誤的戰爭”。

　　1950年9月11日，總統批准了國家安全委員會81號文件，它反映出我們對朝鮮戰爭的觀點有了重大變化。起初，我們進行干涉是為了“拯救”南朝鮮，現在我們的戰爭目的已擴大為徹底摧毀北朝鮮軍隊和政治統一的這個國家。這在遠東戰場是個敢作敢為的步驟。我甚至可以説，考慮到中共或蘇聯進行干涉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步驟。

　　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個重大錯誤。我們對中共對我們越過三八線計劃的反應作了極其錯誤的判斷。關於中國的可靠情報是不容易得到的。而從宣傳性的威脅中找出真正的意圖更是特別困難。我們90%的情報來自麥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報中的相當一部分又來自台灣。他們當時一直在向中國內地派遣特務。但是，台灣也懷有很大的宣傳目的，他們提供給麥克阿瑟的許多情報是不可靠或帶有傾向性的。

　　“我希望能在聖誕節前把孩子們送回家，結果卻把遺骸留在了朝鮮”

　　地面攻勢于感恩節第二天11月24日開始。麥克阿瑟在發動這場攻勢的同時，在東京又發表了一個充滿火藥味和不必要挑釁的公報，最後説：“如果成功的話，這一攻勢將實際上結束戰爭”。據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説，他對第9軍軍長約翰 B庫爾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島對我們説過的話：“如果這一行動成功的話，我希望我們能在聖誕節之前把孩子們送回家。”

　　起初一帆風順。在第8集團軍方面，丘奇的第24師在起初幾小時內，所向無敵，向前推進了3—4英里。但是，11月25日天黑後不久，中國軍隊襲擊了位於第8集團軍右翼的韓國第2軍，該軍四散潰逃，把美軍第2師暴露出來。在戰線左翼，韓國第1師眼看要被擊潰，使第24師的處境變得危險起來。遠在東面的第10軍戰區，中共的部隊猛烈攻擊了清津水庫附近的陸戰隊。不出48小時，沃克和阿爾蒙德已意識到，他們遭到了大批中國軍隊的伏擊，整個地面部隊處於分割包圍的危險境地。

　　1950年11月27日至28日夜間，我們收到麥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裏的電報。

　　在最後一段中，麥克阿瑟以一種不太常見的溫和調子承認説：中國人在客觀上擁有許多有利的條件，形勢因此出現了嶄新的變化。

　　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中國人介入戰爭後美國軍隊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強大對手。”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1880—1964年)是美國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任美國遠東軍司令，指揮西南太平洋戰爭。戰後，麥克阿瑟代表盟國主持日本受降儀式，任美國駐日佔領軍司令。1950年，他參與策劃並指揮侵朝戰爭，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最後以戰爭失敗而被免職。麥克阿瑟生前所撰的回憶錄中寫到：“中國人介入戰爭後美國軍隊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強大對手。”

　　十分明顯，我們現有兵力不足以應付中國人。我的作戰計劃是從進攻轉為防守，附帶作那種為經常變動的形勢所可能需要的局部調整。事實上，中國人介入戰爭以後，美國軍隊被迫去對抗美國軍事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優勢兵力。這是一場與中國的軍事潛力相對抗的新的戰爭。我所需要的是，與更多的士兵、武器和給養同樣急需的是，對應付這個新局勢的政策要有明確規定。

　　1951年元旦那天，對方以巨大兵力發動了一次全面進攻，深入達12英里，迫使第8集團軍進一步後撤。到了1月4日，對方再次攻陷漢城，而到了1月7日，第8集團軍退到了三八線以南約70英里的新陣地。

　　歐洲和美國大部分報紙歇斯底裏地叫嚷，説聯合國軍隊“就要被趕入海中”。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