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
墨西哥是發展中大國中“入關”較晚（1986年7月）的一個。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其人口、地域、國民經濟綜合實力、經濟發展歷程以及“入關”時的國際環境和關貿總協定對其要求，都與我國當前的處境較為接近。因而墨西哥的“入關”經驗對中國“入世”有一定借鑒意義。
與墨西哥一樣，我國在"入世"談判中所選擇的方式也是關稅減讓。墨1988年（“入關”後2年）平均關稅水平為17％左右，到了90年代初（墨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平均關稅水平降至10％。我國政府承諾：到2000年，將平均關稅水平由1997年的17％降至15％；到2005年，將工業品關稅水平降至10％。通過以上數據對比可以看出，我國關稅減讓將面臨的進口劇增的壓力與當年墨西哥相比，沒有太大的差別。
無論與當年的墨西哥還是現在的世貿組織其他發展中成員相比，我國的關稅減讓幅度都是相當大的，所承受的進口壓力也是相當重的。因此，為防止"墨西哥悲劇"（金融危機）的重演，我國“入關”前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促進現有重點出口産業的快速增長，加快國內産業結構的調整，培育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有出口産業有明顯穩定的增長，對外開放才可能健康地持續下去。
我國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強化現有的出口競爭力，尋找新的競爭優勢點，以保持這種強勁的出口競爭力持續性存在。
在利用外資方面，墨西哥經濟危機留給批們的思考也是極為深刻的。90年代初，正值西方工業國處於經濟衰退、利率較低的時期，墨西哥“入關”後經濟開始活躍，加之為吸引外資而實行的較高利率，促使不少投機性資本流入墨西哥。當時，流向墨西哥的外資總額達750億美元，其中有價證券投資約佔70％－80％。但外國投資者可以因為各種政治、經濟因素隨意撤走資金，作為東道國的墨西哥很難駕馭，從而引發了該國資本流動性危機和清償能力危機。外國投機資本的過度流出恰恰正是墨西哥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我國也是一個資金短缺的國家，需要引進外資。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資會大量涌入，做好外資管理工作意義重大。墨西哥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要注意重點引進生産性直接投資，要警惕和防範投機性資本的大量流入。這對於即將"入世"尤其是目前國內資本市場尚不完善的我國，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資本流動將會日趨頻繁。作為世貿組織成員，中國也有義務推進本國資本市場的自由化進程。這些都會促使政府逐漸放寬對資本和外匯的管制，中國因而也需要一個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
印度
早在1948年，印度就成為關貿總協定的創始締約方。但是，印度並沒有隨之實行貿易自由化，而是利用多邊貿易協定的例外條款，以各種理由堅持貿易保護和外匯管制。這樣做的結果是，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濟、貿易發展緩慢。從1965年到1989年，印度的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8%，而且經濟結構較落後，國際競爭力低下。
1991年起，印度開始實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改革，減少關稅和非關稅限制，放鬆外匯管制。1992年到2000年，印度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提高到了5％左右，大大高於貿易保護時期的發展水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開闢了自由貿易園區發展軟體工業，印度目前已成為公認的軟體開發和生産大國。
西方發達國家不遺餘力地推動經濟貿易全球化，1998年底，印度和美國達成協定，允諾在今年4月1日取消所有進口數量限制。被迫取消進口限額後，印度商業部首先提出，政府將運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制，確保進口不會對國內産業造成傷害，並將通過擴大政府採購，扶持國有企業發展。印度政府還聲明，根據WTO有關糧食安全等“非貿易考慮”的規定，鋻於印度人口眾多、糧食需求巨大，在農産品進口中，印度將保持“必要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在打開國門的同時，印度還加強了反傾銷措施。印度政府認為，WTO關於反傾銷的規定是成員國保護國內工農業的有力武器。1998年4月印度成立了反傾銷管理總局，負責受理企業提出的傾銷投訴並開展調查。現在印度從對傾銷案件開始調查，到裁定是否徵收反傾銷稅，通常只用7個月時間， 比歐盟一些國家的效率還高。目前印度正在進行“第二輪經濟改革”，加速經濟自由化，為更好地融入多邊貿易體系打基礎。同時印度還加快立法，健全機構，使本國的法律體系與WTO的“遊戲規則”相適應。
東南亞各國
東南亞許多國家加入多邊貿易協定時間較早，其間不少國家的貿易政策是根據外部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調整的。
為迎合WTO的需要，馬來西亞從1995年開始降低進口産品的關稅，逐步取消了與貿易投資協議不相符的政策。但是，馬來西亞並未放棄用WTO有關協議中的靈活性措施，來保護國內工業。以汽車為例，由於它在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將汽車排除在承諾以外，因此它繼續維持著較高的關稅。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內，馬來西亞也將汽車市場開放時間推遲，從原定的2003年延至2005年，為本國汽車工業的調整爭取時間。
泰國是關貿總協定的原始締約方。雖然泰國政府一直執行外向型經濟政策，但它也充分利用WTO的準則，保護自己免受大國不公正貿易限制的傷害，同時注意調整政策，以維護自身利益。泰國最初在加入WTO時，只專注于促進工業産品出口和吸引外國投資，而忽視了對農産品市場的保護，使很多泰國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前些年發生的經濟動蕩使泰國意識到，如果沒有強大而穩定的農業做後盾，經濟危機來臨時國家就會遭受更多磨難。有鋻於此，近幾年來泰國政府對農業發展策略進行了積極調整，除對偏遠地區的農民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實現糧食自給外，更注意幫助較富裕的農民增強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出口。
菲律賓1979年入關後菲政府利用這一機遇積極推動出口，使出口成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加入多邊貿易體系還促進了菲律賓經濟結構的調整，特別是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目前服務業成為菲經濟的支柱産業，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接近一半。但自由貿易也給菲律賓經濟帶來一定衝擊。 由於失去關稅和其他保護，國外工業産品大量涌入，菲律賓國內剛剛起步的工業受到巨大衝擊。對此，菲律賓政府已經注意要根據情況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菲政府暫時提高了一些産品的進口關稅，在金融領域也充分利用WTO給發展中國家的緩衝期限，進行自我保護。
事實證明，不同貿易戰略下經濟發展的速度及勞動生産率增長是不同的。世界銀行有研究報告表明，內向型特徵越強的國家，國內生産總值增長就越慢。1963年到1973年，強烈外向型國家、中等外向型國家、中等內向型國家、強烈內向型國家的實際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分別是 6.9%、4.9%、4.0%、1.6%。因為如此，發展中國家無不努力加快經貿體制的轉型，力爭使本國的經濟機制更加適應WTO和國際競爭的需要，從而推動經濟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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