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法律文件全部通過後，WTO總幹事穆爾説："擁有了中國之後， WTO終於可以稱為完整意義上的世界貿易組織了。"為了這樣一個結果,我們的談判人員經歷了十數年無數個日日夜夜的辛苦。
自稱"談判退伍老兵"的王磊在給記者發來的信中説："作為從1986年一開始就直接參加談判10年的談判老兵，我想告訴大家，為談判十幾年辛苦工作的具體工作人員(我的前同事們)的犧牲、酸甜苦辣，他們是鮮為人知的無私奉獻者，他們是真正的專家，對上千頁的加入WTO的文件每字每個標點，都傾注了十幾年的心血。我想告訴大家，傑拉德為何能當15年的工作組主席…… "
多少年來，辦公室的燈一直亮到深夜
"如果過路的人稍微留心一點，就會發現外經貿部主樓西邊三樓幾間臨街的辦公室的燈光總是亮到很晚，多年來一直如此。那是我們WTO處的辦公室。在處裏大家沒有坐班到五點鐘就走的概念。多數人不管成家的和沒成家的都在部裏吃中晚兩頓飯。總是幹到很晚，沒法回家吃。"已是一名律師的王磊向記者談起自己十年的復關入世談判歷程時首先想到的是陪自己直到深夜的辦公室的燈光。
如今在自己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只要向東一望他仍能看到自己曾工作過的那幾間辦公室。
自1986年北大研究生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王磊就分到了外經貿部的國際聯絡司。當年7月10日中國剛剛遞交了復關申請，而他報到的日子是8月6日。這樣就直接進入了當時剛剛成立的關貿總協定處，當時關貿處只有七八個人，第一任處長是吳家煌。 "我們那個老處長還在，是個國際談判經驗豐富的專家，非常讓人尊敬，剛剛退下來。十五年這麼長，人一生能有幾個十五年？我在部裏做了10年，經歷了四任談判代表，沈覺人，佟志廣，谷永江還有今天的龍永圖。"王磊説這話時一臉的滄桑。
1986年沒多少人知道關貿
談及最初從學校出來就直接接觸關貿總協定談判，王磊一笑説，當時中國提出恢復中國關貿總協定地位的申請其影響力在國外遠大於國內，記得當時在《人民日報》國際版只在第七第八版的一個小角落簡單報道了中國遞交恢復加入關貿總協定的申請。但在國外，這一消息上了許多報紙的頭版，《金融時報》《華爾街時報》《費加羅報》，歐美的大報全都報道了，我收集到卷宗裏的大概有十來份。
國際社會當時對中國參與世界經濟體制的舉動感到高興，認為中國要市場化了。但在當時國內改革還停留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階段，我們內部對國內改革的方向還不是太清楚，我們當年向關貿締約方提交的介紹中國經濟體制的備忘錄很難講明我們到底是搞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回答締約方的問題也造成了許多混淆。
但許多國家對中國的復關談判還是抱著積極的態度，1986年9月關貿總協定開始發起烏拉圭回合談判。雖然中國是7月才遞交的申請，但締約方一致做出決定，邀請中國參加烏拉圭回合談判。我們不是正式成員，但他們説不是正式成員也要你參加，把中國做為完全的參加方。中國可以參加所有的議題談判，發表意見，只是沒有最後修改關貿總協定規則的表決權。我們都非常受鼓舞。
這樣中國在談判復關的同時，又參加烏拉圭回合的談判。當時我們的關貿處實際上是這兩個談判的一個秘書班，烏拉圭回合談判有三四十個議題涉及投資、銀行、電訊、知識産權、關稅和反傾銷等問題，而當時我們這個秘書班只有七八個人，工作十分繁忙。
瑞士人做了中國工作組主席
為了更好地處理中國復關問題，關貿總協定成立了中國工作組，並於 1987年3月在日內瓦選舉中國工作組主席，當時關貿總協定締約方認為中國仍是一個過渡的國家，還是傾向由一個比較中立的國家的代表來主持中國的復關談判。而瑞士從冷戰時期，以至現在在東西方的調解過程當中一直扮演著一個中立國的形象。在經中國同意後締約方選擇了瑞士人傑拉德。很有意思的是1992年成立的台灣工作組的主席也是瑞士人。
這種安排應該説是國際社會的一種政治考慮。有這樣一個中立國的主席可以使復關方和締約方談判起來更容易一些。傑拉德是個經濟學家，當時是瑞士駐關貿的大使，作為國際職員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作為瑞士這麼一個600萬人口的小國家的外交官，能主持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加入關貿總協定，應該是傑個人生涯中的一個亮點。在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他實際上是國際社會的具體代言人，在十五年的談判中，中國、歐盟、美國等國家的談判代表換了幾任，惟獨主席傑拉德沒有換。
中國工作組主席確定後，中國復關談判全面展開。
每人分十個題目進行模擬
當時我們那個處8個人，在國際經貿司，是一個秘書班，每次去談判都要組織國務院的各個部門適當的人員去參加談判，如果這次議題是關於金融的，就要把外匯局的、銀行的人請到；復關涉及到計劃的問題，就要把計委的人請來。
我們遞交的備忘錄20多頁，締約方是逐字逐句地研究，提出了很多問題，我當時一算有1000多道問題，比如你們的外匯制度，人民幣什麼時候完全自由兌換，廠子為什麼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底誰大，誰説話算數；計劃完不成，廠長和書記受什麼懲罰等等。有些問題西方人看不明白。
書面問題來了之後，我們先翻譯成中文，然後找工業各部委，外匯的問題找外匯管理局，企業的問題找國家經委。當時國務院為此成立了一個跨部級的臨時協調小組，各個部要由各個部的副部長來作為部級協調小組的成員。朱鎔基是當時國家經貿委的副主任。他是部級協調小組的成員。
當時除了書面解疑，締約方還要當面提問。當時我們官員回答國內記者的問題還行，但一到國外，就緊張，要麼回答不上來，要麼先準備好稿子照著念。大家經驗不多，這也不能怪，因為每個官員都有分工，不可能什麼方面的規則都很清楚。而且面對面地提問你很難控制，那個時候都很緊張，怕即興發言犯錯誤。為了不出差錯，在答疑之前我們在國內專門進行了演習。我們把各個部門的司長級的幹部找來到北京郊區的小湯山經貿部管理學院去模擬。怎麼模擬呢？比如説我是計委的官員，分給我十個題目，有點像高考模擬，我們儘量揣摸，可能問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練了很多次。
一看到大轎子車就知道中國工作組在開會了
組織中國代表團到關貿談判，我們關貿處和關貿總協定秘書處的聯絡任務非常地繁重，不到兩個月就得跑一趟，每次都是二三十人的大團。關貿秘書處的人都傻了，對於他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代表團，別的國家出席會議或談判的頂多兩三個人。美國代表團多一點，也就四五個人，我們是二三十個人。我們每次都乘坐大轎子車前往秘書處，所以一旦碰到中國組開會不用問，只要看到大轎車就知道那是召開中國工作組會了。
這對關貿秘書處委實是一個新現象。有的説中國這樣的大國家就是不一樣，一下來這麼多人；當然也有另外一種説法，這些人到底有效率沒效率，怎麼這麼多人。後來我們就跟他解釋，我説我們這個政府分工很細，計委管計劃，經委管企業，外匯是外匯局管……很細。我們這個談判代表沒有一個人了解各個方面的政策。我們花這麼多財力來説明我們很重視這個事情。
這種口頭上的答疑有三次之多。我當時只有二十四歲，一年往瑞士跑五六趟，樂此不疲。
這樣從1987年一直到1988年上半年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書面的和口頭的答疑。
五段話談了8個月
1988年我被派往日內瓦使團常駐，就復關和烏拉圭回合談判，在日內瓦直接與關貿秘書處和各成員方工作。從1991年起，我們談判代表團一方面澄清我國經濟制度的變化，一方面和歐盟談如何解決台灣申請加入關貿問題。當時第二任談判代表佟副部長受命于危難之時，帶領大家開始了"破冰式" 的談判。我作為使團代表的助手，從1992年1月份到8月份，在中國、美國、歐盟三方很小的一個範圍內，一字一句地談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條件，談的很簡單，總共五段話。
但就是這幾句話卻一卡能卡好幾個月，談不下去。這五段話談了8個月。
1992 年8月份台灣問題談妥之後，9月份台灣工作組成立。這之後中國工作組真正加速了工作。
在這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改革的目標明確，復關始為國內所了解和關注。當時社會上有三大熱：炒股、申奧、復關。
"小王，我們還要見多少人"
烏拉圭回合1994年四月份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召開部長大會，供各方簽署協議，也就是WTO協議文本。中國是烏拉圭回合的完全參加方，也簽了字，只是法律上暫不生效，但這表明了我們加入即將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心。中國代表團利用各國談判代表雲集的機會，緊張地做各方的工作，爭取成為 WTO創始成員國。我當時的任務是安排第三任談判代表谷廣明部長會見各國貿易部工業部長，各個國家在當地沒有使領館，都住在酒店裏。開會的這個城市對於所有的國家都是陌生的。谷部長開始説："小王啊，你盡可能多約，能約到多少人咱就見多少人！"
我當時白天晚上不斷與坎特、布裏坦這些人聯絡，打電話給他們的秘書。五個工作日下來，我們約見了22個國家的24個部長。有時我們去人家的酒店，有時他們到我們酒店來，有時就在會場裏。谷部長的車成天在城裏轉來轉去，大家都有些筋疲力竭。到最後谷部長跟我説："小王，我們還要見多少人？"
吉拉德不得不提出"休息片刻"
1994年底是我參與談判10年中最忙的時候，壓力也很大。我箱子就放在辦公室，從不打開，一有事提起來就走。那個時候出差到歐美國家首都沒有一個半天可以到城市的其它地方去透一口氣。1994年下半年在日內瓦那兒待了五六十天，國內不同部門的人員隨著議題的不同，不斷地走馬燈似的換。
大家只有一個目標--爭取成為在1995年成立的WTO的創始成員。我在談判代表龍永圖部長身邊，親歷了這場最為艱苦的談判。
在最後的正式會議之前的幾次非正式會議，都談至深夜，談判氣氛幾度緊張，充滿了火藥味。主席吉拉德不得不經常提出大家"休息片刻"，以緩和氣氛。按照慣例如果在非正式會議上通過之後，正式會議就只是一個走過場，中國成為WTO創始會員國將成為可能。
但當時美國確實沒有意願要讓中國進去，致使談判受阻。最後一次非正式會議大家扯皮來扯皮去，開到晚上11、12點也沒有結果，一個個都很疲倦。龍部長與歐美代表唇槍舌劍，幾度談判氣氛不斷升溫，衝突一觸即發。這時主席吉拉德趕緊提議大家"休息片刻"。
在這種最緊張的時候作為緩兵之計就是休息一下，休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真的要休息，主席也很聰明的，就是為了緩和一下氣氛。
美國代表説："主席，我們這個問題還沒得到滿意的答覆。"也就是説你這個問題通不過。就在那兒耗著，大家的情緒非常失落。這種劍拔駑張的時候，談判談到最後時雙方都忘記了是代表國家在談，個人都進入了角色忘掉了自己的身份，都在説按照這個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最後非正式會議沒有結果。
會場裏面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們回到住處時已是半夜，明天正式會議要發言，想加入創始會員國不行了，明天你到底什麼態度，我們幾個人連夜寫稿子，寫完後，呈給龍部長看了看。
次日正式會議中國工作組主席傑拉德首先説："連日來大家工作非常辛苦，經過這些天緊張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中國代表團表現了極大的誠意，但是工作還要繼續。"
然後大家都不説話，這種氣氛很少見。
不久歐盟的代表舉了一下牌子説："我們同意主席的説法，中國代表團談了很多次，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我們認為還要進一步工作，我們願意繼續和中國代表團合作。"那意思是説你今天想當創始成員國是不可能了。
美國代表團的發言很簡單："要繼續工作。"
巴基斯坦的代表這時支持我們説："我們非常失望。 中國代表團非常努力地工作還是沒能通過。"
其實誰都明白，原因很簡單，是由於西方個別國家沒有誠意解決問題導致中國受挫。最後龍部長發言用英文一字一句地説："首先感謝各代表團和我們一起工作了這麼長的時間，大家都很辛苦，我們中國一直在努力工作，希望成為WTO的創始締約國，我們跟大多數的締約方工作得都很好，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但是個別締約方，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來解決問題，儘管我們中方這麼努力，但由於他們缺乏誠意，致使我們不能成為創始締約國。我們中國的代表團非常失望。我們失望就在於難道關貿總協定，日後的世貿組織這麼一個多邊機構，就讓個別締約方主宰多邊的進程，我們對這個締約方表示不滿，對多邊體制的前景也非常擔擾。"
龍部長的話短促有力，非常重。
會場裏靜悄悄的，從主席臺到下面的這些到會的代表一點聲音也沒有，大家都屏住呼吸在那兒聽著。
龍部長最後説：謝謝大家。結束了中國代表團的發言。
這時，傑拉德主席説："大家還有什麼話要説？"見沒人説話就"嘣" 一聲敲錘子休會。不想再引起爭議，會到此結束。
會議結束後傑拉德主席照例走下臺和龍部長握了握手，意思是多保重，以後我們還要繼續工作，然後退出會議廳走了。印尼大使這時跑到龍部長身邊説："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敢做這樣的發言。"好多國家都跑到我們身邊支持我們，歐盟的代表也過來和我們握了握手。
只有美國的代表，他不過來我們也不過去，會議結束後雙方沒有互相握手。
我們當時感覺有一種很強烈的願望沒有實現的失落，也意識到國際上這種現實，國際上雖然講規則，可沒有實力什麼也談不成。
1994年夏天我調回國內任WTO處的副處長，隨後1995年談判冷了很長時間，上半年一直沒什麼動靜。這時中國的工作不再是復關，而是加入世貿了。直到1996年這種局面才慢慢改變。這時談判涉及到國內各個部門政策的調整，進行得很艱難。
與愛人兩地分居我放棄了談判
到1996我參加中國復關入世談判整好10年。這十年我參加了20次工作組的會議，非正式談判上百場，正式會議將近40次。
在1996年夏天出於個人的原因我辭職去布魯塞爾做了律師。做這個決定我用了一年的時間，感覺很遺憾還沒有談成就離開了。但因為我的愛人在歐洲學習工作，兩地分居造成了許多不便。當然由於長期談判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影響的並不是只有我一個，在1994年談判最緊張的時候，我們一個同事的愛人生孩子，而我們這個同事根本沒時間回國；多多少少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犧牲。
我雖然離開了談判組，但我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入世進程。
1999年11 月中美簽署協議後，憑著長期談判的經驗，我感到中國加入 WTO為期不遠，我在布魯塞爾給我的同事發去了一份傳真--"向你們表示祝賀和我的敬意！"（北京青年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