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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越：我們羨慕她們——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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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過後很多人問我們何以一個農村婦女會有這般見地？甚至一個觀眾打電話來一口咬定説這個劉小樣必是個城裏的大學生，弄不好是被拐賣到農村的。希望我們調查一下，還有人問劉小樣是不是“託兒”，你們教她説的哪些話？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每年主持三八晚會，我都不説開場辭？總是一張嘴就直奔主題？所謂開場辭，指的就是那種節目一開始，主持人興高采烈説的那一嘟嚕吉利話兒，比如説：“今天是……，在這大喜的日子裏，我要對大家説晚—上—好！……”什麼的，説吉利話兒當然討人喜歡，但前提是對方得真的有喜，你們倆才能同喜同喜，否則就是一廂情願勉為其難。
雖然我是主持女性節目的，雖然我也多少懂得些女性主義，但我只是知道：“三八婦女節”肯定不是一個舉國歡騰的日子，非要喜形於色地給大家拜年顯然是不合適的。
既然不過年，大鑼大鼓是敲不得了，大歌大舞怕也唱不得跳不得了。那還能幹什麼呢？只能踏踏實實安安靜靜實實在在説説我們過的日子了。
比如説自卑，我們在“三八特別節目”一開場就跟一位叫劉鳳珍的女性談起了關於自卑的問題，因為一隻眼睛不好，被別的小朋友嘲笑“眼斜心不正”，的她一輩子生活在自卑的陰影中，工作、愛情和自己的性格全都受了影響，活得特別膽小，特別壓抑。做節目時，我起初以為是在採訪別人，後來發現完全是在剖析我自己，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心境如此相同，只不過她是因為眼睛而我是因為“胖”，於是在節目裏我講起了自己的自卑，講起了自己曾經對別人尤其是對班裏的男同學的懼怕。出乎意料的是，一直以來讓我們覺得他無比自信的男主持人白岩松也説起了他內心的脆弱和隱痛，他的問題是他覺得自己來自於一個偏僻的小城市，剛剛考進北京廣播學院時他在那些北京女同學面前自卑得要命，一句話都不敢跟人説，如果我和劉鳳珍和小白是一個班的同學，我們互相肯定都躲得遠遠的，表面原因各異而本質只有一個，其實自卑和內心的脆弱又豈止是我們三個人的問題，它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根兒的問題，而我們各自武裝起來面對世界和眾人的同時，放棄了多少互相了解和安慰的可能啊！
再比如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足和對更高精神境界及文明的渴望。那是我們人人心中都有的卻被一個叫劉小樣的農村婦女講出來，她講得那麼平實又充滿了智慧，像一個哲學家。半年前，當我們收到一封來自陜西農村的觀眾來信時，大家被信中的睿智震驚了，組裏一位叫王峻的策劃揣著這封信見人就讀，讚嘆不已。最終他策劃了這場談話。“三八”過後很多人問我們何以一個農村婦女會有這般見地？甚至一個觀眾打電話來一口咬定説這個劉小樣必是個城裏的大學生，弄不好是被拐賣到農村的。希望我們調查一下，還有人問劉小樣是不是“託兒”，你們教她説的哪些話？這類觀點其實有一個共同前提就是：只有城裏人或上過大學的人才可能獲得智慧。但是，以我這幾年東奔西跑接觸各色人等的經驗來看，這種觀點顯然是錯的。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真實的心理歷程，不間斷地思想和向更高境界的永遠眺望，都是獲得智慧的渠道，再説陜西那地方本就藏龍臥虎、人傑地靈，冒出個把人精兒也是保不齊的。可嘆的倒是節目播出之後小樣的反應，面對紛至沓來的採訪與慰問，人們的讚嘆及領導的關懷，劉小樣不為所動一概回絕，她清醒地知道：“我的生活已經不可能改變，不斷接受外面的刺激只能讓我的心更亂。”她情願踏踏實實地呆在那個她並不滿意的小村裏，聽鄉親們説她：“瞎想！想的東西一點兒都不實際。”她反倒踏實，我們不能勸説她，因為那也是生活的智慧。
我們尊敬那位宣武醫院的神經外科女醫生淩鋒，她用那麼精深的業務救過那麼多人，她那麼熱愛她的工作又那麼平靜，而她為之付出的代價是由於長年工作在輻射之中，身體與生理的許多健康都被破壞了。同時她是新一代職業女性，她的生活有著可喜的另一面，她有那麼多漂亮衣服，好多還是名牌兒呢。她管她丈夫叫“達令”，她兒子管她叫“美女”，一家人沒大沒小，其樂融融亂玩亂鬧……
還有患了硬皮症的郭冬冬和她英俊的丈夫吳東寧，在這個功利社會飲食男女中，這對愛侶的摯情摯愛令我們心裏最柔軟的部分被重重地捶打了一下，我們不再同情他們，我們羨慕他們！
每當我碰到記者問我這類問題時我常常很尷尬：您沒得上***獎您介意嗎？您的節目播出時間不理想您介意嗎？……説“介意”不是真的，説“不介意”人家會覺得你酸溜溜，可我們為什麼要介意呢？當我們看到那麼多令人深思的心靈，看到那麼多令人欣喜的生命，在別人的生活裏一遍遍體味自己，還有什麼比這更好呢？
張越
（《北京青年報》2002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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