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三農問題
【嘉賓主持：辛賢】請問溫博士：中央今年出臺了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産的政策，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比較高。據我了解，現在在很多地方種糧的農民主要是老人和婦女。您認為這是否會影響農業技術的推廣和糧食産量的提高？
【特邀嘉賓：溫鐵軍】還是一個“水往低處流”的問題，儘管糧食形勢今年不錯，但誰都知道，農業還是一個低效益，甚至是某些時候負效益的産業，當然會好勞力轉移出去，三八六零種地。至於這種現象是否影響農業技術推廣，那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倒想從另一個角度提一個問題，技術是要付錢的，一個負效益和低效益的産業能多大程度上付得起技術要素的成本？請提問者回答。
【嘉賓主持：辛賢】當然，農民是有理性的。從農戶的角度，當種糧是負效益和低效益的時候，他有動力採用農業新技術去改變這種狀況，只要採用這種新技術的成本不高，而且採用這種新技術所帶來的效益高於他所支付的成本。我在調查中了解到，鄉鎮在七站八所合併後，農業技術推廣力量嚴重削弱，一些鄉鎮只有一名農技推廣人員，而且幾乎沒有推廣經費。這是否意味著國家應該在農業技術的推廣方面加大力度？
【特邀嘉賓：溫鐵軍】前面那部分分析我覺得是所有的教科書上都這麼講的，但是我們知道，教科書上所説的邊際收益下降會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之下出現其他邊際收益上升的要素來替代。於是，資源就優化配置，但是，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勞動力嚴重過剩，轉移不出去，土地資源嚴重短缺，增加不了，資金大量流出，因為農業沒效益，而採用技術要素一是有成本，而是有風險，尤其是在農民處於高度分散小生産的狀況之下，技術推廣的成本就更高，所以，如果不能有效的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國家即便拿錢技術也是推廣不了的。
【二 郎 腿】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是農民收入問題，目前市場上生活資料如大米、油等價格居高不下，但是真正的農民卻從中得不到任何實惠，而生産所必須的農資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那麼國家對於這樣的問題有什麼樣的解決辦法沒有？另生活資料價格高的另一原因難道是中國真的處於糧食危機中了嗎？
【特邀嘉賓：溫鐵軍】國家對於農資價格上漲採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大體上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其一，各地限制批零差距，一般批零差距10％，農資化肥批零差距各地政府甚至限制到2、3％的水平。其二，生産化肥的原材料價值上漲給予必要的補貼；第三，是給進口化肥予以退稅，這樣，才多多少少降低了一些生資上漲的速度。我個人認為不能排除其中有些商家或者廠家囤積居奇、追求暴利的行為，對這方面還缺乏必要的控制措施。至於糧食危機問題，我們可能需要多角度來考慮，首先，應該看的是中國水土資源不足，北方土地稍微寬鬆，但水是短缺的，南方水相對豐富，但土是短缺的，因此從長期看，中國的糧食供給不可能是非常充裕的；再加上，城市化加速，大量征戰糧田這也會影響中國的食品安全。所以，黨中央現在高度關注糧食生産和種糧食農民的收入，恰恰是出於這種危機意識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溫老師，您在分析“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時指出，農民在單純的生産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只有放開農民在金融領域、保險領域、購銷領域以及加工領域的合作，甚至對農民合作社在城市中辦的超市進行免稅，將其收益返還農村建設，這些合作組織才能具備競爭條件。您建議政府從政策上幫助農民合作，假設這方面的政策得以出臺，您認為我們的媒體應當如何做才能促進農民合作的發展？是否需要以農民為收視對象製作專門的金融、保險、購銷及加工方面的知識介紹及信息播報？
【特邀嘉賓：溫鐵軍】實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民在單純生産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是個普遍的問題，因此，國際上在大多數國家，都是政府以優惠政策來促進農民在其他涉農領域中開展合作的。早在1987年，我當時陪同世界銀行20幾個專家在中國考察，他們中有長期從事合作經濟研究的人，那時候他們就説，95％的生産領域中的農民合作組織是不可能成功的。我想，如果電視媒體願意多做一些這方面的宣傳，至少會讓大家學會從常識角度出發來討論問題。
【太陽灼人】農業是中國加入WTO後所受影響和挑戰最大的産業嗎？對於WTO中相關的農業條款，農民朋友們了解嗎？
【特邀嘉賓：溫鐵軍】農業作為一個戰略性的産業，在全世界範圍內各國都是給予保護的，我們國家入世以後，很多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那是因為他們還不了解農民是從哪幾個方面受的影響。第一，看看我們國家的商品化程度高的農産品，比如：棉花、大豆、香蕉、甘蔗都在國際價格大起大落之中受到摔打。中國大豆的進口近年來越來越多已經超過了國內的生産量，按常理，就應該提出反傾銷，但因為中國種大豆農民是分散的，不像國外的那農場，農民的無組織分散導致無人提出反傾銷的訴訟。
第二，應該看到，世界範圍內的産業的流動其實造成了勞動力價格的普遍下滑，這點也是個規律，儘管這些年，我們國家農村外出打工的人數在增加，但是相對於物價指數的工資收入卻不僅不提高，反而在下降，如果把加班、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沒有福利保障都算上，農民打工的收入實在是不足以維持他們的生存，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全球化的負面作用。再進一步看，很多農民把自己最好的勞動力貢獻給了打工，一生疾病，甚至工傷回到家鄉，醫療、養老這方面的成本比過去更大了，所以，我們從這兩個方面看，最好不要簡單化的去評價入世與三農問題的關係。
【筆名非法嗎？】剛才看到嘉賓説國家有農業立法，請問我們國家有關農業的法律法規有多少？有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法律法規？
【特邀嘉賓：溫鐵軍】這位網友是個有心計的人。因為我們在十六大，也就是2002年才正式接受了城鄉二元結構這個提法，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才有符合二元結構的法律體系，當然長期目標是要城鄉統籌、全國統一，但就現在的情況看，城鄉二元結構還是一個長期現象，因此確實還需要更多的為三農問題立法，這方面有很大的不足，尤其是我們的法學家們，似乎有一種比經濟學家更為天真的浪漫主義，他們往往強調法律的統一性。如果你不是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法律當然是統一的。
【嘿馬兒1】三農與人才建設:那請問溫老師，如何才能加強農村人才體系建設呢。加強農村人才體系建設是否僅僅是指加強農技人員的建設？
【特邀嘉賓：溫鐵軍】當然不是，加強農村人才體系建設首先得有鄉土教材，而鄉土教材必須得是産生於鄉土知識，這就要求我們這些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大力開展調查研究，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形成符合當地農民需要的這種適用教材，這樣才能夠幫助農民真正提高能夠因地制宜的那種技術，簡單説你不可能要求全國統一一個技術，能把黑土地上、黃土地上、紅土地上的問題都解決。
【嘿馬兒1】當前農村人才缺乏與三農問題嚴重有因果關係嗎？請溫老師回答。
【特邀嘉賓：溫鐵軍】我們知道人才問題是人往高處走，水往地處流，記得有一次在中國農大跟學生座談，學校希望農大的學生畢業以後從事農業，我當時就問學校的老師，你自己的子女上了大學是願意讓他出國掙高工資呢，還是願意讓他到農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來，農業作為弱勢産業，留不住人才是必然的，尤其現在的教育體系本身就鼓勵人們追求高收益職業，所以，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有特殊制度來保證農業能夠留得住合格人才，這當然不是完全靠市場，而得靠政府拿出特殊的政策或者某種資金才能做得到。看看我們現在基層的農業技術推廣站，老百姓的話説是“遠看像要飯的，近看是農技站的”，因為政府提供的行政經費連工資都報不了，這種狀況怎麼能留得住人呢？
【麵包屑兒】據了解，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在各地的政策各有不同，但在央視農業政策節目中並沒有過多體現，幾位嘉賓能簡單談談他們在各地的落實情況嗎？您認為我們的媒體在這方面是否應報道得更全面些？
【嘉賓主持：辛賢】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是中央扶持糧食生産出臺的重要政策。各地在執行過程當中存在一些差異，比如説安徽的糧食直補和江西的糧食直補在每畝的直補資金上存在差異，這與每個省糧食直補資金總額存在差異有關，也與糧食種植面積存在差異有關。良種補貼的差異與種植的糧食品種有關，比如小麥、玉米、早稻的良種補貼，不同地區的差異就較大。農機補貼，由於國家的財力有限，並不是所有購買農機的農民都有機會得到農機補貼。比如説安徽，農機補貼大約只有一千萬，但是農民購買農機希望得到的補貼遠遠大於這個數額，那麼勢必就有一部分農民拿不到補貼。各地在實施農機補貼政策過程中，考慮到各地的實際情況，就制定了不同的補助標準。
【特邀嘉賓：程國強】據我了解，各地對落實今年中央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産政策的工作力度非常大，效果也很好。如安徽省，今年圍繞落實中央政策，出臺了一系列具體的辦法，還向農民群眾印發了1340萬封信，我到安徽的來安縣農村調查時，農民就向我介紹，説今年的中央政策中，有六小工程的內容，他們希望，中央的政策不要只聽到雷聲，不見雨點。從具體政策落實的情況來看，各地在糧食直補、農業稅減免和良種補貼落實情況比較一致。比如説，各地已經在5月底之前把糧食直補發放到農民手中，糧種補貼、農機補貼也相繼在落實。這些都是當前農村的新形勢，我注意到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已經陸續開始報道這些落實情況。如果要説更全面些，可能是應該加大媒體宣傳的頻度，也要加強跟蹤和深度報道，尤其要及時發現政策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農民群眾對政策落實的一些意見和建議。我在調查中也注意到，農民對一些政策落實的過程不夠了解，所以對政策的期待比較高。比如説農機補貼，它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不同，只是針對大型農機具，部分地區所採取的支持措施，而不是對所有小規模的農戶、地區來講的，有關部門要做好政策的解釋工作，避免好政策得不到好解釋，結果帶來不必要的誤解。
【麵包屑兒】我的後半個關鍵問題您沒有回答啊！
【嘉賓主持：辛賢】我認為電視媒體在這方面是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讀恐怕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當然，媒體除了關注好的一方面以外，還應該關注各地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不好的一面，起到輿論監督作用。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溫老師，您在分析“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時指出，農民在單純的生産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只有放開農民在金融領域、保險領域、購銷領域以及加工領域的合作，甚至對農民合作社在城市中辦的超市進行免稅，將其收益返還農村建設，這些合作組織才能具備競爭條件。您建議政府從政策上幫助農民合作，假設這方面的政策得以出臺，您認為我們的媒體應當如何做才能促進農民合作的發展？是否需要以農民為收視對象製作專門的金融、保險、購銷及加工方面的知識介紹及信息播報？
【特邀嘉賓：溫鐵軍】實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民在單純生産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是個普遍的問題，因此，國際上在大多數國家，都是政府以優惠政策來促進農民在其他涉農領域中開展合作的。早在1987年，我當時陪同世界銀行20幾個專家在中國考察，他們中有長期從事合作經濟研究的人，那時候他們就説，95％的生産領域中的農民合作組織是不可能成功的。我想，如果電視媒體願意多做一些這方面的宣傳，至少會讓大家學會從常識角度出發來討論問題。
【馬上飛1】法律才是硬道理。節目應該多關注國外解決農業問題的成功案例，特別是政策如何以最低成本傳到農民。對於侵佔農民利益的，應以法律而不是行政處分，更主要的是制度必須服從法律，使法律真正成為力量是電視人的首要職責。農民苦而無私，是中國真正的力量和支撐。也是最大的受剝奪者。集體資産的流失，土地的強買，無不顯示了對農民的弱視和冷漠，也無還款違反呑了法律。這種行為必須受到制裁，電視必須促進法律的嚴肅、獨立與公正。農民必須得到他們應有的，至少現在，他們應有的還沒得到，而不是為他們減負。經濟發展而農民不進反退，難道不是説明了問題嗎？
【特邀嘉賓：溫鐵軍】我想請這位朋友考慮一下，法律是靠什麼來實現的，我們知道國外的法律靠兩個東西，一是龐大的警力；二是龐大的律師隊伍；而這兩者都是高成本的，而農村地區相對來講，農民收入低的問題是個常識，現在農業佔GDP的比重只有14.5左右，農村鄉以下的消費佔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不過百分之二十七八，農村中普遍存在農民打不起官司的問題，而那高成本的司法系統往往成為農民的負擔來源。因此，簡單地説，依法治國容易，實事求是地去解決問題很難。再加上，我們應該了解是上層建築應該適應經濟基礎，而不是讓經濟基礎去適合上層建築，這也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