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新聞媒體的責任
【半在空】兩位老師好，根據馬克思“報刊有機運動”原理只要媒體對某一事件不斷地，連續地報道，那麼事實就會最大程度地顯露出來，但有時候時效性會和真實性衝突，如果媒體拿到一份尚不能充分確定的消息，那麼是發還是不發呢？
【菊蟲】我想是儘量通過多種方式核實，根據巨體情況，有的交待較可靠的新聞來源的情況下發，有的等待。
【半在空】如果是我我會發，加一句未經核實，等待意味著可能錯過。
【漫遊世界】如果基本事實確定的話也可發稿，只是對不確定的事實，不要作確定的陳述，要留有思考和繼續報道的餘地。
【特邀嘉賓：張西明】的確如此，時效性和真實性是新聞報道當中經常發生矛盾。這種情況在廣播電視這種時效性要求更強的媒體工作的過程中更為突出，但並不是不可以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原則還是事實第一，簡單地説就是我們的生活就像一條河流，它是流動的、發展的，所以有關新聞事件的報道也應當是動態的、跟進式的。之所以我們的新聞報道常常不能很好地處理這個矛盾，主要是因為沒有尊重新聞的事實第一的原則，而是主觀性的願望和判斷，先入為主，比如對於非典疫情的報道，一開始很快就宣佈局面已經基本得到控制，這個判斷是違反事實本身發展和真相，所以當後來放開對傳媒報道的一些限制，能夠真實地、全面地報道非典疫情的時候，許多新聞工作者本身面臨著一個痛苦的轉腦筋的問題，他要想辦法去解釋他為什麼一開始急急忙忙就説，疫情已經得到控制。所以問題不在於一件事情一開始是否就能夠確定它的發生和發展，根本性的還是尊重事實，按照事實的本來面目去報道、評論和解釋。這樣當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變化，也可以按照事物本身的邏輯，順理成章地進行後續報道。
【風過耳】張教授，柏拉圖好像説過這樣一句話，沒有理性和思考的人生是沒有意思的，你怎樣理解將這句話運用在當今的中國媒體發展當中呢？你認為我們真正需要的媒體是怎樣的？
【特邀嘉賓：張西明】的確，媒體是需要理性的，像中央電視臺或者美國的CNN、英國的BBC、日本的NHK這樣國家性的甚至國際性的媒體，尤其應當具有理性，因為它們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責任，它們不是一個普通的MTV，也不是一個傳播大眾文化的綜藝頻道、體育頻道，或者家裝等等時尚頻道。但是像這些大臺如何具有它的理性、它的思考和智慧並不在於它的面目是多麼嚴肅、刻板，有句名言説：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那説的就是人類一板著面孔故作深沉的思考就顯得很可笑，但如果能夠真正把握住這個時代中最重要的一些變化，去回答我們的社會中大家真正關心的那些問題，電視媒體的上帝（也就是廣大觀眾）他們不但不會感到可笑，反而會更加尊重我們的媒體。所以對於新聞頻道來説，除了及時地、全面地報道重大的新聞事件外，還必須有深刻的理性、分析性的報道和深層次的評論。我們沒有必要妄自菲薄，因為中國的電視畢竟非常年輕，我們的電視人也太年輕了，所以有的時候在重大的話題和事件發生的時候，在最需要他貢獻理性和智慧的時候，他們往往顯得很淺薄，無法向觀眾貢獻出深刻的理性和智慧。我們也需要中國的拉裏.金、湯姆.布羅考、華萊士這樣不僅白髮蒼蒼而且充滿智慧的電視人。
【漫遊世界】這就要求我們的新聞節目製作人員，必須具有理性思考的深度與廣度，沒有理性就失去了權威，沒有思考就失去了公眾。
【斷裂的水杯】閔老師，網絡新聞發展很快，網絡新聞是否對電視新聞的傳播效果産生了一定的衝擊和影響？
【特邀嘉賓：閔大洪】網絡新聞的快速會對電視新聞産生衝擊，但是今天電視畫面給觀眾的影響和衝擊力，網絡媒體就遠遠達不到。
【半在空】上期“南方週末”曾載，湖南某些農村恰恰是看了湖南衛視關於“男嬰”的辟謠新聞而去按謠言去做。這是受眾素質有問題呢，還是報道方式有問題？能否談談看法？
【特邀嘉賓：張西明】我想大量的農民相信謠言，原因不在於新聞媒介的報道，可以這樣判斷，如果沒有媒體及時地澄清和揭露謠言，那麼信謠、從謠的人肯定更多。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張西明老師，當前我們正處於“非典”突發災難時期，在這樣的特殊時期是否“意見領袖理論”具有特殊的意義？您能否具體闡釋一下？
【特邀嘉賓：張西明】意見領袖是指大眾傳播過程中少數具有影響和改變他人態度能力的人，他們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往往能夠形成一些話題的“炒作”，進而影響和引導輿論，産生“議程設置”的作用。美國歐洲將這些“意見領袖”稱為Spin Doctor，即“扭轉博士”、“公關大師”，認為他們具有影響甚至主導輿論的巨大影響力。伊拉克戰爭中，白宮和美國軍方的新聞發佈會就是典型的“意見領袖”機制，當我們的電視以“原汁原味”轉播並同聲傳譯這些活動為“電視傳播的重大突破”的時候，美國政府肯定也為他們的聲音能夠長驅直入、直接傳播到十億中國受眾而歡呼。北京非典高潮的時候，新任衛生部領導高強和北京代理市長王岐山的兩次成功的記者會，也發揮了這樣的意見領袖和議程設置功能。這些個案傳播的成敗得失，值得從傳播效果的角度反復思量。
除了總理、吳儀副總理、王歧山代市長等政治人物是具有新聞價值的“意見領袖”，在非典疫情中，一些醫學專家和工作在第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包括一些康復出院的患者，他們都可能成為非典報道中的意見領袖，因為他們的專業知識、親身經歷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所以他們對疫情的分析和解釋往往具有極大的權威性。比如，當著名電影導演謝飛康復出院，他一路作著勝利的“V”型手式，向迎接他出院的電影學院的學生、同事熱情招呼的時候，這樣的一個電視畫面勝過無數句“非典可防可治”的口號，此時的謝飛就是“意見領袖”。所以電視的新聞和評論它的視角和對傳播規律的把握、對傳播效果的追求，自覺還是不自覺效果大不一樣。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張西明老師，在我們目前的新聞欄目中， “文化規範理論”是否有所體現？
【特邀嘉賓：張西明】“文化規範理論”指大眾傳播媒體有選擇地傳遞信息，能夠形成一種道德的、文化的規範力量，受眾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大眾傳播媒體所提供的認識標準解釋社會現象，判斷他人和自己的行為，最終形成受眾認同的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非典時期媒體關於隨地吐痰、拋撒垃圾的抨擊，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力量，人們由此儘量追隨大眾傳播媒體所宣揚的社會行為規範、採取社會認可的行為準則行事。這種傳播效果的達成，恰恰證明了“文化規範理論”的應用價值。
不過文化規範理論不是孤立地發揮作用，它必須依託于大眾媒體傳播的事實，通過對事實的報道、分析和評論産生這種文化規範的作用，因為傳播效果的最終依據是事實，好的不可能説成是壞的，壞的也不可能説成好的；另外，傳播效果和新聞事件的發展一樣，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因為，把握傳播效果，一定要符合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包括我們目前反復強調的“講科學”。文化規範與以往的標語口號式的赤裸裸的教化和灌輸不同，從事實出發，從事實發展的邏輯出發，就要儘量避免簡單的因果關係的邏輯，否則不但達不到文化規範的目的，反而會産生可笑的反面效果。比如非典疫情剛剛緩解，現在的媒體就流行一種“非典之後的快樂預測”，不厭其煩、連篇累牘地向人們宣傳著。比如説：非典之後人們的衛生習慣有個質的改變，能夠自覺的鍛鍊身體，公款吃喝能夠得到根本性的遏制，等等。總之，一切都將從此美好起來，這些預測其實是簡單思維的産物。比如，一些地方先後都推出了重罰隨地吐痰、亂倒垃圾的措施，按説政策早就有了，這次人們關心的主要是金額，如上海就對吐痰罰200元。但真正令人關心的是怎樣去執行這樣的政策，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要有多少人去管？僅靠城管執法局的人行嗎？
所以儘管是非常時期，有關政策的制定也仍然要考慮到以後的延續性。媒體的報道和評論更應把握分寸，考慮到兩種或多種可能性，不能簡單傳播盲目樂觀的情緒，否則事後出現反彈，媒體的傳播效果就將大打折扣。
【風過耳】有西方學者説，知識分子的使命，就在於對現實的批判，做為媒體學者，你怎麼看待CCTV.com長已經開始的，和正在進行的媒體批判和《電視批判》的呢？
【特邀嘉賓：閔大洪】知識分子應該具備兩個特質：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它往往需要借助媒體來實現批判。如報紙、雜誌等。CCTV.com通過建立《電視批判》就為媒體批判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這在其他媒體網站當中，還沒有。但這僅僅是開了一個好頭，今後還可以做深、做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