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象徵資本與文化資本
經濟場域以經濟資本的運作為其主導形式。文化場域則以文化資本的運作為其主導。
在《區隔》中，布爾迪厄詳盡地研究了文化資本，把它界定為一種知識的形式，一種符碼或認識的獲取。這種認識的獲取為行動者裝備了感受和破譯文化關係與文化製造品的能力。“一部藝術品只對那些擁有文化能力——能將文化産品符碼化的符碼——的人才是有意義的。”對於這一符碼（文化資本）的獲取要通過長期的積累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家庭教育、日常學習、社會教育和機構教育的教學行為。
廣義的文化資本包括兩種資本，這就是象徵資本和文化資本。如前已述，象徵資本是指某人所積累的威望、聖職授任、名聲、獲得榮譽的程度等等，它是以知識與承認之間的辨證關係為基礎的。比如，學術資本來自正規的教育，並可通過學位與文憑加以衡量。語言資本則是行動者的語言能力，這種語言能力是在與特定的語言運用市場——其中常常帶有不被識別的權力關係——的關係中得到衡量。文化資本則涉及文化知識、文化能力和文化定位的形式。 在這個場域中，競爭的利益是高度象徵性的，包括權威、聖職和藝術聲望，這是為了生産者的生産和再生産，其中的經濟的利益通常被否認或忽略（至少在藝術家本人是這樣），而權威的等級是建立在不同的象徵利潤（即超功利的“利潤”）的基礎上的。
一個特殊的活動領域的自主性程度是通過其抵禦外在決定力量的能力以及它是否或在何種程度上遵從象徵資本的特殊形式統治的特殊場域的特定邏輯能力界定的。“在文化生産的場域中，最具自主性的部分，其瞄準的讀者往往只是另一些生産者，而其實踐的經濟是建立在對於日常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的倒轉上的，如對於商業原則的倒轉（反對追逐利潤）、對於權利原則的倒轉（譴責世俗榮譽與世俗的顯赫），乃至於機構化的文化權威的原則的倒轉（如缺乏學術訓練與“聖職”可能被視為一個優點），這就是所謂“輸者贏”的遊戲。正是這個有限的生産場域（或受制約的生産場域）的邏輯，激勵了各種藝術形式的實驗（如各种先鋒藝術運動）與學術思維、觀念和話語的創新（如西方6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領域的所謂“理論革命”）。
布爾迪厄認為，文化場域就是在自主極——以象徵資本為基礎，只服從內在的要求，與對立極——社會極，以對經濟資本的服從為基礎——的對抗中建構的。這兩極之間就是遵循各種不同的合法性原則的文化實踐的廣闊地帶。正是這一基本框架，確定了兩種在場域中競爭以獲取競爭利潤的等級化原則：在自主極主導的年有限生産亞場域遵循自律的原則，以追求特定的學術的藝術的文化的“利益”為基礎。而在社會極主導的大規模生産的場域遵循他律的原則，以外在的因素為基礎。當然而這一對立不是絕對的，它常常被多種其他附加的對立（比如文類之間的對立以及對於同一文類之間的不同探索的對立）所穿透，雖然這些原則在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對立中可以被發現，但它們依據所分析的國家與歷史的特殊性而變化不定。
4. “贏者輸”與“輸者贏”
按照上面布爾迪厄“文化場域”的理論，在此一場域中被肯定了的東西，在另一場域可能遭到否定。在某一專業場域中輸了的人，在公共場域中則有可能大行其道，聲名顯赫。所以在古今社會，都有人從專業場域進入公共場域，也有人從公共場域跨進專業場域。這就出現了學術文化領域的所謂“贏者輸”和“輸者贏”的特有景觀。
與經濟資本一樣，所有資本在社會各階層中都是不平等分配的，雖然在特定的環境中不同的資本形式是可以轉化的，但卻是不可相互化約的。擁有商品經濟資本並不必然意味著擁有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反過來也一樣。在布爾迪厄看來，文化場域裏的“贏者輸”（winner loses )的邏輯，到經濟世界裏就會倒轉為“輸者贏”。因為經濟上的成功（在文學上，比如寫暢銷書）反而意味著進入特定的聖職授予與象徵權力時的障礙。
一個人為了進入場域以便玩該場域的遊戲，他必然帶著預先安排他進入該場域參與遊戲的特定的（而不是別的） 慣習。他還必須擁有可以進入這個場域的最低限度的知識、技巧和才能，以便被接受為合法的遊戲者。因而進入遊戲就意味著以最優化的方式使用該知識話語及其技巧。也就是以一種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利益的方式投入他的資本。所有的場域中都有利益（即使不被識別為利益），都有投資，即使不被識別為投資。這些利益與投資，可以通過經濟的邏輯加以分析，而又並不能以任何方式把它們還原為經濟學，因為場域與場域之間的結構相似並不意味著結構上的完全等同。存在著投資于不同的場域的不同的資本類型，這種類型與該場域中的特定利益相一致。這就是布爾迪厄提出的“實踐經濟的一般科學”，通過這一科學的原理或原則，人們可以分析所有類別的實踐，包括那些號稱超功利的或無償的實踐，因為非經濟的（如學術的）實踐同樣指向某一“利潤”的最大化，不過，有的是物質利潤的最大化，有的是象徵利潤的最大化。而且，到達一定的層次，這兩種利潤之間也可能互通或雙贏，就像小説裏寫的武林高手，功夫到了爐火純青、遊刃有餘的層次，臻于化境，各種不同門派的功法就都能融會相通了。
學院派似乎更多地享有知識的承傳、甄別、選擇的權力。學院派更強調知識傳播的系統性，而後知識分子則享有當下的發表權，強調知識的當下效應。學院派更規範，更穩定，更艱深，以理論的全面發展為己任。而後知識分子則以實踐應用與創造時尚為目標。
余秋雨先生似乎是一個經典範例。在大眾文化領域他可以説聲名顯赫，是個大贏家，而從經院式的學術界來説，他又備受責難，成了輸家。從大眾文化的場域去看學院派的戲劇理論場域，余先生是贏者輸了，從學院派的專業場域去看大眾文化場域，他可能是輸者贏了，而且是大贏了。
5. 雙贏時代的來臨
有沒有可能在不同的場域都贏呢？一般來説，“術業有專攻”，在社會分工異常細密的現代場域，人們的確很難“雙贏”。比不得文藝復興時代，巨人倍出，像米開朗基羅就既是宮廷雕塑家、畫家，又是建築工程師，甚至是解剖學家。而在現代生活中，你就是只做一件工作，要想做好，恐怕也要耗盡心血，前顛後躓。更何況跨場域呢。當然，這裡説的又是問題的另一方面。
但也有例外，比如宗白華先生與他的“散步美學”，就是既“陽春白雪”，又“下裏巴人”，既高深，在專業領域洞開新宇，又獲得了大眾的喜愛。這與宗先生當年曾為報人是否有關？宗先生橫跨不同場域，不僅學問專深，又深諳傳播發揚的妙諦，故而遊刃有餘，二者得兼。這裡既有個人天才和稟賦，也有理論和實踐選擇的恰然遇合，誰叫是美學，又可散步而得呢？
還有黃仁宇先生與他的《萬曆十五年》，也算一種嘗試。
實際上，當代文化學術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場域的重疊與融合，有限生産的場域與大眾文化的場域的交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邊界的模糊；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場域的會通。社會的巨大轉型帶來文化場域的重新定位與劃界。文化的民主化使人們更關注場域與場域間的溝通與交流，希望打破場域間的壁壘，尋找場域間的可傳釋、可交流、可溝通的共同性與約定性，又保持各自的自主性與獨特性。因此，在當代多元範式下的多樣化現實中，雙贏或共贏成了發展的新的準則和趨勢。
我們期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