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外媒體重大事件報道的經驗借鑒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程教授您能不能談一談兩次海灣戰爭中，美國媒體報道有什麼不同？
【特邀嘉賓：程曼麗】這首先要從兩次戰爭的性質談起。第一次海灣危機的起因是伊拉克入侵並佔領科威特。1990年8月，通過兩伊戰爭確立了海灣軍事強國地位的伊拉克無端佔領了彈丸小國科威特。這種以強淩弱的行為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為了“解放科威特”，“建立國際新秩序”，同時為了維護自己在海灣地區的利益，美國敦促聯合國授權以美為首的北約對伊宣戰，從而發動了一場冷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參戰國最多的局部戰爭。由於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懲罰了伊拉克，還科威特以公道，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中東地區的秩序，因而其行為帶有“維和”色彩。
第二次海灣危機的起因是“反恐”。２００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反恐”於是成為全國上下最強烈的意願和呼聲。“9 11”之後，布什政府就提出了“邪惡軸心”之説，伊拉克名列其中，而且“邪惡”的程度不斷升級，以至成為美國人的頭號敵人，不“倒薩”不足以平民憤。儘管美國一直沒有拿出薩達姆和拉登“基地”組織有聯絡的證據，也沒有得到進攻伊拉克的“合法認可”，但是“倒薩”之戰已經開始。 美國政府把“反恐”和“倒薩”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視後者為前者的重要步驟，可見“倒薩”之戰帶有復仇色彩。
如果説第一次海灣戰爭是為“他人”而戰，那麼這一次海灣戰爭美國就純粹是為“自己”而戰。這就是兩次海灣危機本質上的區別。由此而引發的媒體報道的區別在於：首先，報道的熱度不同。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媒體對伊拉克譴責性的報道，經歷了一個由少到多、由弱到強，逐漸升溫的過程；民眾對政府決策的支持率也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的過程（最初的支持只有45%）。這一方面有著歷史原因。海灣危機前，美國是伊拉克的盟友，兩伊戰爭中始終站在伊拉克一邊。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令美國始料不及。從朋友到敵人，輿論上必然有一個轉變的過程。另一方面，美國首次攻打伊拉克，為的是美國本土以外的利益，或曰美國的全球利益，這與美國公民的切身利益相關度不是很大，因此他們最初並沒有表現出高度的熱情。直到戰爭打響，戰報頻傳，美國精神被空前地激發起來，媒體的報道和民眾的熱情才達到了頂峰。這一次則不同。
由於“倒薩”是“反恐”的重要環節，與美國國家利益以及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而美國朝野對此一開始就傾注了極大的熱情，民眾對政府的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美國最有影響的媒體——主要電視和廣播網、《新聞週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主要的有線服務系統高速運轉，及時傳達著總統、政府官員、軍界人士的聲音。一些媒體還熱衷於民意測驗，渲染戰前氣氛。例如《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報》、美國廣播公司、有線新聞電視公司等在不長的時間內相繼公佈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公眾對政府決策的支持（支持率60%—70%）。此外，與上一次僅僅要求伊拉克撤兵不同，這一次媒體輿論升級為推翻薩達姆政權，摧毀伊拉克軍事力量。
其次，報道的側重點不同。第一次海灣戰爭，可以説是一次不透明的戰爭，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部署、武器裝備以及地下工事情況缺乏足夠的了解，因而對未來戰爭的判斷帶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美國國內一些媒體對戰爭前景表示憂慮，甚至把海灣戰爭和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以至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相提並論，暗示此戰有可能久拖不決，陷入泥淖。這多少反映了美國人現實主義的世界觀，他們對戰爭的目的並不看重，他們關心的只是戰爭能不能順利結束，美國能不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勝。這一次則不同。
12年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嚴密監視下，伊拉克已經無密可保。加上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在伊拉克拉網式的搜尋以及各國記者的蜂擁而入，伊拉克幾乎變成了一個透明的國家。因此，和上一次相比，美國人的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相信美國的軍事實力，相信伊拉克不堪一擊。與此相應，媒體的調子也發生了變化。許多媒體不無炫耀地介紹美國的軍事力量以及高科技武器裝備，以顯示美軍在快速反應、精確打擊和適應戰場能力等方面的巨大進步。一些媒體甚至議論起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問題——如何建立新政府，如何追捕薩達姆的高級官員，由誰來出任新政府到領導人等等。
第三，對薩達姆的態度不同。第一次海灣戰爭前，伊拉克是侵略者，是他國主權的踐踏者。它本身就是妖魔，無需媒體過分渲染。當時《紐約時報》刊登的醜化薩達姆的漫畫，無非也就是又小又臟的薩達姆頭上盤繞著一群蒼蠅。這一次不同，薩達姆被推斷為美國利益的最大的威脅者。美國雖然指責伊拉克“隱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在伊幾個月沒什麼收穫，這使美國攻打伊拉克始終缺乏足夠的理由。要變出師無名為“有名”，對薩達姆妖魔化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方面，美國政府用心良苦，美國媒體不遺餘力。《紐約時報》曾經以“外交政策智力測驗”的形式，讓讀者在多個選擇中指認“誰是對全球和平最大的威脅”，謎底是伊拉克（科學家）。
合眾國際社在分析布什總統的國情咨文時特別強調他為伊拉克開列的罪狀：伊政權如何為了逼供在父母面前嚴刑拷打兒童；薩達姆如何隱瞞擁有研製生物武器移動實驗室的情況。美國白宮還通過互聯網以及各種新聞渠道散發長達33頁的材料，歷數薩達姆的種種“謊言”和“罪證”。在媒體的反復渲染下，薩達姆早已成為十惡不赦的魔鬼，美國人根本不相信薩達姆會自動放棄武器，在他們看來，除了戰爭沒有其他的選擇。
第四，媒體介入程度不同。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美國採取的是由美軍戰況報告員提供戰況消息，由軍方統一報道口徑，統一發佈新聞的做法。記者只被允許進入預定的圈子，不能直接接觸軍事行動。軍方提供給新聞網的是剪輯過的轟炸錄像，美國的大部分媒體也就照此進行報道。由於當時信息渠道相對單一，才會有全世界人民收看CNN，薩達姆也躲在防空洞裏看ＣＮＮ的情景。“911”以後，尤其是在阿富汗反恐戰爭中，獲得了阿拉伯境內獨家信息發佈權的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名揚天下，這使美國在新聞傳播領域裏的主導地位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面對薩達姆有可能發起的“宣傳攻勢”，美國政府和軍方這一次調整了媒體政策，他們允許記者赴前線，允許他們隨戰鬥部隊做一線採訪，並且希望通過媒體的實地報道“向世界展示被藏匿的生化武器”，和“部隊戰士的英勇善戰”。
當然，記者同時也被要求不報道負面消息，不報道不利消息，以免削弱大眾對海灣戰爭的支持。總之，美政府和軍方已經認識到，“從輿論和宣傳方面贏得戰爭和美軍攻打伊拉克之戰同樣重要”。因此，在這次對伊戰爭中，已經習慣於通過高空拍攝到的“精確制導炸彈”鏡頭了解戰爭實況的電視觀眾能夠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畫面：對部隊作戰行動的現場直播。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程教授，聽説您曾經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做過高級訪問學者，對俄羅斯新聞媒體有研究，能不能談談普京上臺以後採取了那些新聞政策？
【特邀嘉賓：程曼麗】 普京是一個鐵腕式的領導人，他上臺以後全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治媒體寡頭，重新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他的媒體政策分兩步實施:第一步──迫使寡頭從媒體領域，尤其是影響重大的廣播電視領域退位。
媒體寡頭是９０年代初期俄羅斯私有化的産物。當時最有代表性的兩大媒體寡頭一個是谷辛斯基，一個是別列佐夫斯基。他們分別控制著收視率很高的獨立電視臺、ＴＶ－６電視臺，同時擁有俄羅斯公共電視臺和全國電視臺的股份。普京上臺之前，俄羅斯新聞業總體上處在一種放任而且放肆的狀態：政府發佈的任何一項政策措施以至法律文件，都會受到媒體，尤其是寡頭控制的媒體緊隨其後的攻擊、謾罵。對媒體的這種表現，葉利欽很氣憤，也有心整治，但考慮到９６年自己謀求連任總統時谷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給予的人力、財力支持以及輿論支持，這只重拳如論如何也砸不下去。
他於是把希望寄託在了自己的接班人普京身上。從2000年5月起，普京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削弱媒體寡頭的力量。2000年5月11日，俄內務部搜查了谷辛斯基“橋－媒體”集團總部及其下屬機構，並根據最高法院的決定收繳了為該集團擔任保安的保安公司的槍支。2000年6月12日，俄最高檢察院以涉嫌經濟犯罪為由，拘留了谷辛斯基（獲釋後，于2000年12月再次被捕）。對別列佐夫斯基涉嫌挪用俄國際航空公司資金一事的調查也同時展開。2000年下半年，有著政府背景的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以“橋－媒體”集團的獨立電視臺虧欠其2億多美元債務為理由，兩次迫使“橋－媒體”集團讓出股份。2001年4月3日，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通過非常手段，撤換了獨立電視臺領導成員，對它進行了強行接管。不久，在TV－6電視臺擁有少量股份的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盧克伊爾公司也通過複雜的破産法把TV－6告上的法庭，最終電視臺敗訴，陷於絕境。2002年1月22日，一度以播送新聞為主的TV－6電視臺于午夜時分關閉。至此，谷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的兩大“媒體帝國”已土崩瓦解。
第二步──收回給予外國媒體的特權。1991年“8 19事件”之後，鋻於美國“自由”（“自由歐洲”）電臺在“事件”中的合作表現，葉利欽簽署了向該電臺提供優待政策的93號總統令：允許“自由”電臺在莫斯科開設常駐分部並可在俄境內設立記者站，確保其“自由從事新聞工”。這種優厚的國民待遇使“自由”電臺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長，到2002年，僅莫斯科一地，電臺聽眾就達到13萬人。但是，在享受俄政府優惠政策的同時，“自由”電臺並沒有給與相應的回報，相反，它無所顧忌的行為常常給俄政府帶來各種麻煩和困擾。正像俄羅斯總統辦公廳新聞局一位發言人所説的：儘管冷戰早已結束，俄美關係已經提升到互信和合作的新水平，然而“自由”電臺的編輯方針卻始終沒有改變，在對俄公民進行廣播時一直堅持其報道的“偏見性”和“選擇性”，這種取向在對車臣和烏克蘭地區的廣播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為了改變這種輿論上的被動局面，2002年10月4日，普京簽署總統令，宣佈葉利欽于1991年簽署的93號總統令失效。這就意味著，“自由”電臺在俄享有的特權不復存在了。對其他外來及外資介入媒體的限制，也在這之前展開。2001年4月，當谷辛斯基的獨立電視臺面臨危境的時候，美國CNN總裁特納曾經打算大量收購這個電視臺的股份，引起俄方的警覺。為了防止類似的情形出現，2001年8月，俄國家杜馬通過了《大眾傳媒法》修正案。修正案規定，在建立傳媒機構時，外資不得超過50％。在俄羅斯，外資介入的媒體有104家。
通過取消“自由”電臺特權和修訂《大眾傳媒法》，俄羅斯政府避免了外國媒體及資本集團大範圍影響其國內政治的可能性。總之，2000年至今，普京分步驟整治媒體市場，使反對派的輿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同時利用總統權力，在政策上向國家媒體傾斜，收回了大片輿論失地。他在媒體領域的作為與他治理整個國家的風格是完全一致的。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程教授，您如何評價普京的新聞政策？
【特邀嘉賓：程曼麗】應當説明的是，無論俄羅斯前任總統葉利欽還是現任總統普京，都處在俄羅斯社會轉型期，他們實行的新聞政策也都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調整的。葉利欽繼戈爾巴喬夫之後，對媒體實行的仍然是“放”的政策，他的“放”適應了人們力求突破前蘇聯僵化的新聞體制的要求，因此才有了俄媒體多樣化的局面。但是由於控制不力加上金錢政治的影響，使得媒體尤其是寡頭控制的媒體不斷膨脹，以至最終妨礙了大局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普京採取“收”的戰略，以挽回失控的局面。這一“放”一“收”恰恰説明，在社會轉型中，沒有一成不變、一步到位的方法和模式，十年前的“放”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十年後的“收”也是必要的。社會就這“放”與“松”的變奏中向前推進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