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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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主持人：羅石曼】隨著時間的消逝我們的一些節日民俗已經消失，那麼在今天我們如何在節日中體現我們的民族性呢？並能讓世界人民看到我們的民族性？
【特邀嘉賓：王寧】電視可以增加一些表現民風民俗的節目，讓大家在娛樂之中感到我們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只是形式是民族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就是民族的，具中國特色的。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在您的文章《全球本土化與中西比較文學重點的轉移》當中，您提到了現代人文知識分子所處的境遇及文學和文化市場的萎縮等問題，現在我們的傳播方式已經從紙媒介到了電子媒介了，我認為人文知識分子也應當更多地利用現代傳播手段進行這種轉型，從這點上看，您個人有什麼傾向性，您認為電視文化作為一個娛樂的大眾的文化應怎樣與高品質的文化結合起來？
【特邀嘉賓：王寧】我覺得在這方面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西方的知識分子浮躁一些，國外的專家學者分成兩大類，一種就是比較專業化的學者，即在某個領域中是專家，出了他的領域就不太了解，他們非常嚴謹地只談自己本專業的東西，他們很少走進公眾欄目談論他們專業領域外的事情；另一種是公眾的思想家，他們經常接受採訪，上一些公眾欄目對時事做評等等。而我們中國的專家經常是不分專業、不分領域就大談一通，有些人知識很淺薄，也喜歡到電視上去亮相，使得他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他好像什麼都能談，但什麼都談不深，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浮躁，他們認為，也許我潛心做學問，大家都不知道，在電視上一亮相，傳播面就廣了。但是我覺得，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是好事，也許會把你的弱點都暴露了，使別人認為你是徒有虛名的。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那您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保持自身的品質，而不應當採用這種方式曝光？
【特邀嘉賓：王寧】也可以這樣，如果社會真的很需要你的聲音，你也有這個能力的時候，你是可以這樣做的，但儘量不要超出自己的力量所限，英國古典主義詩人蒲伯曾講“知識淺薄是很危險的”，還有句諺語：語言會使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所以你若不講，大家還不知道你不懂，你講了，大家就會想，哦，原來不過如此。我經常看到訪談節目中的專家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所以我認為寧願不講，也不要出洋相。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很多時候大家都説電視沒有文化，很多人就呼籲有文化的人參與到傳播當中來，從您剛才的談話中，我想您並不是反對知識分子走進大眾傳播，而是希望這些學者能夠發揮所長，對嗎？
【特邀嘉賓：王寧】對，不能雜而不精，而是真正將自己的有價值的東西展現給大眾，提高大眾傳播的文化含量。舉個例子，現在對於全球化問題大家都能説幾句，但是為什麼在國際全球化研究領域裏，我們中國的學者幾乎是沒有聲音？英國路特利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六卷本全球化研究論文集，從全世界3，500多篇英文文章中精選出125篇，中國學者只選了2篇（注：此兩篇文章為王寧教授所寫），就是説人家根本不承認你寫的東西，你的東西是非常淺薄的或根本就是在重復別人的觀點，有的連重復都沒達到，甚至沒讀懂人家的東西。所以我説，在中國談論全球化的人比歐美的多，但有價值的非常少。在這方面，西方的學者很嚴謹，不懂就是不懂，從不裝懂，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作為比較文學方面的專家，您國際間往返、學術交流的時間很多，請問您對國外的電視文化有何評價？
【特邀嘉賓：王寧】國外電視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含量的發展不如中國，但是西方的電視節目確實有些精品，水平良莠不齊，俗的非常俗，精的非常精。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國外的電視在節日期間的節目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特邀嘉賓：王寧】聖誕節一般是歡樂祥和的節目居多，國慶節則是弘揚民族自尊心的節目，和中國相似，一些公眾假日，國外電視節目報道的就比較少。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自從有了電視，電視也就成了我們生活的一個部分，同時電視也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在春節，電視一方面成了春節文化現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也為傳播春節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各類節目在年末也紛紛奉上了自己的節日大餐，您認為電視應該如何營造我們的春節文化？
【特邀嘉賓：王寧】電視節目營造春節文化應突破傳統套路，反對晚會，晚會可以搞，但不能多，比如説一些盛大慶典，申奧、加入WTO等，為了鼓舞民族士氣，搞一些大規模的晚會，還是必要的，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這方面通常歐美國家很難做到。但中國的晚會往往形式大於內容，比如中國一些大學的百年校慶都舉辦了比較盛大的晚會，而我參加美國耶魯大學的300週年校慶時，發現他們並沒搞什麼晚會，他們就是在耶魯廣場舉辦個大型聚會，有10萬人參加，在一個合唱和一些小品之後就全都是耶魯校友的表演，全憑個人魅力。他們的形式並不很美很盛大，但內容很親切，我建議如若春節期間要舉辦很多晚會的話也應當這樣人性化一些。節目不一定要很盛大，但要豐富多彩，多樣性，也不一定就那幾個熟面孔，有些大腕的話，説老實話早已經説完了，應該迅速被歷史淘汰掉，應該讓位給新面孔，他可以用他的從業經驗走到幕後去工作嘛，為什麼一定要做主持人呢？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但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實際上非常缺乏資深的主持人，新面孔推出得過於頻繁只會將主持行業變得越來越浮躁。
【特邀嘉賓：王寧】新面孔並不一定就是年輕的面孔，也並不一定是剛畢業的初出茅廬的新面孔，他以前可以是資深的外交家或在其它領域比較有實力的權威人士，這個“新”只不過是指在主持人隊伍中的“新”，往往這類人經過多年的積澱有豐富的知識含量，可以憑藉個人魅力贏得觀眾，他的外形條件不一定是很好，但可以牢牢將觀眾的注意力抓住。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您的專業方向是比較文學，那麼您能對比較文學的發展現狀做個描述嗎？
【特邀嘉賓：王寧】比較文學是19世紀後期誕生的新興學科，發展了100多年，經歷了風風雨雨，也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轉折，一開始它僅僅局限于歐洲，以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為特徵，研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學間存在的接受與影響之間的實證性關係，再把這些材料考證、分析，之後比較文學的任務就算完成了。此後，由於美國新批評派和德國接受美學的影響，美國學派提出了一種“平行研究”的模式，也就是説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學本身並沒有內在的聯絡，但並不妨礙我們對主題、題材、形式做平行比較，它的出發點是從美學理論出發對文學現象進行平行闡釋，所以美國學派的崛起也標誌著平行研究的形成。
    另外一種情況是，由於20世紀以來文學的發展越來越走向一種跨學科和多學科綜合比較的趨勢，所以又出現了跨學科比較研究，即把文學跟其他學科進行平行比較，比如文學與電影、文學與電視相比等等。近幾年來，由於文化研究的崛起對比較文學也産生了嚴重的挑戰，使比較文學界出現了泛文化的現象，即演繹文學的現象；但另外一部分學者認為既然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研究文學就應該把文學放在一個不同的文化語境之下進行考察，這樣一來就能夠彌補純粹地從文本到文本、從作家到文本的局限性，所以我覺得後一種觀念是比較可行的，它也許能夠把比較文學帶出危機的狀況，同時又不至於使比較文學的發展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我們的文化語境，這也是我這幾年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呼籲和演講的中心題目。我舉的很多例子大部分還是文學，包括全球化問題，我也是從比較文學學者的角度來觀察，我最終關注的是中國文學理論和中國文學走向，使中國比較文學走向世界。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目前在影視文化的衝擊下，如果單純從比較文學這個角度，那是不是會把它推向邊緣？
【特邀嘉賓：王寧】實際上比較文學在文化研究中已經邊緣化了，所以現代歐美大部分做比較文學的研究生都做關於文化的研究，很少人做精英文學的題目。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所以他們也是獲得一個更廣泛的視野綜合來考察？
【特邀嘉賓：王寧】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脫離文學文本，還有一種情況是把文學放在跨文化的形勢下來研究，但仍然還不脫離文學文本。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中國在文化研究方面與國外學科建設的傳統有何不同？
【特邀嘉賓：王寧】中國的情況與國外恰恰相反，中國大力推舉的文化研究學者恰恰是搞文學研究的學者，很少研究文學以外的人在研究文化。在西方不一樣，他們的大眾傳媒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很多學者做純文化研究，根本跟文學是對立的，是反文學的。在中國，中國文學界的學者最活躍，最少保守思想，最容易接近當今的國際前沿，所以他們最容易進入文化研究界，而其他人稍微慢一點。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老師，您能談談“後現代主義”對電視文化有何影響？
【特邀嘉賓：王寧】這個概念是我從8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在研究、教學和寫作的重要理論課題，後現代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現象，已經寫入我們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著作當中。
    後現代對電視文化的影響體現在哪呢？主要顯示在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論前提，即要消解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電視本身是一種大眾化的形式，是集娛樂、消費和文化生産為一體的一種傳播媒體，所以對電視的文化含量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不能指望一個人通過看電視就可以代替書，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電視的輻射面比較廣，我們也可以利用電視來傳播思想，這樣就實現了後現代主義的後啟蒙式。現代主義有明顯的精英意識、自我中心主義，他往往把啟蒙者放在一個居高臨下的地位，在向廣大電視觀眾説教，後現代啟蒙觀念則首先同廣大電視觀眾認同，比如在央視國際做在線交流，首先就得和網友認同，跟他互動，我們不只是在教誨，我們也接受他們的質疑、教育，和他們進行平等的對話，這就是後現代所説的消解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同時也消解文學和文化的界限、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
    它的這種啟蒙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如果只在書面上表達，廣大普通的讀者很難理解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但是利用電視通過圖像來表達，大家就會理解，所以我覺得後現代對電視的影響是廣泛的，也是潛移默化的。電視作為當今的強勢傳播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使精英文化邊緣化，也可以使精英文化返回中心，比如可以把一些世界文學名著改編成電視劇，使得一部已經僵死的經典重新復活，像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是于19世紀創作的，大概在文學界中，除了狄更斯研究者還在研究這部作品之外，研究現代文學的人很少問津它，但它在電視中播出之後，《大衛•科波菲爾》又返回到後現代主義社會當中。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您覺得對文學名著的改編有利於它進行再傳播，但是有人認為當下對名著的改編沒有忠實于歷史，也沒有忠實于原著，甚至還風行“戲説”，這是應當反對的，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特邀嘉賓：王寧】過分離譜的戲説，我也不贊成，因為他們確實不嚴肅，但是對於文學名著的改編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所謂不忠實于歷史，我想問我們要忠實于什麼樣的歷史？難道歷史是可以復現的嗎？比如《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相比，《三國志》更重視于歷史的本來面目，但是，《三國志》的撰寫者是當時的統治者而並不是老百姓，所以我對歷史的可靠性本身就持懷疑態度。很多歷史檔案材料我們不能看到，即使同樣的檔案材料，我們解説者、取捨者也有一些偏見。就好像我們拍一部半個小時的片子時，我們拍的素材可能要一小時半，其中的取捨都取決於導演的意念，符合就用，不符合就不用。對於我們從事歷史的人，絕對不能相信“戲説”，但是作為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來説，廣大讀者觀眾需要，廣大讀者觀眾決不會去讀《三國志》，他要看《三國演義》，所以至於它忠實與否，在我們今天觀眾當中已經不重要了。就像在電視劇中表現的遵義會議有哪些人參加，我們不能虛構，這是重大歷史事件，也許很多當事人還在，但是至於他們講了哪些話，只要中心思想不變，你可以稍微虛構一些。因為文學名著本身就是虛構的，沒有虛構沒有想象力，是不可能成為文學名著的。但是我們歷史研究者，不能以文學作品作為依據，必須要有原始檔案為依據，但是我們今天很多歷史研究者根本不依靠檔案，而是依靠前人的史書，這很不可靠，這一點西方漢學家做的比我們好。所有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漢學家必須要到中國來，甚至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都想辦法盡可能找到它的檔案，實在找不到的也找比較可靠的版本，但是我們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很多人一輩子都沒到英國去過，就敢寫一部英國文學史，一輩子沒去過美國，就以美國文學研究專家自稱，這也是中國學術界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現象。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電視媒體是否也通過傳播將文學文本的生命延續了？
【特邀嘉賓：王寧】一部文學經典名著，永遠不為人所卒讀，實際上生命就緩解了，只有不斷為人們卒讀解釋，才能産生新的意義，永存下去，比如貝多芬的世界名曲，今天仍然被人們不斷的改編、上演，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在人們的不斷傳播解釋當中延續。所以對於文學名著的改編，我們不能抱有敵視態度，正因為改編才有它的生命力。而且因為每一個人詮釋它演繹它，都會加上自己的主觀理解，都可以跟當代結合起來，就能夠被當代所理解。

責編：邢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