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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碧輝副研究員的發言主題：新的不等於好的—文化的創新與繼承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中華美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徐碧輝副研究員發言，主題是：新的不等於好的—文化的創新與繼承。
【特邀嘉賓：徐碧輝】説到文化的創新，應該説，創新並不是文化的目的，文化需要的不僅僅是創新，而是繼承與創新的平衡綜合。新的一定是好的嗎？不見得。舊的一定是壞的嗎？同樣不見得。
    就文化的狹義定義、亦即作為思想形態的文化來説，一個社會的思想形態必須保持開放的形態，必須允許有不種觀點的相互批判和相互補充，只有這樣這種文化才能不斷地被激活。文化的激活靠什麼？當然靠生活本身，一種文化只有存在於活的生活之中才是活的文化。也就是説，一定的生活方式、一定生存方式是一種文化存在與發展的基礎。而生活本身有具有兩面性，即連續性和變革性。多數時間，生活是連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只有當發生大的社會變革或革命之後，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變化，人們生活方式才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改革開放時代，常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你這種觀念太落後了，應該改變觀念了。”但是，即使是在這些時代，所謂新的觀念也未必一定就是好的，舊的也未必一定就錯了。比如，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觀念。可能現在很多人都覺得這種觀念過時了，現代在消費時代，沒有大量的消費就不能刺激購買力，從而就不能增加生産，不能增加就業機會。但是，消費時代就真的不需要艱苦奮鬥，不需要厲行節約，不應該反對浪費了麼？消費就意味著浪費嗎？固然，就商品社會的遊戲規則本身來説，只有付了錢，東西就可以隨便用。問題在於，有一些東西，雖然當它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之後它被變成了商品，但當這種東西被消耗完了呢？比如水。許多人的觀念中，只要我花錢了買了水，我怎麼浪費那是我的事。可是如果不是僅僅從商品交換角度來考慮，而是換一種角度，比如，從水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來考慮，浪費一滴水它就永遠不可能回來了。目前地球上缺水現象越來越嚴重，沙漠化一年比一年厲害。從這個角度考慮，是否每個人都有義務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節省每一滴可以節省的水呢？
    再比如愛情。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有生命力的東西。有人的地方就有愛情。雖然，愛的方式和愛情所附著的具體的生活樣態隨時代或民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就愛情本身而言，它是有超越民族國界的永恒性的。今天，“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這些詩句依然會激動我們的心靈。當然，也許有人會説，當今時代，人們已經不追求那種永恒的愛情了，因為“永恒”觀念同樣也已經是過時的東西了。今天的觀念是“不求天長地久，只求一旦擁有”。但是，這種瞬間式的愛同樣也只是一時一地具體的某個或某種群體的觀念，而不能説它就是我們時代的愛情宣言。我們不同樣還有“千年等一回”式的愛麼？
    也就是説，思想、觀念性的東西它的確有個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問題，可是它們的確也還有另一面，這就是由傳統的綿延和傳遞所造成的繼承和延續。有些觀念是可以超越時代、民族和國家的界限而具有普遍性的。如前面提到的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守信用等。沒有這些基本的品格，一個社會是無法立足的。
    再説到民族特性。一個民族必須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性格，就像一個人有自己的性格一樣。沒有這種獨特性格，一個民族就沒有“根”，而一個沒有“根”、沒有自己性格的民族在這個世界上是可疑的，是沒有其發展道路前景的。就中國來説，幾乎每個小學生都會説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但是，現實狀況是什麼？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今天的生活中還能找到多少影子？除了我們的皮膚還是黃的、頭髮還是黑色的以外，我們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我們的價值觀念、人生理想還有多少可以打上“中國”的標誌或打上“中國製造”的招牌？學術研究中常常有比較研究，常見人們把中國和西方的思想進行比較，如美學的比較，詩學比較，哲學比較，思維方式，或是某兩個具體人物之間的比較，比如尼采與莊子，柏拉圖與孔子，等等。但是這種比較中的中國一方，主要是中國古代的，一説到近代或現代，這種比較便失去了可資比較的東西。近代中國對於西方來説是一個學習者，摹倣者。對於一個學習者和摹倣者來説，平等的比較是不可能的。因此，比較研究在近代轉換成為西學如何東漸，中國學術是如何受西方影響的。當然，這種狀況是歷史的選擇，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説，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西化已經不是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已經是一種現實的存在。這種西化既有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生活都市化本身的因素，也有文化上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和侵蝕。那麼，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文化要創新，要創造屬於自己的特色或者説招牌，拿什麼去創新？用什麼去創牌子？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的建設是否還應該考慮到那些在歷史的煙塵裏被遮蔽、被湮沒的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對這些文化中合理的東西重新進行發掘整理、繼承，在此基礎上才談上得創新？
【現場主持人：廉 靜】感謝徐碧輝女士的發言，她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觀點——新的不等於是好的。文化創新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創新並不是文化的目的，我們需要繼承和創新的是：“平衡、綜合”。網友們可以跟她在網上進行交流，並提出問題。下一位發言的是中華美學協會審美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姚文放先生。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看故我在——媒介文化與視覺文化的崛起。

【節日慶典！】徐碧輝老師，您談到創新並不是文化的目的，而是繼承與創新的綜合平衡。那麼，你認為文化能夠不斷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創新是否更具有重要性？
【特邀嘉賓：徐碧輝】我想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就創新對於一個社會來説，它應該是一個社會裏，或者對一個人對重要的一種品質，我們常常説一個人要絕對開拓精神，一個社會也要具有開拓精神，要有一種留給人充分發揮自己開拓精神的空間，這才是一個好的社會。但是，我為什麼在這裡講，新的不意味著好，要給這種創新熱潑點冷水呢？因為我主要想提醒大家從另外一個維度思考創新的問題，有些看起來新的東西，但是其實它可能對這個社會也好，或者對我們來説並不是最好的，有些看起來新的東西，但是很可能是傳統裏面糟粕的東西換一種名義表現出來。舉個簡單的例子説，我們經常在街頭看到一些人擺攤算命，而且打著“科學算命”的招牌，也常常聽到一些關於通過“科學預測學”看風水、由此侵佔耕地大肆造墳的報導。這些行為所打的旗號都是新的，“科學”的，甚至是“科學”跟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但實際上，這些東西早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或者八十年代早就被批判過，但是到了這新的時代又借用一種新的形式借屍還魂了。
    我的意思是，對於一些在創新的名義下出現的觀念或思潮，或者新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我們作為一個具有理性的人，一個人文研究者，對它是不是應該有一種審視批判地眼光。另外傳統當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一些精神性的東西，是需要我們大力去發掘、整理、去繼承和更新的。我們現在好像不怎麼提傳統了。剛才一位同學的問題中提到，在我的發言中對傳統有一種理想化和美化的傾向。也許是的。不過，這種説法不太確切。準確地説，應該説，是對經過兩千多年的傳遞、延續、積澱而能留傳到當今的那些東西有一種尊敬和看重，特別是那些屬於中華民族所創造的獨特的精神財富，如儒家所崇揚的知識分子的氣節、人格，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感，那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使命感，以及道家所提倡的審美化和藝術化的個體生存理想，那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物的自由精神境界，這些不都是我們這個民族經過兩千年多年的積澱所留傳下來的好東西嗎？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一個物欲橫流、價值失范的時代的知識人來説，儒家那種人格理想不是值得我們格外珍惜和很好地繼承嗎？對於技術控制時代常常的現代人，莊子那種逍遙之遊、那種輕看是非、不計功名、甚至超越生死的自由精神不是一副現代技術異化時代的解毒劑嗎？當然，傳統社會的實際樣子我們早已不得而知，而且，肯定地説，如果我們回到傳統生活時代本身來説，它也就像我們所身處的時代一樣，是泥沙俱下，五顏六色、五光十色，什麼都有，但是，那些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積澱和淘汰所留存下來的經典，應該是值得我們好好去守護、去鑒別、去繼承併發揚光大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我想對一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確不能僅僅追求新和奇，它的確還有一個跟繼承傳統發揚光大傳統當中優秀的一面的問題。    

責編：青葉、立雙、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