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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頤武教授發言主題：新大眾、新美學—新世紀文化的形態

【網絡主持人：張青葉】現在發言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張頤武教授，他發言的主題是：新大眾、新美學—新世紀文化的形態。
【特邀嘉賓：張頤武】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的新的文化轉型的進程，已經不需要探討其是否發生，而是需要更深入地探討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如何提出新的理論來理解其變化。從這個角度看，朱大可提出的所謂“O年代”的命題具有相當的意義。（朱大可的論述可參看《O年代：大話革命與小資復興》）他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可以用“O年代”的概念加以描述，而九十年代的文化則為“O年代的崛起作了鋪墊。”這些論述都指向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的來臨。朱大可以網絡文化中來自《大話西遊》的表意方式和一種小資趣味的復興作為新的時代的標誌。他的論述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概括也未盡準確，但他提出的兩個標誌實際上從文化媒介的變化和新的階層力量的浮現的角度考察了新的文化分期的可能，我以為是具有相當的啟發性的。我們可以發現，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化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進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葉，我和一些同行曾經提出有關“後新時期”的概念來描述當時的文化與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化的差異和斷裂。（有關論述可參閱謝冕、張頤武著《大轉型－－後新時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而目前的文化顯然已經具有了不同與九十年代“後新時期”的中國全球化和市場化前期的文化的新的特點和表徵。一種“新世紀文化”的形態已經隱然成形。
    在這種“新世紀文化”中，“後新時期”文化階段由現代化向全球化，由生産性向消費性的轉型已經趨於完成。千禧之後的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冷戰後”模糊的世界圖景已經日漸清晰。以全球“反恐”為主導的“高端”話語和以消費為中心的“低端”話語的全球話語形態已經凸顯。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新的國家想象和社會想象已經通過新世紀以來的一系列富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所凸顯出來，如申辦奧運成功、中國加入WTO和上海申博成功等事件都顯示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成長和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一個“新”“富”中國的想象已經出現，中國不僅成為跨國資本和私人資本投入的空間，中國的生産和消費能力和“世界工廠”的形象已經引起世界的矚目，也成為新的文化想象的源頭。中國百年來的悲情和屈辱的“第三世界”形象已經開始退去。這構成了文化方面的新的形態。
    這種新的形態首先是以媒介的全面的轉型為標誌的，媒介的市場化進程已經基本成形，媒介主導的消費文化的話語形態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話語。日常生活已經被賦予了完全新的“神聖”的審美的價值和意義。以“電視”和“網絡”的支配性為表徵的文化形態已經形成。電視提供了賦予“日常生活”以意義和價值的平臺，如電視的猜謎節目和廚藝大賽等節目都將日常生活賦予了巨大的審美的特徵。而電視廣告則凸顯了商品的審美價值。而電視劇則提供大量與中國大眾的文化想象相關聯的消費性的想象。這完全消解了審美/消費在“現代性”美學中的緊張關係。而“網絡”的發展則提供了新的交流模式和信息平臺。如QQ和“卓越網”的文化産品在線銷售及“聯眾”的網上遊戲都凸顯了新的文化的形態的産生。而近來如手機短信為中心的流行文化形態的出現顯示了一種技術帶來的文化衝擊。媒介的這些變化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審美模式。一種在消費前提下的新的美學的生成已經日益明顯。這種情況在轉型中的九十年代還沒有形成文化的支配力量。這就是所謂“新美學”的前提。
    其次，隨著中等收入者的人數的增長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為新的社會目標，中等收入者開始成為社會的重要力量。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品味和文化要求已經成為文化的中心。他們的文化趣味和要求不僅僅是特定階層的文化選擇，而且日益成為社會的主要的文化選擇。他們的文化一方面認同既成的社會結構，渴望在這一結構中獲得發展，另一方面卻也對於種種新的文化實驗和新思潮保持文化方面的興趣。近來有關“小資”“BOBO”族等方面的討論就是這一文化潮流的歷史性的自覺的表徵。所謂“大眾”已經不是傳統上的“現代性”的概念中的東西，而是以“中等收入者”為中心的文化生産和消費的一個概念。這種中等收入者在文化方面的主動性的出現，一方面促進了消費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産生了新的文化靈活性。這就是所謂“新大眾”的出現。
    以“新大眾”和“新美學”為主導的“新世紀文化”的形態，一般多受到否定性的批評。其實情況異常複雜，這種文化當然包含負面的成分，如對於“底層”和中國現代革命歷史的遺忘，以及平面化的潮流等等，但它也顯示了中國發展中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我們必須有新的理論視點和思考的方向，而不是重復已往的思路和結論，才可能真正深入“新世紀文化”的複雜和多面性之中。
【現場主持人：廉 靜】感謝張頤武教授給我們描述了新世紀文化的形態，新的世紀，新的形態，新美學給予我們的是媒介的市場化已基本形成，第二個特點是新大眾。它的目標是：中等收入者人數的增長和整個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應該成為新的社會目標，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理論問題，希望大家對這個話題有興趣。下面我們請周星教授發言，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看媒介變化與審美文化創新。

【s秋水伊人s】張頤武教授，您在發言中提到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品味和文化要求已經成為文化的中心，請問您認為這種現象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有什麼影響？
【特邀嘉賓：張頤武】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崛起帶來了多種可能性。它一方面具有相當正面的積極的方面，如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凸現中國發展的價值和在中國的內部帶來了新的文化靈活性和生動性，它也存在著眾多的問題，如對其它價值的簡單理解和個人性的簡單凸現，為“底層”的文化和價值的模式和對中國革命歷史等問題，都需要不斷地加以反思和追問。對“中等收入者”文化我們一方面應有開放性和充分的理解，也要不斷地進行批判性思考，使其發展更為具有建設性和積極性。

【現場同學】田露問張頤武：我注意到您對於媒介文化、審美消費化、網絡等持較為積極的展望態度，認為其中蘊含著創造新文化形態的潛力，我想請問，您如何在當代文化變遷過程中既進行積極參與又同樣保持批判和干預的能力，比如説如何解決您在發言中所提到的“對底層和現代歷史遺忘”的問題。又比如説您如何認識王德勝老師提到的“媒體對於《英雄》的炒作回避了思考能力”這一現象。
【特邀嘉賓：張頤武】我想一方面需要深入地了解新的文化形態的表現，通過不斷的了解和反思提供不同的意見和看法，而不僅僅是隨波逐流。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警覺的敏感，在避免“同化”的同時平和地發現它的不同面向和可能性。這就需要不斷地保持自己對新的文化形態的敏感性。至於媒介文化的種種問題，還是需要我們不斷在與它的不停的對話中促進它的健康發展。批判必須和對話結合，反思必須和溝通結合，這樣的大眾文化研究才可能開拓自己的新的前景。

【現場同學】清華人文學院研究生孫晶問張頤武教授：當今在各種媒體上出現的商業文化運作的模式化節目（例如財迷、廚藝）是如何體現您所説的“神聖的審美價值”的？因為我在這種節目中除了感官刺激感受不到任何的“美”，更加不知道美學意義在節目中有何體現？
【特邀嘉賓：張頤武】我使用的這種“神聖”的概念具有一種反諷性，是帶引號的。實際上，如猜謎這樣的節目是對傳統的“神聖”的形式加以借用，來表現一種世俗的快感，這種狀況的意義極為複雜，它當然有庸俗和平庸的問題，但也有具有對日常生活的關切和興趣，有消極和刻板的方面，也有某種積極意義。

【現場同學】問張頤武：您提出的“新大眾”這個概念我很感興趣。我的問題是您對這一群體或身份是如何界定的？它與革命時代的話語有何區別？它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成為一種新的主體？它如何包含更為廣大的下層人群或民間群落。
【特邀嘉賓：張頤武】我認為，“新大眾”是以“中等收入者”為中心的一個概念，它一方面是中國全球化的歷史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內部民眾改變生活的願望的表徵。它是開放性的，我認為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中國社會普遍的自我定位。它也包含了其他人的文化要求，如下層民眾改變自己生活的願望和要求中，也有成為“中等收入者”的願望的表達。這種“明天會更好”，期望未來的成功的願望中就包含著中等收入者的話語。

【現場同學】北大中文系02級研究生張寒問張頤武老師：您所説的國家意識形態與日常生活消費結合，比如中等收入者的提出等，以前國家意識形態似乎更多的承擔的是宏大敘事的書寫；當國家意識形態與消費更多結合，宏大敘事的這種書寫將由誰代替，或者説是否將成為一種缺失？
【特邀嘉賓：張頤武】 我們仍然有自己的宏大的敘事，一方面是普遍的改變生活的慾望，另一方面是對於中國新的力量的認同感。這些敘事仍然是有力量的。

責編：青葉、立雙、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