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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慶本教授訪談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 請您以春節為例，談談我們過節的傳統儀式與內容。
【特邀嘉賓：李慶本】春節在我國歷史悠久，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涉及民族多，除了漢族過春節外，其他民族如壯族、布依族、侗族等也都過春節。它持續時間長，一般從臘八即被認為已進入春節，一直到正月十八九才結束。傳統的春節。主要的儀式與內容有：喝臘八粥、買年貨、過小年、祭灶、掃塵、貼春聯、放鞭炮、除夕守歲、拜年、元宵節觀燈。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您能談談春節習俗是如何形成的嗎？
【特邀嘉賓：李慶本】傳統春節跟我國悠久的農業社會聯絡在一起，它的許多風俗習慣都可以從農業社會的特徵去説明，由農業社會決定的，春節是農曆年，這個時候，正是農閒，農作物收穫之後，人們有時間、有條件放鬆一下、慶賀一下，同時也是祈求來年的豐收。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您談到的這些春節傳統習俗隨著時代的變遷是否發生了一些改變呢？
【特邀嘉賓：李慶本】是的，這些傳統的儀式與風俗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比方説，貼春聯，現在在農村非常普遍，城市裏也貼春聯，可是在很久以前就沒有這種風俗，以前人們是用“桃符”，就是在桃木片上寫上人們認為能驅除鬼的神的名字，或畫上他們的像，張貼或挂在門首，以祈福滅災。春聯是從什麼時候才有的，現在有多種説法。清人的筆記小説中説是始於明太祖朱元璋，也有人説是始於公元964年的春節，由後蜀國的國君孟昶題寫的：“新年納余慶，佳節號長春”。也有人説更早，是晉代的王羲之的“福無雙至今朝至，禍不單行昨夜行”。但不管怎樣説，它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再比如説放鞭炮，很早的時候是放爆竹，就是把竹子放在一起點燃，燃燒時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音，以驅鬼迎神、祈求五穀豐登，鞭炮是有了火藥才開始有的。現在把放鞭炮也叫放爆竹，是繼承了傳統，不過內容上有了很大的不同。現在人們過年拜年用賀年片。據説賀年片的名稱是辛亥革命以後産生的，古時曾有“刺”、“名刺”、“名貼”、“拜年貼”等名字，明清時還叫“紅單”、“賀年貼”。最早的刺、貼上面只寫受片人的名字和賀者的名字，後來才在上面加上祝賀春節之辭，內容上有變化。形式上也隨著時代變化，不僅有單片、合頁、連頁、書箋等多種多樣，而且還有在賀辭周圍印上精美的花鳥魚蟲等圖案，或在封面上貼上色彩鮮艷的絹花，近幾年又出現了把加工好的鮮花貼在上面的。總之，傳統的風俗習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時代改變了，過春節的儀式內容也會改變。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隨著歲月的流失，我們過節的一些傳統儀式也隨之消失了，現在人們普遍感到現在過年沒有以前熱鬧了，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特邀嘉賓：李慶本】這種變化是正常的，我們大可不必因為某些儀式的改變而大驚小怪。現在有些城市如北京禁止燃放鞭炮，有人抱怨，好像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把祖宗的東西給丟掉了。在我看來，大可不必。因為祖宗的東西本身就是變化的。當然再變，也得有個限度。現在人們普遍感到現在過年沒有以前熱鬧了，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不能由此就説過年必須完全照著古人的方式過。我覺得這是兩個問題。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您認為自從電視走進我們千家萬戶以後，我們的節日儀式與內容有了哪些改變？請以春節為例。
【特邀嘉賓：李慶本】在我看來，電視不僅是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的媒體和形式，它本身就是思想、就是文化。與傳統的文字印刷技術相比，電視這一現代傳媒方式不僅改變了思想文化的傳播方式，同時也影響到思想文化的內容本身。比方説，我們採用文字書寫的時候，有充分的時間來遣詞造句，因此思想會顯得理性一些、嚴謹一些、秩序一些。而電子傳媒技術則增強了思想文化的隨意性、多樣性、參入性，它使我們由文字時代跨入了讀圖時代。電子圖像豐富了我們的視野，同時也扼殺了我們的想象力。人們的情感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過去我們文學史上有很多的閨怨詩，現在相對來説這樣的詩不大可能再有了，因為如果思念自己的情人，完全可以通過各種現代傳媒方式馬上聯絡，大大沖淡了思戀的強度。現在過節的時候，人們可以採用許多現代方式跟親人朋友聯絡感情，可以打電話、發電子郵件、發短信等等。當然，這種方式有利有弊。從利的方面説，它極大方便了人們之間的交往，增大了交往的範圍；從不好的方面來説，人們情感的濃度和真實性大打了折扣。但不管怎麼説，這種方式是社會歷史的自然選擇，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都會存在下去。就像我們用鋼筆寫字代替了毛筆一樣，文化底蘊喪失了很多，但人們還是選擇用鋼筆。
    就春節而言，自從電視進入千家萬戶之後，我們過節方式的改變也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就是看春節晚會，這是我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新增加的一項春節儀式。過去我們過春節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現在通過看春節晚會，把各家各戶的節日氣氛凝結在一起，形成了我們民族特有的“宏大敘事”，增強了普天同慶的祥和氣氛。不過，任何一種形式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現在春節晚會不像過去那樣火爆了，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有一點，我們必須看到，這其實是生活進步的表現，它説明我們的生活方式的確改觀了不少，八十年代，剛剛改革開放，我們的精神生活是比較匱乏的，有這麼個晚會自然極大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要。現在情況改變了，人們選擇的餘地也大了。要允許每個人有選擇的權利，要寬容每個人的私人空間。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中國最聖大的節日是春節，西方最聖大的節日是聖誕節，李老師能具體談談這兩個節日間的異同嗎？
【特邀嘉賓：李慶本】在西方，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是聖誕節。一般而言，聖誕節期間，人們會選擇去教堂，唱讚美詩、吃聖餐。聖誕樹，是節日期間特有的裝飾。孩子們也會從聖誕老人那裏得到聖誕禮物。我所在的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留學生。從他們那裏，我得知過去我們對西方其實由許多誤解。以為中國的傳統節日是最重視家庭團聚的，好像西方更看重個人自由。其實不是。在西方的一些國家，聖誕節也是家人團聚的最好機會。有的留學生寧肯請假，也要回國跟家人團聚。在西方，人們在過聖誕節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統一的形式。比方説，吃聖餐，起源於《新約福音書》中“最後的晚餐”，即耶穌在被捕前最後的一次晚餐上曾拿起餅和酒説：“這是我的身體和血，是為眾人免罪而捨棄和流出的。”基督教會據此而將其演化為聖餐禮。但在吃聖餐的具體做法上，會有很大的區別，天主教中，聖體用無酵面餅表示，信徒不許飲葡萄酒；東正教允許信徒飲葡萄酒，使用發酵面餅；新教則是用一般麵包和葡萄酒。羅馬教會規定公曆12月25日為耶穌聖誕日，東正教和其他東方教派則是在1月6日或7日過聖誕節，時間都不同。
    不同的教派會有不同的儀式，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氣候條件都形成不同的過節習慣，相對來説，德國人的聖誕節會安靜一些，英國在節日期間則要大吃大喝，開化粧舞會，載歌載舞。在澳大利亞，聖誕老人的形象決不會身穿大衣，頭戴皮帽，而多數情況下，是身著短褲、背心，還有赤著胳膊的，這是由於氣候的原因。可見，西方文化內部並非沒有區別。相反，在節日期間，有一些儀式則是東西方文化共有的。如家人團聚。英國人過新年也有守歲的習慣。所以要講中西文化的差異，不能絕對化。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有的人認為我們過西方的節日也是全球化的一種表現，是不可逆轉的一種趨勢，您怎樣看待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的“文化自覺”問題，我們究竟是在走向“全球化”還是“全球西化”？
【特邀嘉賓：李慶本】全球化並不是全球西化，全球一體化也並不意味著文化的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問題，在文化上就應該是多元化。中國人過西方的節日，原因很複雜，但就我了解的情況，大家恐怕都是在緊張的工作之餘，放鬆一下，娛樂一下，恐怕並不能跟這麼嚴肅的問題聯絡上。 “文化自覺”，是費孝通教授最近幾年反復強調的一個問題，他解釋説：“文化自覺，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是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為中外文化的關係問題所困擾。要麼是“中體西用”、“文化保守主義”,要麼是“全盤西化”,“文化激進主義”，這個問題爭論了一百多年了，始終在原地打轉轉，沒有多少理論的創新。為什麼會是這樣？我認為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始終擺脫不了“中外文化”絕對論模式，始終認為中外文化之間似乎有一個絕對的界限，先是帶了這樣的先見，再去思考處理中西文化問題，自然會陷入這樣的怪圈之中。我覺得費老提出“文化自覺”問題，就是要擺脫這樣的怪圈，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反思當前國際上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
    説白了，這就是一種跨文化的理論新視野。他與以往中外文化理論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不承認文化之間像國界之間那樣有一個明顯的界限，而是認為不同的文化之間有一個文化場，文化中心在向四週擴散的時候，形成許多重疊；文化自覺理論要求每一種文化都要對自己的文化有所自覺，要“自美其美”，同時也要“美人之美”，做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現在中國人也開始過起了西方的節日，像聖誕節、情人節、愚人節等等。有許多人對此憂慮重重，以為是節日殖民主義，是文化入侵，您對此現象怎麼看？ 
【特邀嘉賓：李慶本】對此，我們必須客觀地加以分析。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它是流動的，所謂文化之旅就是文化的流動性。節日的儀式也是可以旅行的。中國傳統的春節現在已經傳播到了世界各個角落，比方説韓國和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都過春節，主要的儀式跟中國差不多，略有區別。在西方的許多國家也過春節，當然主要是在中國城，主要是華人在過。在這些地方，春節的時候可以看到諸如舞龍舞獅的表演，洋人也會參與。這是咱們春節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的方式。還有一種方式，是對春節加以改造性的接受而用於自己國家的傳統節日中，比如日本，他們雖然不過春節，可他們也過新年。日本過年的習俗有許多都是從中國拿過去的，像新年前要掃塵，過年的時候吃年糕；有的是加以改造的，中國春節的時候門上放桃枝，日本則要放鬆樹，挂稻草繩。對於中國春節的傳播，大概不會有人覺得這是文化入侵。為什麼中國人過一過洋人的節日就是傳統斷裂、文化入侵了呢？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慶本老師，春節晚會現在面臨頗多非議，有的人説時代變了，人們不需要晚會了，然而又有一些人認為沒有春節晚會的春節似乎都不能稱之為春節了，您對此怎麼看？
【特邀嘉賓：李慶本】説到春節晚會還要不要辦下去，我從一開始的觀點就是很明確的，還是要辦下去。至少最近幾年還是有辦下去。只要有人喜歡看，就要辦。不過心態要調整。希望全國人民都來看你的一台晚會，這種心態要不得。我説過春節晚會有一個誤區，似乎必須年年翻新才行，也是這種心態在作怪。對於節日電視，最重要的是藝術質量。春節晚會不受人喜歡，除了我上面所説的客觀原因之外，還有一個主觀上的原因，就是有的節目藝術水平太差。本來是一首歌，一個人唱完全可以，卻非要安排許多人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把一首歌搞得支離破碎，破壞了藝術的完整性。春節晚會必須在變與不變中找到一個很好的點。一成不變自然不行，只是追求花樣翻新也不行，變得沒有了更不行。怎樣做，當然説説容易做起來難，難就難在如何提高節目的藝術質量上，這需要許多業內人士花大力氣去做。尤其需要在創作上花大力氣。光有表演，創作上不去，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解決這個問題，體制上也要解決。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李老師是第一次做客我們《電視批判》論壇，您能對我們欄目提一些意見與建議嗎？
【特邀嘉賓：李慶本】《電視批判》這個欄目的形式，我覺得很好。好就好在它的互動性。這是網絡的一大優勢。電視雖然也在追求互動性，但有許多限制，不可能像網絡這樣完全互動。現在中央電視臺有許多談話節目，我本人也曾參與過其中一個欄目的策劃。我覺得雖然也可以有現場的觀眾參與，不過那畢竟是有限的，場外的觀眾就無法直接參與。網絡就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網友可以隨時參與討論。這是其一。其二，《電視批判》的內容也很好，電視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一種批判的武器，而任何批判的武器都需要武器的批判。我們現在常講輿論的監督，可是輿論監督本身不是也需要監督嗎？所謂批判、所謂監督，都是一種自省意識的表現，《電視批判》很好地實踐了這一點。另外，《電視批判》還是一個文化場、思想場，它將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民間文化等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形式吸引到一起，形成一個思想的平臺，充分展現思想碰撞、文化交流、平等對話的激情與魅力，成為一道美麗的文化風景。
    我的建議是：一、可否考慮將每一期的《電視批判》的內容結集出版，以便有更多的人能夠欣賞到這一思想成果。二、可否考慮邀請一些國外的專家跟國內的專家一起就某些話題進行討論，以便使我們的討論能夠成為跨文化的討論和對話。三、可否將電視文化産業作為議題，來討論一下。

責編：邢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