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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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川訪談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一川教授，在您的主題發言中似乎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即是向有關電視的流行看法發出挑戰或質疑。不知道我這樣理解對不對？如果對，那麼您的看法有什麼意義呢？
【特邀嘉賓：王一川】是的，我的看法正是針對下面兩種流行見解：第一，似乎電視只是一種傳播工具而與我們自己的生活體驗無關，這樣我們談論電視時好像可以變得很客觀、公正、正確、高明似的。第二，仿佛電視只是大眾文化，而沒有必要考慮它與主導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間文化的複雜關係，如此一來就容易把豐富而又複雜的電視文化做簡單化處理。我的看法正是想消除上述偏見，促使更多的人來正視電視，來對“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電視”問題做真正的批判性思考。這似乎正符合“電視批判”欄目的宗旨。
北京師範大學王一川教授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網友們可回想一下電視都帶給你或你的家人什麼樣的生活改變了呢？
【特邀嘉賓：王一川】你剛才用的“拋物線”比喻很有意思，這正好代表了電視作為生活的多樣性。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介入電視的獨特方式，這正像每一個個人或家庭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一樣。我們有時候可能用更多的時間去看電視，有時候用的時間就少，無論多或者少，我們總會與電視打交道，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拋物線”經常變化起伏一樣。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一川教授，您説電視就是生活，那麼，我們的“電視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您是否能作進一步的闡述？
【特邀嘉賓：王一川】電視生活包含了幾種不同的生活形態：一是現實的生活，或生活的日常狀態，如對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報道、講述、虛構，滿足公眾真實地觀察現實生活的需要；二是想像的生活或嚮往的生活，如電視裏不斷播放的轎車、別墅、電器、金首飾、時裝等廣告，以及古裝戲、言情劇等，滿足公眾對於過去或未來的生活烏托邦的嚮往或追求；三是象徵的生活，就是被符號化的生活，這是把生活中已經、正在或將要發生的種種事件表現或再現出來，成為一種可以喚起公眾記憶、理解、反思的象徵性形式。電視正具有一種把上述幾種生活形態都表徵出來的特殊的媒介權力。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一川教授，您提出“電視是生活本身”，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什麼?
【特邀嘉賓：王一川】依據電視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內在聯絡上。電視臺的眾多頻道、欄目，眾多電視臺的眾多頻道、欄目，之所以全力以赴地投合公眾的好奇心和注意力，為此而不惜代價，正是由於它們擁有這樣一個共同假定：公眾的生活離不開電視，因為電視可以為他們建構起應當如此的生活模式。可以想想央視二套“生活”欄目的著名廣告詞：“鎖住頻道，關注‘生活’”。電視就是要用“生活”本身來誘惑你、抓住你，讓你總感覺它裏面潛藏著生活的豐富內容和無窮奧秘。它不僅讓你看它，而且也讓你聽它、想它、等它、回味它乃至購買它。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一川教授，面對當前文藝批評和理論的變化，您曾經提出“批評的理論化”這一觀點，您能否結合電視批評現狀談談我國當前電視批評所面臨的問題？
【特邀嘉賓：王一川】我提出的批評理論化的觀點，是對我自己十年前提出的“理論的批評化”的這一觀點的回應，這其實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那個時候的理論，需要走出陳舊的、僵化的、本質論的理論大廈，走向具體批評的原野上，去重新發現生機。而今天，經過十年的批評化過程後，我覺得應該再度理論化，所以提出來批評的理論化主張，這兩方面其實都是對我自己提出的自我要求。今天的電視批評，還不夠發達，還需要更多的理論界同行來參與。針對當前我國電視存在的問題，提出我們的分析、判斷以及解決的辦法。所以，我認為電視研究同樣存在兩個方面，一是電視理論的批評化，二是電視批評的理論化。應當在電視批評中建構電視理論，同時在電視理論中返回電視批評。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一川教授，您提出“電視是多元文化轉換器”的觀點，您能否將電視中不同的文化元素進行歸類整合，並進一步闡釋它們是如何通過電視進行轉換的？
【特邀嘉賓：王一川】當前中國公眾的生活中同時存在著四種文化因子：一是主導文化，它是一種以群體整合、秩序安定和倫理和睦等為核心的文化形態，代表政府及各階層群體的共同利益；二是高雅文化，它代表佔人口少數的知識界的個體理性沉思、社會批判或美學探索旨趣；三是大眾文化，運用現代大眾傳播媒介製作而成，尤其注重滿足數量眾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悅需要；四是民俗文化，代表更底層的普通民眾的出於傳統的自發的通俗趣味。我最初只看到前三種，後來覺得應加上第四種。電視作為大眾媒介，並不只承載上述四種文化中的大眾文化，而是在大眾文化的基點上重新生産主導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間文化，形成了大眾化的主導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間文化等文化新景觀。例如，以往的主導文化往往由報紙、雜誌、書籍等文字媒介去傳輸，很多不識字或文化程度較低的公眾接受起來有困難，而改為電視傳輸後，大量借助視覺圖像、畫面等手段，普通公眾一看就懂，因而就必然體現了大眾文化特點，形成了“主導文化大眾化”這一文化新景觀。至於《紅樓夢》、《圍城》等高雅文化經典一改編成電視劇，也變得大眾化了。正是電視把原來彼此分離地存在的主導文化、高雅文化、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等多元文化因子轉換成他們彼此既分流又互滲的新型大眾文化景觀。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王一川教授，您如何看待互聯網新媒體文化？在互聯網産生並在中國迅猛發展以來，它對我們的電視生活産生了什麼樣的改變呢？
【特邀嘉賓：王一川】互聯網新媒體確實來勢兇猛，你不得不正視。比如，我上了寬帶網，電視新聞就覺得不那麼新了。在新聞的及時的日日夜夜的追蹤、更新報道方面，電視有不及互聯網的地方。比如“911事件”大大的提升了互聯網在媒介家族中的地位，其作用直逼電視。但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經常上互聯網的人還是遠遠不及電視觀眾，電視仍然是核心媒體。不過，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確實促使電視積極的回應挑戰，更新自己，強化自己，比如電視臺要增加整點新聞，用第一時間直擊現場，強化自己的為互聯網所不及的媒介優勢。比如電視現場直播節目，會造成一種萬眾參與的“媒介事件”，具有一種社會儀式效果，可以建造起一種“公共領域”，這是互聯網無法取代的。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中國傳統的春節即將來臨，央視又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春節聯歡晚會，春節聯歡晚會的開辦曾經豐富了中國人民的除夕生活，但今天人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春節聯歡晚會究竟是否應當辦下去成了人們爭論的話題，您是如何看待春節晚會文化現象的？
【特邀嘉賓：王一川】春節晚會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説，已經成為一年一度的穩定儀式，所以有必要辦下去。我想這有點類似于中秋節吃月餅：過節了，該吃月餅了，以示團圓，但又常常覺得它不好吃，不好吃也得吃一點。春節晚會也是一樣，你常常感到很失望，不想看，但也得看那麼一點吧。所以我覺得看春節晚會就像中秋節吃月餅一樣。如果你問我怎樣可以作出更好吃的月餅來，我只能回答説：不好説。對於我來説，春節晚會主要具有一種象徵意義，它是春節到來的一個全民參與的集體儀式。

責編：邢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