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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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岳川教授訪談

    【主持人】 論壇名為“電視批判”，也一直在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您對於國內外的學術情況比較了解，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國外大師級理論家和他們對於電視批評的情況嗎？
    【王岳川】主要有兩位思想家,一位是當代法國社會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在《現代世界知識分子的角色》中認為：知識分子是通過克服純文化和世俗化之間的對立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對人文和科學研究的控制在學科中變得日益明顯。那些依附於大型文化機構(報紙、電臺、電視等)的生産者，也越來越被迫接受和採用像工作節奏這樣的規範，他們多多少少無意識地把這樣的規範當作知識分子成就的普遍標準。危險在於産生了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和自己的生産的特權這樣一種傾向。知識分子發現，他們越來越被排除在公共論辯之外，而越來越多的人(技術官僚、新聞記者、負責公眾意見調查的人、營銷顧問，等等)卻賦予自己一種知識分子權威，以行使政治北京大學王岳川教授
權力。這些新貴毫不猶豫地聲稱他們的技術或經濟——政治文化具有超越傳統文化，特別是文學和哲學的優越性。以世俗化的名義，傳統文化發現自己被貶到無用、瑣碎，雌伏的地位上。在大眾傳播的控制下，有的知識分子運用其權威促成了一種普遍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公民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從而壟斷了公共領域。傳統式的知識分子的預言功能被拋棄了，知識分子不必在薩特的“總體知識分子”和福柯“特殊知識分子”之間做出選擇，從而喪失了知識分子的基本功能。
    另一位是法國思想家博德里亞，他強調媒體讓我們看到的世界以犧牲世界的豐富性為代價。人成為媒體的附屬或媒體的延伸。媒體將人內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聽、如此想。人從接受的主體成為媒體的隸屬品——終端接受器，接受儲存了很多信息，而卻無法處理，因為人腦已被這些信息塞得滿滿的，人從靈動的思想動物退化為儲存信息的載體。“電視帶來的‘信息’，並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係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談得更遠一些，在電視和當代大眾傳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費’的，與其説是某個場景，不如説是所有場景的潛在性。”電視始終將不同文化、不同習俗、不同品味、不同階層的人，連結在傳媒系統中，並在多重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將不同人的思想、體驗、價值認同和心理慾望都“整流”為同一頻道、同一觀念模式和同一價值認同。在這裡，人與世界、人與自我、人與他人的對立似乎消失了，似乎不再有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臺和鏡像，只有網絡與屏幕，只有操作的單向涉入與接受的被動性。人因為超負荷的信息堵塞而導致信息膨脹焦慮症和信息紊亂綜合症，使整個社會出現了信息過剩和人性遮蔽。
    博德里亞認為，媒體具有“敞開”（呈現）和“遮蔽”（誤導）二重性，當今世界通過鏡頭組接以後的彌天大謊層出不窮，甚至電腦特技製造的“真實的謊言”或“虛假的真實”比比皆是。於是，媒體不斷地造成各種“熱點”和“事端”，媒體成為當代價值的命名者——在製造虛假和謊言的同時，不斷地塞給人們虛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電視傳媒通過其技術組織所承載的，是一個可以任意顯像、任意剪輯並可用畫面解讀的世界的思想（意識形態）。它承載著的意識形態是，那個對已變成符號系統的世界進行解讀的系統是萬能的。電視只是希望能成為一個缺席世界的元語言。”
    人們通過媒體看到的是，媒體與其它媒體之間不斷參照、傳譯、轉錄、拼接而成的“超真實”“超文本”的媒體語境，一個“模擬”組合的“數碼複製”的世界。這種複製和再複製使得世界走向我們時，變得主觀而疏離。 “它就這樣偽造了一種消費總體性，按麥克盧漢的説法就是使消費者們重新部落化，就是説通過一種同謀關係、一種與信息但更主要是與媒介自身及其編碼規則相適應的內在、即時的勾結關係，透過每一個消費者而瞄準了所有其他消費者，又透過所有其他消費者瞄準了每一個消費者。”尤其是在多媒體電腦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為溝通中的“絕緣體”。傳媒在多頻道全天候的持續播出中，人不斷接受儲存很多蕪雜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卻無法處理，並因超負荷的信息填塞而導致信息膨脹焦慮症和信息紊亂綜合症。
    另外，當代理論家萊斯理斯克萊爾在《文化帝國主義與在第三世界的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中認為：廣告，這種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傳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將自己裝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為。這裡存在兩個問題：第三世界的大眾媒體問題。對第三世界大眾媒體以及其與廣告的關係的研究，正適於著手研究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的運行方式。這一研究應在文化和媒體帝國主義的理論框架之內進行。廣告的類型在國家和國家之間儘管有些微差別，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體、電臺、電視以及露天宣傳欄廣告之間也有些差異，但是商品和服務廣告的絕大數都是與消費相關的，而無關於生産。媒體帝國主義在邏輯上是由文化帝國主義所導出的。如果允許美國或者西方對文化的控制，那麼它顯然是通過對大眾媒體的控制來達到，因為它製造了使人服從於“霸權文化”的條件，並且限制了對它進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當然還有一些學者堅持大眾傳媒的積極性和中性平臺。這些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主持人】 伴隨著電視這一強勢媒體的出現，電視文化成了獨特的文化現象，對於電視文化與書面文化的關係，您是如何來理解和界定的？
    【王岳川】有一種説法，當代文化已經進入讀圖時代，這意味著電腦網絡、影視卡通、一般圖片傳播超過了文字傳播的分量。其實這種説法並不真實，起碼文字在圖像時代仍有其強帶的深拓性、超越性和感悟性功能。
    人類從手寫時代，發展到印刷時代，現在到了信息傳媒時代。在手寫時代，文字的産生，曾經驚天地，泣鬼神，天地鬼神之所以為之動容驚泣，是因為文字表現了人類抽象思維的發展，人類從此能夠濃縮歷史和文明，把握事物的本質。而在信息傳媒時代裏，傳媒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圖像的氾濫，人類與文字相隔離與拒絕，把文字變成圖像，雖然圖像的信息容量大於文字，但並不是精於文字、高於文字、深于文字，而是使人們的閱讀趨向平面化，空洞化。如一些大學生讀先秦經典，不再讀願做，而是讀蔡自忠漫畫《論語》《老子》《莊子》（如莊子觀魚）等。對普及知識有用，卻因簡單化，類型化，説教化，使作為解釋微言大義的思想史學術史不夠真實。
    就人類文明發展而言，原始初民畫圖，結繩記事，因為初民文化初開而幼稚；而今天精美的手機文字是由他人草擬好，人們只是互相傳播，圖片已經設定，只是自己挑選，簡單化，自我淺化幼稚化現象出現了。如：後現代的類型化圖案，來表達感情於是一種從豐富性到類型化過程。甚至知情意、感性知性理性三者分離。
    當然，圖像反應感覺時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它相對地擴大了感性，而萎縮了知性與理性，使人不能全面發展，幼稚心靈，同時，它還可能萎縮人的公正性，使人的價值判斷變形。如日本漫畫片《蠟筆小新》將人物發嗲化、幼稚化；《櫻桃小丸子》，充滿了暴力和血腥，在日本不播，專門針對中國青少年，搞反文化反道德教育，在中國播出使下一代逐漸喪失道德觀和正義感。《南京大屠殺》遊戲，設計成殺中國人越多，就越武功高強，使孩子們自小時候就接受一種文化侵略觀。還有一動畫片，最後只有擊落一架中國飛機，才能獲勝，典型的非正義性。這説明文化偏見，文化非正義性，文化達爾文主義強者為王，搞文化侵略。
    今天我們讀圖，只是在看，而不是深究在看什麼，不去想圖像背後的價值觀，人們看的是淺化的圖，不再調動追問，不再思辨。在視覺流行時代應該注意非視覺層面。如一位西方著名雕塑家説，洲際導彈是當代最好的藝術和圖像造型——喪失了起碼的藝術精神判斷；美國打巴格達，有人説這是最好看的，而且令人激動——如果這些洲際導彈是飛到他的家門呢？這表明：思想的幼稚化，精神的低迷化，藝術的醜陋化，生活的非意義化是當代精神低迷的主要表象。
    現在我們處於“圖文時代”，有人認為，將來是“圖圖時代”，我認為，文字是不可替代，不可偏廢的，將來應是“文圖時代”，文字仍然要佔據精神原創性和文化再生産的主導地位，尤其是大學生入學上升到應屆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或者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佔全民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時候。在我看來，只有堅持文字和圖像並重，而不是用圖像取代文字，或者排斥取向只要文字，達到這樣一種和諧的境界：既堅持文字的語義優先性和意義伸展性，同時又拓寬了圖像的在場性和真實性，使電視文化形式的未來發展有了新的地基和風格：注重圖文親和性和整合性，既不像圖像中心主義那樣抱持著圖像的唯一性和平面性，而是不離文字不貶文字，堅持文字對圖像意義的提升。發過來，文字也不取代圖像，而是將入相的微言大義發掘出來，醒豁起來。

    【主持人】有人説讀圖時代會使人的思維平面化，對此您如何看待？
    【王岳川】傳統的認識論認為，“看”是一種感性過程，屬於感性認識，語言是經過思維和推理過程的，是思維的工具，所以圖像和語言相比，圖像要低於語言。儘管今天有人認為視覺和思維是一樣的，思維過程中所具有的種種心理過程在視覺中同樣存在，但是並不意味著眼力就是悟解力。這是因為，看只是初級直覺在起作用，由於初級直覺調動了人的一生的積累，有相當一部分是對的，但是如果要對事物進行更加深入的判斷，還是需要知性與理性，僅僅靠“第一眼的看”初次直覺是不夠的。如《蒙拉麗莎》在表層的魅力背後是什麼？文藝復興人的自豪，人的精神，人的價值，人的欲求，以及整個西方歷史文化背景的文化心態。技進乎道，要用理性精神之眼，才能看到畫面構圖色彩背後的精神價值和文化含義。再比如人不能看到六面，但是可以在理性中復原六面體。正如成語“杯弓映蛇”所説的那樣，表層與深層的意義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思想和學術休閒化，文字和圖像思考分化化——大眾在讀圖，而今天考高學位讀高深文字的人越來越多；西方大學注重讀原典，將時代精神的原創性（文字）和流行趣味（圖片）分開。其實熱衷讀圖也是可以的，但讀圖之後應該感受圖片之中的意義和圖片之後的無言之美，這些都與文字的意義拓展性分不開。
    作為跨文化藝術門類的電視文化，將進一步將自己定位為跨文化藝術形態，將文字的意義注入型和圖像的感受的豐滿性相整合起來，打破了文類的界限，求異存同，和則雙美，離者兩傷。更進一步遵循藝術規律，在文圖時代將圖與文加以新的整合，激發出二者的和諧狀態，從而使電視文化成為文圖時代精神平臺。未來電視文化發展的意義在於，在圖文時代人們不僅有老照片似的懷古，而且有相當直觀的圖像把握能力，對當代社會生活中的正反面問題作直接反映，使人們感受新生活和新氣象中，注意到圖像所不能達到的文字深刻性，關注當代社會發展的重大轉型問題以及轉型所帶來的心理和情感的新問題，注意生態環境的破壞的惡果，呼喚具有綠色文化生態文化意義的新事物。

    【主持人】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電視應該有怎樣的走向？
    【王岳川】當今世界，全球化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但是，人們卻在全球化中進一步誤讀東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義的視野看東方，將全球化理解為：現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國化=基督化。這其中，現代化指的是一種科技制度層面，西化是指後殖民文化層面，美國化則是指霸權化和世俗化層面，而基督化指的是宗教層面。如此比附，將科技、經濟、軍事和文化統統納入其中，用一串等號來詮釋現代化的內涵。似乎全球化就等於世界性的單一化。這裡面問題很多，不可輕易放過。
    從歷史上看，現代化是從500年前開始的。而500年前後，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可説是中化或東化。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啟蒙精神和人文環境提供了可貴的文化資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馬可波羅，非常讚賞並學習中國文化。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華大帝國史》，作者門多薩描繪了幾近完美的中國形象，其中包含幾近神話的對東方文明的喜愛和追隨，轟動了整個歐洲。宋明文明的燦爛，使當時歐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樣富麗堂皇和繁榮的巴格達、拜佔庭都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説，中國文化和經濟對世界性的現代化曾經有思想資源之功，怎麼能説現代化就是西化呢？應該説，在未來的探索中，整個人類需要東方，現代化不是“西化”，而且曾經“東化”。起碼，應是西化與東化的互相整合。伏爾泰寫于1745年的《人類思想史新提綱》中就認為：“吃著印度、中國等東方古國土地上生産出來的食糧，穿著他們織就的布料，用他們發明出來的遊戲娛樂，以他們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習俗，我們為何不注意研究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們歐洲的商人，則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裏的。當你們作為思想家來學習這個星球的歷史時，你們要首先把目光投向東方，那裏是百工技藝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東方給與的”。
    中國電視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不應該僅僅是對美國、日本、香港電視模式的挪用。應該調動電視手段，輸出中國文化精品，使中國的思想文化、藝術文化、和實用文化都能通過不斷的輸出而減少西方對中國的誤讀。

    【主持人】中國電視應該怎樣處理好借鑒與創造，輸出與輸入的關係？
    【王岳川】現在有一批學者，像季羨林先生，都預言21世紀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世紀。在我看來，儘管反對的人很多，但這種想法很可愛可敬。有的人認為可笑，但我認為是可愛。它體現出一种家園意識和人類資源共享意識。我們不能老依賴別人靠知識輸血過日子，也要有自己的東西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長點，所以這提出的實際是一個文化創造性的問題。與文化創造性相對的是“文化挨打性”，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我們的文化都處在被動挨打的境況下，要化挨打為創造，化文化拿來主義為文化輸出主義，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在我看來，這種努力包括兩個根本問題。其一是對西方所採取的文化姿態。現在我們對西方有四種姿態和立場，一是仰視，二是俯視，三是平視，四是歧視。第一種是後殖民的姿態，第二種和第一種不同，但根本思路是相似的。第四種則是民族極端主義的姿態。我個人取的是第三種。其二是要注重對中國文化經典和遭遇現代性問題的整理。在面對中國現代性時，我們要處理的不是一些簡單的文本，在其中要貫注我們的生命和精神。全盤西化或只想脫亞入歐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不贊成全盤西化的，可以説在西裝革履下有一顆中國心。我們可以把自己文化中和西方科學方法相近的發掘出來，在面對世界性困境如：能源危機、環境惡化、戰爭升級、心靈焦慮、基因轉換等難題，為人類未來開出辯證施醫、多元並存、平衡生態、人與自然社會良性循環的“中藥”，一劑呈現生命價值、精神生態的“平衡藥”。有人認為中國文化落後，只能吸收，不能貢獻，只能輸入，不能輸出。這是不對的。公元647年，就在玄奘到印度取經返回中國後的兩年，得到玄奘讚美的印度戒日王的帝國被推翻，隨後，印度的各小國進行無休止的自相殘殺的戰爭。曾經具有某種支配地位的印度，逐漸失去了在亞洲的重要地位。甚至因為印度佛經的消亡，還需要從玄奘的漢譯重新翻譯成印度語。可以説，是玄奘幫助保存了印度古文化。
    現在許多國家除了經濟方面的爭端，還在打文化仗。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有兩大已經遭到了質疑。韓國學者質疑中國的“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的中國首發權。日本考古學者個別人弄虛作假將文物埋于地下，無非想和説明日本文化不是受到中國影響。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些亞洲國家先行一步進入現代化以後要爭奪文化領先權呢？為什麼在經濟領域的成功後會有文化領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領域的圖謀呢？為什麼有外國人不斷想從文化上做文章大談分裂中國的“七國論”？這裡面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可以説，一個國家在經濟振興和富裕同時，文化建設變得非常關鍵。現在我們面臨的首先是一個增強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問題，只有經濟和文化同時振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同時重視。才可不斷輸出中國有價值的新思想。中國文化歷經衝擊而不崩潰，還有凝聚力，因為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納吸收，自我創新，有一個大胃口，能容納古今中西各種東西。我個人一直在做這樣的事，雖然有時遇到困難，也只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能夠做到怎樣現在沒法預料，但首先一定要清醒地去做。

    【主持人】大家在談論電視沒文化的同時，更多的也應該呼籲當代知識分子對於電視文化的關注，您認為知識分子與當代社會文化應該具有怎樣的關係？
    【王岳川】在話語意義上，當代知識分子不再是以尋求共同性為旨歸，而是強調在後殖民主義時代中的個體、民族、國家文化的差異性。傳統知識分子過去一般是求同，就是個體與集體保持步調一致，目標一致，思想一致。但是今天的思想關鍵詞彙是“差異性”，個體與他者有差異，這一代學者和上一代學者有差異，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有差異。這種存在於文化、語言、思想方面的差異是正常的，這正是一個知識分子尋找自己個體生存理由、個人學問的出發點的關鍵。懷疑只是我們清理地基、自我清理思想、清理歷史的一個開頭，但是，更重要的是清理後，消解了一些累贅物、多餘物、剩餘物和不重要的東西以外，剩下“事情本身”的真理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還要創建或者重建一種新的價值體系。
    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從文化拿來主義走向文化輸出主義。一方面，在現代性時代我們還處於知識“求學”階段，基本上是跟著前沿性學術走。新世紀就比較自覺了，不僅知道跟著走跟著説，還知道如何“接著説”，並且反思自己的言述是否恰當。另一方面是，新世紀的中國畢竟已經不再僅僅處於從前現代到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而要面對現代性自身的諸種困惑，面對複雜的後殖民語境。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就有了與以往不同的背景。其中，不僅有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向，還有人們心態的轉向，後殖民語境的轉向，以及個人學術的定位、定力和轉向問題。在這種轉型中，有清醒的新世紀中國文化輸出意識殊為重要。
    如今，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和理論創新意識已經不可忽略。因為，在前現代時期，經驗先行，理論滯後，理論是經驗的總結。在現代時期，根據韋伯和西美爾的看法，經驗與理論並行交錯，有時是理論對經驗糾偏，有時又可能是經驗對理論糾偏，兩者互補互動。在後現代時期，則要改寫歌德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也許相反：“理論之樹常青，而生活有時是灰色的”。信息社會瞬息萬變，時空觀念與康德時期已經不完全一樣。人們觀念的改變可以導致生活狀態的改變，導致存在意義的轉變。理論因此成了先行者，但危險在於，它可能是空洞的，也可能是遊戲狀態的，甚至可能是誤導狀態的。儘管如此，也不能改變理論具有先行意味的事實。所以在理論超前的狀況下，知識分子要對當代和未來的走向先行提出、先行感受、先行體驗，甚至先行判斷。沒有這一切先行判斷的膽識和前瞻性，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説的“先見”，知識分子對當代問題和未來走向將是盲視的，即使在自以為“洞見”的時候也有可能是“盲視”的。
    世俗化傾向使學術出現了平面化傾向。面對大眾文化的興起，一部分學者注意日常生活，但是在擁抱日常生活、頌揚日常生活時恰恰過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而沒有注意到海德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日常生活中人云亦云狀態的批判，以及對日常生活的那種無所駐心的、缺乏反思性的、當下即得的存在狀態的批判。有的知識分子開始忘掉原來對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批判，而是對日常生活和世俗化加以真切地貼近，這使得知識層文化闡釋和文化批判功能衰減,現實的利益驅動代替了真正的價值判斷。
    在我看來，知識分子與社會有一種真正的命脈相連，注重生命的價值關懷，對民族、對國家文化有傳承意義的激情。當年王國維研究叔本華、尼采，為的是引進西學悲劇意識和超人哲學，以求國人精神疲弱；其後研究甲骨文，是想借發掘中華民族的遠古文化雄強精神，來喚起民眾的憂患意識；後來他研究敦煌學，是因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獻被運到了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博物館，研究敦煌學是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脈；再後他轉而研究蒙古史，也是出於蒙古是否分裂的家國時代焦慮的考慮。王國維的“學無古今中西”的學術選擇動向與民族國家關係甚密，他的學問推進維度可説是“與時俱進”的。而現在有些人，只關注個人門前一畝三分地，民族國家的事則置之度外，舉世皆驚之事與我無關，切膚之痛之事與我無涉，不去發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於重建關懷。像這樣一種態度和做法是一種精神自廢。一旦在全球化語境中我們因為經濟振興而有了文化發言機會時，就會尷尬十分，因為到時你拿什麼去説？説什麼？

    【主持人】可以談談您對全球化的理解嗎？
    【王岳川】可以。
    “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就是同樣的性質，同樣的本質，同樣的本原，亦即“同一”。也就是説，在幾百年的全球化過程以後，全球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英語，全球只有一種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全球只有一種制度那就資本主義是制度。我對這種看法是持置疑態度的。  
    在我看來，全球化不是一個同質化、本質主義的過程。相反，全球化是一個逐漸尊重差異性的過程。在我看來，全球化可分成四個層面加以分説：第一個層面是科技一體化，對高科技對新科技人們基本上是認同的，所以可以全面向西方學習，在這一方面，科技一體化可以説是百分之百。第二是制度的並軌化，中國是一種窄軌，需要走向一種寬軌而變成可以與國際軌道相通的一種制度，這方面中國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在人權在某些制度方面可能還有些保留。這意味著，科技一體化可以幾乎是百分之百，制度並軌化則是百分之九十，差異出現了。第三是思想對話化，眾所週知，有中國哲學，有美國哲學，有法國哲學，但是似乎沒有中國化學、美國化學、德國化學之説。自然科學是通用的，人文科學的差異卻不可抹掉，所以才有了思想對話化。不可能在中國不存在中國哲學，而叫世界哲學或通行哲學；最後，是信仰的差異化，或者是信仰的衝突化。當代有兩位著名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文明衝突理論，一位是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理論”已是耳熟能詳。還有一位是現在很走紅的思想家齊澤克，齊澤克提出的理論是，不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一種文明衝突”，而是“同一種文明內部的衝突”。應該説齊澤克的思想更值得注意。中國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但有一種理論認為，只有一個基督、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救中國，因此把中國的道家、佛家、儒家的路都堵死了，只剩下一條基督教之路。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是要信仰基督耶穌是個人的行為，是個人的默默的向上帝昵近的過程，但是它不能變成一種獨斷的、惟我獨尊的、命令式的，要求放棄其他信仰，只葆有這一信仰。    
    因而，全球化是一個逐漸的差異性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的尊重差異性的過程。一個西方放下中心主義架子，像所有民族學習的過程，也是東方輸出自己文化的過程。立足於“發現東方”是中國學者的使命，但並不意味著不再關注西方。西方是一個強大的他者，是中國學者做學問的一個巨大語境，所以我們不斷地要去關注和“拿來”，“拿來”是幾個世紀之內中國學者的一個任務，但任務的核心是開始自己説話。最近西方提出來一種生態批評或生態文化的新理論，其實吸收了東方尤其是中國文化中很多好東西，比如説綠色和諧思想、辯證思想、綜合模糊思想、重視本源性和差異性的思想、強調“仁者愛人”等思想。這些思想是中國思想對西方的一種滋養。在我看來，中國今天的“發現東方”成為了知識分子的重要任務，可惜，有的“知識分子”今天慢慢地不再是擔當道義的知識分子了，變成了“知道分子”，他們知道很多消息，很多知識，很多生活狀態，甚至還有一些變成了“知了”分子，天天在樹枝上吱吱呀呀地叫，在傳媒上不斷地播灑一些可以説是日常生活中見慣不驚的東西。我們不缺乏日常生活，我們缺乏的對日常生活的穿透。因此“發現東方”不再僅僅發現一般的思想，而是發現中國有生命血脈的，變成我們民族一種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發現”還遠遠不夠。當今出現的“生態批評”，或者又稱為“生態詩學”（Ecopoetics），注重當代世界文化精神的生態平衡和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對諸多複雜的問題有新的透視角度，值得重視。

    【主持人】您能否談談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關注地域文化的重要性？
    【王岳川】面對全球化我提出一個新的看法，即全球化距今可以説是已經有將近500年的歷史。按照西方學者的看法，現代性是從文藝復興以後從西歐開始的，那麼到現在呢，已經是500年了。那麼，中國落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記憶無誤的話，我們在很早以前可以説是世界上相當優秀的民族，但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國第一次被外國人打敗，公元1894年“甲午海戰”時，更被一個小國日本打敗。這樣一來，大中國的那種巍巍雄風不再見到，西方人從此不再認為中國是“國中之國”，而僅僅是一個大而無當、大卻疲弱的邊緣國家（遠東）。如果西化是五百年，而我們的失敗只有160年，那前此340年國人在幹什麼？那時中國文化對西方的現代性是阻撓呢還是支持呢？我的看法是，在現代化或者全球化初期時，全球不是“西化”，而是“東化”。就是中國文化在現代性初期很長時間內，對整個西方文化具有滋養作用，這種滋養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可以這樣説，歐洲文明的來源是東方——古希臘人繼承了埃及、巴比倫和東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成功地使他們達到了奴隸社會的高峰。同時，西方也吸收了很多中國文明的滋養，比如説在我所看到的一些歐洲人寫的關於東方文化的書中，可以注意到如孟德斯鳩、伏爾泰、萊布尼茲這樣的大思想家對中國文化都做了很多吸收，甚至有一些傳教士，把中國渲染得可以説是美侖美奐。馬可波羅曾經到中國的杭州，他所看到的景色就像今天的中國人到了紐約、東京、巴黎一樣，也就是説五百年前的前三百年，中國的文明在很多方面對西方是種文化資源和精神滋養。
    但是正因為如此，中國背上了沉重的負擔。舉一個例子，中國在很多方面到了近200年時，發展突然緩慢下來。比如説中國的紡織工具，就是手搖紡車，發展到那種多錠紡車的時候，經過了1300年，而西歐從手搖紡車到現代化的紡車出現只需了200年，少了1100年。中國冶煉生鐵，可以説是從公元前600年就開始了，但是到了十五世紀時，跟西方技術恰好相當，中國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十五世紀一共用了2100年，而西方僅僅用了400年，節省了很長時間。還有，專制王權從秦始皇開始，到晚清王權的沒落一共是2100年，但是在西歐呢，專制王權只存在了數百年，這些説明了什麼呢？説明了恰好到了現代化發展的高峰時期，中國是在各個方面速度突然減慢，而且在制度方面突然閉關自守，加強海禁。而西方卻開始了拓海，遠洋巨輪，飄洋過海，其實當時中國的船比他們大的多。
    於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誰可以為中國説話。她曾經輝煌過，但是落後了以後就一無是處了。所以賽義德提出了“東方主義”。東方主義其實只提出了兩個東方，那就是“近東”和“中東”，於是有一個東方——“遠東”被忽略了。遠東主要是中國和日本文化，日本早就不認為是遠東，它要脫亞入歐，認為自己是歐洲七國七強之一，那剩下的就是中國。賽義德不可能為我們説話，那誰為中國説話？如果沒有人為中國説話，是不是中國文化就不斷地被誤讀被妖魔化。因而，在全球化中，出了兩種不和諧聲音，一個是“七國論”，一個是“四大發明”被瓜分，然後中國自己不再説話，於是被妖魔化，動則就要挨打。在我看來，在這個時期提出“發現東方”和中國文化的主動輸出比被動輸出、被動介紹要好得多。有很多人認為，中國今天應該是全盤“西化”。我在強調“發現東方”的新世紀意義時，有一位教授則認為這完全不必要，而且是過分的樂觀主義。我認為不是樂觀主義，恰是過分的沉重，過分的擔憂，才産生了主動的文化輸出。這種西化理論認為今日中國應該全盤西化，西方的制度無疑是今天世上最好的制度，甚至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制度和中國的文化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可觀。    
    對此我持否定態度。我這樣看：人類的文明發展都需要反思和批判，人類的文明發展都經歷了血腥的過程。在西方現代性過程中，同樣出現了血腥專制。有人説今天西方的制度很完美很民主很平等，但是它同樣經歷了一個從血腥到文明的過程。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認為今天西方的勞動福利非常好，比如説一旦失業下崗可以不愁吃穿，可以基本上保證溫飽的解決。其實勞動福利法在英國的圈地運動的時候，卻完全不同。當時喪失了土地，被圈地運動剝奪了家園的那些農民到處流浪，到各個城市去乞討，於是專制王朝頒布了一系列懲治乞丐的嚴苛法律——第一次抓住了以後實行鞭打，第二次抓住以後割掉半個耳朵，第三次抓住了以後處以死刑。想想連乞討都不合法，當時有這麼完美的勞動福利法嗎。亨利七世時英國絞死的流浪者有七萬兩千多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確實不是那麼美妙那麼優雅，它通過競爭、掠奪、戰爭、瓜分，逐漸滿足了現代性的龐大的基本需要，然後才可以開始坐下來更加民主化。    
    還有一種人認為，中國當前的所謂包括沙塵暴在內，都是中國傳統劣根性給中國造成的，我覺得把這個板子打到傳統上也有一點問題，沙塵暴在美國30年代非常厲害，但是他們突然意識到不能過渡地開發，不能過渡地競爭，才慢慢地恢復了。正是因為這種不同文明的發展，使得中國文化逐漸地落後了，而今天事後再來認為中國各個方面都不如人，這種態度值得深加反省。
    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曾經是很優越的，但是到了今天，被很多國人看不起。舉一組數據：從公元1900年到公元2000年100年，中國全盤翻譯的西方文史哲政經法數理化等書將近10萬冊，但是西方完整翻譯中國的書有多少冊呢，不到500冊。這100年，大家覺得這是該的，因為中國落後了，沒有什麼書可以翻。那麼我再提出另一個數字，公元1894年，就是“甲午海戰”之前，日本每一年要翻譯70本中國的著作，可以説對大中國佩服得五體投地，公元1894年打敗了中國以後，再到公元1911年16年期間日本翻譯中國的書一共只有3本。非常可悲，那麼在這個世紀2000年到這個100年，我們還是不是需要進一步翻譯西方的，而西方不再翻譯中國的呢？回答是否定的，我堅持認為中國應該重新來看待自己和審視西方。

    【主持人】您認為電視具有怎樣的正面與負面效應？
    【王岳川】現代傳媒的權力集中體現在影視和廣告等具體形式上。現代生活離不開廣告，以至於美國一個16歲的兒童，已經受到了10萬條廣告的衝擊。但是，對廣告的負面效應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充滿誘惑的廣告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性的言説方式，一種制約人的意識的不可選擇的“選擇”。影視廣告在製造消費神話的同時，使生活的目的成為當下的消費性滿足，一切未能被消費的東西都將成為部重要的。在這種意識灌輸下，金錢世界的作為世俗真理成為今日佔統治地位的權力形式，一切不能成為金錢的東西對當代人都不具有當下的意義。在大眾傳媒的誘導中，文化批評成為過時的激進話語，文化景點成為新的消費熱點，文化明星成為不斷換代的景觀，傳媒在“語言垃圾”的再生産中不斷使文化重量轉化成時尚消費的屢屢記憶。現代某些傳媒廣告在許諾人世間溫情時又顯示出赤裸裸的錢權交易性。這種表面熱鬧的畫面其本質是將虛設和冷漠作為其性格牲，其外熱內冷的冷漠性表徵出現代社會意識話語的冷漠性，並以其內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顯示了空隙的界限。這表明意識話語同真實歷史的衝突關係，從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斷消解，據此揭開了傳媒本身所固有的欺騙性，當消費的意識形態通過傳媒而上升為大眾的顯意識時，人們一旦誤認為錢是正常的唯一意義所在時，社會的失序就不可避免。
    跨國傳媒的意識形態化造成了東方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潛移默化的認同。它意味著在後現代主義張揚多元主義的旗號下人們卻追新求新而導致“新的一元”，這種消費主義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這種傳媒文化的膨脹和過剩生産，消費主義和犬儒主義精神日益成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使一種喪失了思想的生活狀態成為當代精神的常態。由傳媒所代表文藝“類象”表明，當代文化以自我“身體”暴露的方式回縮到冷漠絕緣的“純客觀描述”，從而使當代傳媒性格更為乖張而漂浮。消費性的傳媒文化使得雅俗文化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而這一根本性界限在從前確保了知識分子在註釋典籍性文本方面的優勢地位。然而這一根本性的失落導致了人文知識分子身份危機，於是有人在劇烈轉性的權力話語中，構想出一個新的超越現代性話語的後現代時代，使自己既能在其日益科技化的學科體系中保留其角色地位，又可以通過大眾傳媒重新樹立起自己的當代大眾指南的身份符碼。
    在後現代知識分子張揚的傳媒時代的消費浪潮中，經濟對個體的壓力日益增長，人們深深感到自己在國際財富論壇傷的“無聲”處境，只好日益關注自己的錢包和自身的身體，而對“未來希望”之類的東西將信將疑，那種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懷為失落之心和現實之困所取代。而流行文化反過來強調了這種現世生活的世俗合法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傳媒壓抑人類精神是值得珍視的那部分潛能的狀況。在這個張揚形式而壓縮內容，熱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義）的時代，一切誤導都迅速地通過傳媒傳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這種文化生産的鏈條不同於往昔，它已由局部範圍的方式變為全球文化的擴張，這種蕪雜的信息和資訊傳播的全球滲透，使電視成為有效的社會控制。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進一層認識到大眾傳媒的新意識形態屬性，使人們重新稟有批判意識和自由意識，並更深一層地透過消費主義和玩世主義而發現真正有價值的生命理想和價值關懷。
    人們前所未有地面臨視屏取代書本“無紙工業時代”的迅速到來。在文字逐漸為鏡頭畫面取代，在閱讀逐漸為凝視電視所轉換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離畫面對去從獨特的角度去看和聽，並透過表面看到深層而得出自己的結論。人只有一種看的方式，那就是電視鏡頭提供給你看的方式。而且，這種看的方式是編排定的甚至不摻雜情感的。這個信息迭加的時代，電腦多媒體、電視機、報刊雜誌將成為成千上萬的信息強制地塞入每個大腦。現代傳媒的包裝術，在明星的私生活、文稿拍賣與競價的新聞鏡頭、作品發行之前的“炒新聞”的策略，甚至筆墨官司直到法庭裁決等等，更是有意製造“熱點”，刺激新的偶像“炒賣點”。於是，人們在這個過度曝光的世界和目不暇接的明星圖像暈眩中，喪失了價值判斷力和自身的身份感。
    無疑，後現代時期的生産和消費方式，已經製造出一種新的人的感性消費形式，人們不得不在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習性”。於是，全球化語境中，新的電子群體或電腦空間群體的發展，新的人類存在感和電腦時空感，成為大眾傳媒時代對當代人的塑形的必然結果。對此，我們只能説，經過消費時代的人類本性拓展，將成為新世紀思想者思考的重要問題。

責編：邢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