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中國電影在國際主流空間的注意力和競爭力
[嘉賓主持：毛 琦]黃老師，您認為靠什麼能提升中國電影産業前鋒在國際主流空間的注意力和競爭力呢？
[知莊]我認為靠創新，靠傳統，靠中國人自己。悠久的文化傳統是我們豐富的資源，印度電影就是如此強大起來的；韓國電影的發展我認為是靠的是創新，我們也應該借鑒，呵呵，老師們任重道遠呀；當然還得靠外部的一些東東，不如中央電視臺這樣的傳媒，呵呵 。
[特邀嘉賓：黃式憲]這個問題很有思想，很精彩。謝謝你的提醒。我們所説的電影産業化和它的前鋒，面對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讓電影回歸到它的産業身份上來，電影既不能只是“政治本位論”的附庸或孤零零的“精神號筒”，也不能只是藝術家個性的載體而孤立地去實現某種審美的創造，它的産業身份要求它直面電影市場的“終端”並在市場上生存和發展。面對全球化，這個電影的“終端”，就不僅指的是國內的（或地區間的）市場，還包括國際化的主流市場。人們看到，處在中國文化對外交流前沿位置上的電影及其文化産業，誠然是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而與中國的國際形象極不相稱的。現在中國電影産業化的前鋒所要解決的問題集中到一點，知危思變，與好萊塢的全球化相抗衡，拿什麼來抗衡呢？就是要秉持我們華夏文明中的精髓——即“和而不同”（源出孔子之語）的文化準則和立足點。那麼，“不同”在哪？簡而言之，就在於要以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即“不同”之點）而與別的民族、別的國度的文化對話。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包容大千並生生不息，它一貫尊崇的便是這一條樸素的理念。當今我們華語電影需要做的事就是，“跨界”而拓寬我們自身國際生存的空間。所謂“跨界”，指的是跨國度或跨地區行動，逐步進入國際化的主流市場。
而我們大陸所創造的這種規模化、持久性的合作製片方式，25年來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誠然，合作製片顯然不應當單純只是為了票房和利潤，而應當是站在現代文化演進的前沿位置上來展開的一種新興事業。我們的合拍片，應把主攻的目標鎖定在提昇華語電影的國際競爭力上，這樣一來，我們不僅僅需要聚合規模化的大資金（包括堅持以我為主控而向海外融資），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要從“和而不同”的開放性、寬容性出發，而不是以狹隘的排它性或以僵化的“自我中心論”（即新的民族文化一元論）出發，我們所應做的是，以本土的人文悟性、智慧和良知，來發掘本土文化的“黃金”，即不可替代的文化“原點”，或稱人類文化的“初原精神性”。誠如西方哲人斯賓格勒所論證的：藝術創造的原動力來自文化，任一審美規範無不出自與之相應的文化土壤，任一不同物質媒介的藝術創作無不是作為與之相應的文化表達的載體。他強調地指出：“一種文化是在一個偉大的靈魂保持著童年氣息的人類的初原精神性（proto-spirituality）中初醒的時刻誕生的。它從自身掙脫出來，從無形到有形、從無邊和無限到有界和有限。它在被規定了背景的土壤上開花結果，它在生長形態上是被界定了的。”
為了不做好萊塢霸權的文化俘虜以及再度“被邊緣化”（或被“後殖民化”），唯一的出路就是毫不含糊地肯定自己民族文化的身份，張揚自身民族文化的尊嚴及其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的“原點”，即其“初原精神性”。中國兩岸三地（大陸、港、臺）的電影，無疑是以其獨特的東方情思和民族精神構成了一種不可替代的華語文化話語形態，結成了一個關係密切的“文化生命共同體”，並在艱難而坎坷的世紀行進中，一次次實踐著超越地區、超越國族的跨界文化行動，併為不斷建構世界電影全局性多元文化對話的現代格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藝術貢獻。應當充分肯定的是，港資、台資先後進入大陸，既有力地推動了內地電影機制向市場的轉型；同時，又為促進海峽兩岸三地之間電影文化的交融與整合，作出了深具歷史意義而不容低估的貢獻。特別像“第五代”的代表人物如陳凱歌、張藝謀以及黃建新、吳子牛、吳天明等人，他們起步之初，或正在奮力攀登之際，恰恰藉著港、臺電影投資方的經濟實力來“托”上一把，方才得以從容施展其文化創意和藝術抱負的。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胡克老師，當前學者多數的觀點偏重於“電影本身即是一種傳媒，中國電影與大眾傳媒間應當保持良好的互動與互助”等等。您認為在保持互動的同時該如何保持它們各自的獨立性？
[特邀嘉賓：胡克]從我們本身的願望來説，中國電影與大眾傳媒間保持良好的互動和互助確實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是，這種狀況只能是動態的，也就是在雙方互相磨合之中逐步達到這種狀態，現在可能作為一種過渡，可能需要雙方各自按照自己的願望獨立的發展，而不必互相過多的照顧，比方説就電影而言，不必過多的注意一般的傳播媒介的一時的評論的優劣，而應該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提高藝術水平方面。就電視和一般的報刊雜誌而言，不必要把過多的精力完全放在追星或者是關註明星的私生活等方面，而應該更多的著眼于探討或者宣傳電影的藝術、社會影響等方面。但是，如果媒體對於電影藝術不感興趣，也無需過慮，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嘗試，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會對媒體提出更高的要求，那時媒體就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了。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目前票房能上億的只有五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周星馳和成龍，您認為，這幾位導演的票房能過億，其中大眾媒體的宣傳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幾位導演與大眾媒體的合作方式有哪些是值得其它中國電影導演借鑒的？
[特邀嘉賓：胡克]這幾位導演能取得現在的影響力，肯定得到了大眾媒體的極大的幫助，而且，他們也在逐漸學會如何利用大眾媒體，為自己的影片擴大影響服務，這些是值得中國導演認真總結經驗的。比方説，馮小剛總是宣傳自己不受電影理論界的重視，把自己完全説成是一個只為大眾服務的導演，實際上，電影學術界對於馮小剛電影的討論並不少，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馮小剛只是借此在宣傳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個弱者，這無形之中引起了大眾的同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也促進了他的票房。再比如，張藝謀在很多媒體對他的影片進行討論，甚至出現圍攻的現象的時候，他保持沉默，不予回答，這也無形之中引起了觀眾的注意，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也把他當做一個受攻擊的弱者，這無形中也引起了相當多的觀眾的同情。我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説明，導演利用大眾媒體宣傳可以有很多方式，並不一定採取一種單純的鼓吹或者吹捧，當然，我們並不主張過於在如何利用媒體方面花費精力，對於一個導演來説，還是應該把藝術創作放在首位，如果一個有影響的導演，他拍出一部好的影片，大眾媒體自然而然的就會去關注這樣的影片，宣傳這樣的影片，觀眾看完了大眾媒體的宣傳，再看影片，認為是實事求是的，不僅對這樣的導演産生信任感，而且對大眾媒體也産生信賴感。
[嘉賓主持：毛 琦]黃老師您好，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有大批經過evd設備改造的數字影院在國內鋪開，在那時候，它的技術標準、放映模式、運營模式以及管理模式都有可能使電影原先迅速在以往無法涉及到的縣區、農村和學校，技術的進步是否為電影的傳媒化進程提供了硬體支持和無限的機遇？
[特邀嘉賓：黃式憲]這個問題讓我興奮，因為提到了一個坎（ken)節上，就EVD這個設想來説，是具有前瞻性的，可能是中國電影新百年將要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就是中國的市場的區分。大體上有這樣三級市場：第一，是36條城市院線的主流市場，它佔全年總票房約90％，但是城市人口實際上只佔到2.5億到3億，是很有限的。第二，小城鎮作為二級市場，是尚待開發的市場空間。它的人口占到1.5億左右。而第三級市場是更為廣大的中國農村，有9億多人口，就電影市場的意義上説，這還是一片不之地。如果按照EVD的設想在廣大的農村全面鋪開，村村都有放EVD的影院，中國農村的觀眾可以説有福氣了。而這個市場的開發相信是很艱難的，也會有諸多的歷史曲折。
[知莊]毛老師好，我認為不是中國沒有優秀的影片的影片，而是中國沒有發現優秀影片的機制，你怎麼看呢？
[嘉賓主持：毛 琦]呵呵，對，這也是原因之一，之所以沒有優秀商業片還有許多原因，我個人認為，目前絕對不光是體制和審查制度的問題，同時也牽扯到電影學院派教育的設置問題、商業片的製作模式問題.....比如説，現在大學裏上的課很多都是電影大師作品研究，那些雖然文化哲學意義很深，但非常晦澀、可視性很差，我自己有時候都能看睡著。我認為應當專門設置類型片研究課，分門別類地研究優秀商業電影的劇作、鏡頭運用、剪輯、布光、人物關係設置、動作場面設計，讓學生學完之後明白怎麼拍好看的商業片，那中國電影教育就算成功了，其他的就好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