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應當關注農民工教育問題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農民工子女子女的特殊境遇，使他們的心理健康容易出現極端，電視媒體應當做農民工子女的教師還是導師？
[特邀嘉賓：史柏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分析處於特殊境遇中的農民工的心理髮展，可能會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其一，是一種宿命論的表現，他會認為自己的境遇是連通自己的社會身份天生而來的，是不可改變的，這樣的境況將跟隨自己一輩子，這種心理髮展會使這部分孩子産生一種消極的、被動的思想和行為，對他們今後在社會上的作為會産生消極的影響。其二，是一種叛逆的表現，他們會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社會和城裏人剝奪了他們應該有的東西，他們和城裏的孩子有著天壤之別，久而久之會産生一種被剝奪感，會産生反社會的心理傾向。這種心理傾向如果付諸於行動，就可能是違法和犯罪行為。這兩種傾向都是不健康的，應該引起社會的重視。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史柏年教授，您曾經做過的一個調查表明：大多數農民工子女對於所在城市依然具有陌生感，缺乏自己已經融入其中的認同，在他們的心中，自己仍然是農村人和外地人。他們的教育也受到“外地人”的待遇，您認為對於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電視媒體應給予什麼樣的關注？
[特邀嘉賓：史柏年]我前兩年做過一個相關的調查，是有關打工子弟對城市的認同，結果發現，有許多打工子弟並沒有城市的身份認同，問他們自己是什麼地方人，沒有一個回答我是北京人，都是回答我是河南、山東、四川、安徽等等，也就是説，不管他們在北京已經生活了多少年，從身份認同上來説他們還是認同是原來自己家鄉的這種身份，原因是他們認為戶籍是城市身份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因為他們沒有北京市的戶籍，所以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北京人，是城市人。這種現象應該值得我們重視，照理説跟隨父母來到城市，通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慢慢的應該認同自己的城市的社會身份，這樣就有利於在這個社會環境中更好的學習、生活、成長，但是，不認同自己的城市身份實際上就説明在自己和城市人之間還有很大的隔閡。孩子們回答問題的時候，有的明確告訴我覺得跟城裏人之間有一道很深的橫溝跨不過去，在問這些孩子在城市裏有沒有比較要好的城裏的孩子作為朋友？很多孩子都回答是沒有，問他們平時都跟誰玩都跟自己身份相同的外地來京的孩子們一起玩，所以這告訴我們這些孩子還生活在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狹小的圈子裏面，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當然問題不出在他們自己的身上，還是城裏人對他們的接納，對他們的認同而不夠，他們自己認為沒有被城裏人接納，不是他們中間的一員。
[太平天國11]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就算是來北京好多年了，在這裡工作了，很多人還不認為自己是城裏人，還覺得自己就是自己老家那裏的人。我覺得這不是問題，這只能説明中國人的鄉土情節重。史老師説一下？
[特邀嘉賓：史柏年]我剛才説到的那個調查，進一步説明這些已經來到城市的打工子弟一方面把沒有城市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他的鄉土認同也在逐漸地減弱，我曾經問他們，你們回到家鄉有什麼感覺，他們説，已經陌生了，已經覺得和小時候的同學、夥伴沒有共同語言了，這個調查就説明，一方面他們缺乏城市認同，一方面他們的鄉土認同也在減弱，這就可能在社會上形成一個群體，他們既非城裏人也非鄉村人，成了一個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個社會人群。
[太平天國11]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啊？
[特邀嘉賓：史柏年]我剛才講了，城裏人要改變，要敞開胸懷接納他們，要給他們以和城市人一樣的待遇，這樣他們就會形成城市的身份認同，就會很快的融入到城市社會中去。當然話好説，要做這種環境的改變，有許多措施是要跟上的，比如説，他們在城市受教育的權利、就業的權利、正常生活的權利都應該得到關注和解決。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一點一滴的去做。
[漫遊世界]我想最主要的還是應當讓農民工子女能夠很快認識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夠融入其中，擺脫由“外地人”帶來的種種困惑吧？
[特邀嘉賓：史柏年]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從打工子弟的角度來説，他們應該更快的認識自己所在的城市能夠融入其中，能夠擺脫外地人的困惑，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這位網友提出意見是對的，但是，問題往往不如他們主觀意願那樣，他想認同這個城市，他想融入其中，他想擺脫外地人的困惑，但是周圍的環境，周圍的人並不認同，他們所經歷的種種歧視性的對待，種種待遇上的差別使他們非常敏感的感覺到我和城裏人不一樣的，我還不是這個城市的居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應該改變的不僅僅是打工子弟，城裏人應該首先做改變，應該有寬闊的胸懷去接納他們，認同他們，而不是歧視他們。創作溫馨的環境，使他們能夠順利的渡過來到城市的適應期，成為其中的一員。
[楊過110]今天談的是教育節目吧。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對，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應當受到媒體的關注。
[漫遊世界]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國家現行教育政策存在哪些制約因素，對現行教育政策應作哪些方面的調整呢？
[特邀嘉賓：史柏年]剛才説到，計劃經濟年代我國教育體制是一種屬地化管理的，它比較適應人口不流動，靜止狀態下的社會，現在改革開放需要人口，按照經濟資源的配製，快速度的大規模的流動起來，屬地化管理的教育體制就不相適應了。需要改變的政策首先是按人的戶籍來配置教育資源的做法，也就是要按你的居住地而不是戶籍地進行教育資源的投入，能做到這樣，城市打工子弟的教育權利就能夠得到滿足。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對於農民工子女學校或者志願者組織的民辦學校，一些媒體給予的均是正面報道，但是，這些學校在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往往會出現負面的東西，比如，前不久就有舉報説一個男志願教師猥褻男學生等。史老師，您認為媒體在報道這些邊緣教學力量時應注意些什麼？怎樣避免一面倒的報道？
[特邀嘉賓：史柏年]打工子弟學校舉辦者的背景也是很複雜的，我所接觸的這些人，很多舉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初衷也是謀生，但是其中很多人通過辦學逐漸把它作為一種事業來做，像有的校長所説的，我們做的是太陽底下最光明的事業，説明他們自身也在改變著，我們應該從主流上來認識他們，認識他們所做的事情。當然，其中也有少數動機不純，行為不端，造成很壞影響的人，這位網友所説的那位猥褻男學生的志願者就是一個例子，過去對這類事情進行正面報道並沒有錯，我們是從這類學校它所起的正面的社會作用這個角度去看待它的。當其中有的舉辦者出了這樣那樣的事，我們不應該對這類事業全盤否定，其實，社會上哪個領域都有這類現象，我們沒有因為某個公辦學校或者某個企業事業的負責人出了一些問題就全盤否定這個學校，這個事業單位，甚至否定這個領域的所有人。那麼，對打工子弟學校也不應該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