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節目中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關係
【月亮每晚升起】我有位美國朋友最喜歡看《康熙王朝》、《大明宮詞》等歷史劇，我覺得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在看待中國文化是不是有種誤讀，認為歷史的中國才是中國的文化，其實是這樣嗎？
【特邀嘉賓：史安斌】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其實我有一位搞戲劇的美國朋友，認為《大明宮詞》借鑒了許多西方戲劇中的表現手法。據我所知，兩位編劇也有過留學背景，而出身在香港的葉錦添（也是奧運會8分鐘的設計師）設計的服裝，也是傳統和現代的完美結合的産物。因此，我認為《大明宮詞》儘管講的是中國的歷史，但是它的表現手法和它所宣揚的價值理念具有一定的現代氣息。無怪乎在海外的華人社群中受到歡迎。當然由於語言的障礙，電視劇還不可能馬上受到國外觀眾的青睞。但是《大明宮詞》本身所體現的這種“似與不似”的理念是我們製作對外電視節目中應當借鑒的。它既是唐朝歷史文化的展示，又體現了現代人對歷史的重新詮釋。
【絕代大俠任魚宇】文化是歷史的産物。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如何看待電視外宣節目中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關係？
【mygod111】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是不得不永久面對的問題。
【特邀嘉賓：史安斌】其實全球化和本土化是當代一切傳媒和文化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我們目前的電視外宣節目來説，我認為還是要解決受眾意識的問題，因為所謂全球化實際上是以美國化為主流的。那麼美國的影視節目培養出了相對趨同的受眾品位，例如80年代後出生的一代年輕人與美國同齡的孩子有許多能夠溝通的語言和共享的文化符碼，這要比他們的上一代多得多。同時，也不能否認這一代年輕人的民族意識也並未淡薄，從他們普遍存在的反日的情緒就可以得到印證。因此，即使是在“最全球化”的這一代人身上，也仍然體現出本土化的影響。因此，我們的電視外宣節目也應當體現出這樣的一個特點。人們常説要全球思考本土行動，那麼套用到電視外宣節目的製作中，我認為在包裝和製作上要體現全球化的特點，而在內容上則要充分發揮本土化的影響，使之有機地結合起來。像我剛才説到的《北京一日》，它的製作、創意和節目包裝都是符合國際化的趨勢的，但是內容是本地化的。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兩位專家認為應當如何處理對內傳播與對外傳播的關係？
【特邀嘉賓：史安斌】目前對中國的國情而言，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之間仍然存在著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在日漸縮小，例如去年CCTV－4的伊拉克戰爭報道就受到了國內觀眾的熱烈歡迎，很大程度上在國內樹立了四套的品牌。但是四套是定位為外宣媒體，所以這就體現了我剛才説的在全球傳播的時代內外傳播之間已經不可能像冷戰時代那樣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因此，我們在製作電視外宣節目的時候，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一時代語境的變遷。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強調內外傳播之間的差異，這是因為目前許多電視外宣的節目製作沒有充分考慮到對外傳播的特殊性，尤其是我們剛才説的“外外有別”的原則，許多節目就是把內宣的節目做簡單的翻譯，或者配字幕。這樣的做法是不符合時代需要的。所以我認為，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互有差異的。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的大潮，尤其是媒體市場進一步的國際化，內外傳播之間的差異會日漸縮小，直至完全消失。但是，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牧言再生】中立的中國不是真正的中國。這一點現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我們如何在海外樹立中國的形象，也並不只是工作人員的事，而是整個國內形勢的大問題。如果中國仍舊抱殘守缺，沿襲官僚作風，不發揚民主，即使宣傳做得再好，仍無濟於中國的形象！
【特邀嘉賓：孫有中】“內外有別”的提法有其合理性，因為國內受眾與國外受眾存在多方面的差異。而且中國媒體的國內傳播功能與國外傳播功能也應該有很大區別。國內傳播承擔著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調動各方面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穩定，最終促進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全面進步的重任。國外傳播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營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國際輿論。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內外有別”的局限性，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當代傳媒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大模糊國家之間的邊界。一個國家幾乎不可能掩蓋發生在其國界內的任何重大事件。大量的外國記者活動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他們每天都關注著中國的國內媒體。《泰晤士報》在報道中國長江特大洪災的時候，甚至引用了湖北省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報《監利日報》上的消息。因此，我們的國內報道與中國的國際形象也有密切關係。我們必須全面改進中國的國內報道和對外報道。這是一個越來越透明的世界，我們應當為此高興。
【小子1611】一個紅色的中國：也許這些年來，我們看到老外總是對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極濃厚的興趣，我們也憑藉著豐富的人文資源賺了不少老外的錢，然而不能因此而過於迷信傳統的文化，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日新月異各項工作穩步發展，這是因為在她背後始終有一股即植根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又吸收了世界文明成果的紅色的革命的力量，中國人的這種紅色情結，必將在經濟全球化，人類面臨新的挑戰面前，得到世人的仰視，而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去滿足這種需要呢。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我們是紅色的中國？我們的顏色是什麼？請嘉賓談談你們的看法！網友們也可以發表你們的看法啊。
【絕代大俠任魚宇】我開始以為紅色是血的象徵，剛剛理解到紅色對於中國人的意義，是喜慶。
【特邀嘉賓：史安斌】 紅色在中國這個文化語境當中有多樣化的解讀，在傳統文化中是用於渲染喜慶的氣氛，而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又有了革命的象徵意義。可以説紅色還是紅色，但是它的讀解在不斷地被豐富，所以我也同意你的説法，這個紅色本身包含著一種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所以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説，在中國的對外電視宣傳中也應當體現對傳統的重讀和重新的詮釋，就是我們現在常説的與時俱進。
【絕代大俠任魚宇】這表明文明的多元，文明的衝突。
【網絡主持人：羅石曼】孫老師，您曾對《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對中國的宣傳進行了對比和研究，您能簡單介紹一下您的研究結論嗎？中國在國際媒體間的形像是怎樣的？
【高粱49】俺也想聽聽專家結論，和對這問題的看法。
【特邀嘉賓：孫有中】這兩張報紙都是英語世界的輿論領袖，很有代表性。我的發現很多，一言難盡。在這裡我只説兩點：第一，是關於“妖魔化”問題。我認為這個概念難以概括這兩份報紙對中國報道的全貌。
如果我們用真實、客觀和公正三個標準來衡量兩報的中國報道，可以發現，兩報的中國報道基本遵循了真實性原則，並沒有大量不實的報道；客觀性方面的表現就差得多了，尤其是在政治報道上，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影響顯而易見，有時候記者甚至情不自禁地站出來對所報道的事件指手畫腳、挖苦諷刺；在公正性方面，兩報的表現也很不理想，首先是報道的題材過分集中在所謂“人權問題”上，所採用的信源過分集中在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和中國政府的敵對勢力上，在涉及國家利益時，兩報記者乾脆完全站到自己政府一邊。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國家形象在兩報上並不是完全被“妖魔化”了，兩報對於中國經濟和文化的報道應該説是比較客觀和公正的，但是兩報對中國的政治報道就不一樣了，可以説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産黨的形象在兩報上相當負面，甚至可以説“可悲”。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有兩報記者的原因，也有我們自己的責任，這裡不展開去説了。
第二，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看待國際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我專門比較分析過兩報對1998年中國長江特大洪災的報道，這是一場自然災害，是典型的負面題材，但是令我驚訝的是，兩報的負面報道對塑造中國政府的形像是非常有利的。當時國內的媒體頻頻報道的是領導人的視察活動和講話，而《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的報道卻完全集中在普普通通的災區民眾身上。但是透過這些報道，我們看到的卻是全力搶救人民生命財産的中國政府和官員形象，看到的是中國政府痛定思痛，毅然推動環境保護的明智國策。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洪災中，中國政府破例允許西方記者深入災區一線採訪普通民眾。這一舉措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上，記者記下了一位普通災民發自內心的話：“哪有危險，哪就有解放軍。”可見，讓西方記者接觸普通中國人並不那麼可怕。對此，我們應該有信心：擴大西方記者的採訪自由，總體上有利於改善中國政府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