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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焦點訪談》之所以能夠在央視眾多欄目的激烈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並且在欄目的個性化方面獨領風騷，就在於它始終把選題當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來做。好的選題是節目成功的一半，也是一個欄目生長的源頭活水，選題自身的質量和選題的可操作性，決定著節目的質量。可以説選題的問題是一個欄目在規劃自身生存發展時候需要解決的第一大問題，這對於《焦點訪談》這個以輿論監督著稱的欄目來説尤其重要，甚至是欄目的生命線。
“三個原則”是《焦點訪談》選題的根本方向
《焦點訪談》取捨選題的標準為：是否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否符合宣傳的需要，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是否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根據這個標準，《焦點訪談》確立的選題原則是：“政府重視、群眾關心、普遍存在”。《焦點訪談》人自己把這三條稱之為“選題三原則”。《焦點訪談》在長期的輿論監督報道中沒有出現任何政治偏差，並且受到上下的一致肯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選題上自覺、全面、準確地運用了“選題三原則”。
《焦點訪談》的選題方向，首先表現在積極主動地與中央的中心工作相配合，也就是説當好“耳目”，做好輿情監測，為中央決策提供事實依據。這就需要策劃者及時、敏銳、準確地判斷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必須加以解決的矛盾，根據中央的政策精神，揭示問題。這就要求新聞從業人員具有吃透政策的深厚功底，同時還要求在選題的策劃過程中，必須做到所提出的問題有前瞻性，所選個案具有典型性。
《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選題方向，還表現在做好“喉舌”，為中央工作提供輿論支持上。也就是説《焦點訪談》在確立選題時，不僅要著眼于為中央的決策提供事實依據，而且當中央的重點工作確立之後，《焦點訪談》必須不遺餘力地鼓與呼，給予有力的配合，尤其是對於違反中央工作精神的做法和行為進行及時而無情的揭露。在這方面，《焦點訪談》的目標是不僅自身要在輿論監督中做到輿論導向正確，而且力爭以正確的導向引導輿論。
《焦點訪談》常常對選題策劃人員提出嚴格的要求，那就是按照“選題三原則”，在具體操作中，必須做到心中有數，“抓大放小不添亂”。這具體表現在對選題內容的嚴格篩選上，對於一些敏感題材，寧可放棄轟動效應，也絕不給工作帶來被動。可以説，這種“抓大放小不添亂”的做法，不僅僅維護了《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權威性，增強了欄目的力度，而且也保證了欄目的生存與發展，保護了記者本身。
角度獨特是《焦點訪談》選題的追求目標
好的選題一般有這樣幾個收視賣點：獨家事實、獨家觀點、獨家分析、獨家背景、獨家人物。面對今天這樣一個信息飛速發展的時代，這些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沒有了獨家新聞，卻可以有獨特的視角。以什麼角度介入新聞事件並報道新聞事件，對於一個倡導輿論監督的欄目來講更為重要，也是其成功與否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如果説，準確把握選題的內容是解決“選什麼”的問題，那麼選擇恰當的角度則是做好“怎樣選”的關鍵。一般人認為，選題角度的優劣也就是能否使報道錦上添花的事，並不會影響對問題判斷的性質。但事實上，選題的角度不僅有優劣之分，還有對錯之別。對於同一新聞事件選題，從不同角度看待、從不同角度表述，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會影響到節目能否正常進行。
綜觀《焦點訪談》的選題角度，大致是從三個方面把握的。
1.選題角度應以事實為基礎
 選題的角度既包含媒體看待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也包含媒體篩選事實、組合事實的角度。確立選題不能不顧事實地想當然，更不能無中生有地編造。社會上有不少出現導向問題的報道與其説是認識不足，毋寧説是因為其選題角度的選取不當，而角度不當又是由於報道者對事實進行了曲解。
《焦點訪談》始終堅持在全面、完整掌握事實的基礎上來選取恰當的角度，不説沒有事實根據的話。《焦點訪談》報道過很多地方在農村産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好大喜功的問題，比如安徽某鎮政府強迫推行搞所謂的“四萬工程”——讓農民建萬畝果園、萬畝菜園，種萬米葡萄綠色長廊，養萬隻肉食種鴿。由於不切合市場變化的形勢，結果“四萬工程”變成了農民的“抱怨工程”。《焦點訪談》還報道過重慶某縣政府強迫農民毀掉青苗，改種煙葉的事件。從主題上看，這兩個節目有相近性，都是反映地方政府無視農民的經營自主權，以強迫命令的方式侵犯農民權益，加重農民負擔的事件。但在選題角度上，《焦點訪談》對這兩個輿論監督節目的處理是完全不同的。安徽的那起事件，是當地政府領導為追求所謂的政績，大搞形式主義所致。而重慶的那起事件，則是當地政府為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不顧農民利益的行為。兩期節目本著不同的事實基礎，所取的選題角度也有所不同。
2.選題角度應以政策為依據
這裡所説的政策既包括黨和政府在一段時期工作的方針政策、制度規定，也包括國家的法律和宣傳紀律。輿論監督節目能忠實地反映出黨、政府和人民的意願，而政策恰是黨和政府意志的具體體現。
《焦點訪談》人常説，輿論監督就是圍繞黨的方針政策做文章，這話確實如此。2001年夏季，福建發生了一起制假大案。一個制假團夥假冒軍人，甚至建立假軍營，大肆進行制售拼裝汽車的造假行為，可謂從頭至尾“假”到了極致。在這起案件中，假軍隊、假軍營成為一些媒體炒作的焦點，《焦點訪談》的記者認為在聲勢浩大的打假專項鬥爭中出現這種情況，其背後的原因更令人深思。於是記者選題時在深刻領會和消化中央政策的前提下，主動把角度往政策上靠。節目選擇報道這個案件的角度是——在地方保護主義保護下滋生出來的腐敗(而並非僅僅是地方保護主義)。
地方保護主義已經與腐敗合流，這其實也正是制假售假活動屢打不絕的癥結。這樣的選題角度不僅大氣，而且最大限度地尋找到了報道空間，先後製作了兩期節目。
其實，一則報道要做到大家風範，而不是顯得“小家子氣”，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依據政策確定選題角度。
因為政策是為保護絕大多數人利益而制定出來的規範，只有順著政策的角度深入，做出的報道才能被大多數觀眾接受、認可。要保證節目在輿論監督的報道中不出問題，就要在選題角度上主動往政策上“靠”。政策不僅是衡量節目選題角度是否正確的依據，同時也是確認輿論監督類報道導向的最可靠的“保護傘”。
3.選題角度應以獨到為目標
在充分佔有事實、深刻領會政策的基礎上，如果媒體對事件本身有自己正確而獨到的報道角度，那麼報道的社會價值就會更大。
這裡所説的選題角度的獨特，不是越偏越刁越好，而是越準越深越佳。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和鮮活生動的新聞事實，為媒體尋求獨到的選題角度提供了可能。
《焦點訪談》2000年年底曾分別做過兩期河南、河北等一些地方往棉花中摻雜使假的節目。本來做打假的節目，只要表現出制假過程的觸目驚心，展現出有關人員的內外勾結就已經很好看了，但是《焦點訪談》在策劃《追蹤假棉》這個選題時，沒有停留於此，而是在此基礎上，拓展新的角度。
往棉花中摻雜使假的節目，在1995年時《焦點訪談》就製作過很多期，當時主要問題是棉花市場供不應求，致使一些不怯分子鋌而走險。但近兩年棉花市場供大於求，為什麼又突然出現了摻雜使假的現象呢?這個疑問，恰恰引出了一個新的角度。經了解，2000年的市場出現了新變化，不是棉花供不應求，而是新棉供不應求。一些不法分子見有利可圖，又幹起了制假勾當。但即使回答了這個為什麼，其選題角度仍與1995年時的重合，只不過略有變化。《焦點訪談》的策劃人員又進一步了解到，眼下的棉花造假，其危害要比那時大得多，因為我國的紡織企業經過3年的艱苦努力，剛剛擺脫行業虧損的境地。由於假棉橫行，紡織企業的經營成本大幅度上升，如果造假這一勢頭不儘快遏制住，全國的紡織企業有可能因此重新陷入困境。這是影響全局的大事，於是記者將選題的角度就放在了這一點。《追蹤假棉》播出後反響強烈，中央和國務院領導要求有關部門緊急部署，在全國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棉花摻雜使假行為的專項鬥爭。
由此可見，一個獨到的選題角度，會大大增強輿論監督的功能。
(來源：《電視研究》2004年第5期)
責編：邢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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