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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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國電視文藝走過了20年繁榮、發展、變化的道路，作為親歷者，我們伴隨中國電視文藝。共同走過了這段艱苦且輝煌的歷程。其間有很多感受、感想，還沒來得及進行理論的提煉和總結。

    談電視文藝是個大題目，面太寬、範圍廣。我從兩個具體欄目説起。

    中央電視臺的《綜藝大觀》和《正大綜藝》分別是在1989年的前後出臺的。一齣臺，二者明顯的不同和區別也呈現了出來。《綜藝大觀》是兩周或者三周直播一次，直播節目的內容是一些文藝節目綜合在一起，如相聲、小品、舞蹈、音樂，基本上是這樣一種形態。《正大綜藝》將知識性列為第一位，知識性、趣味性加上娛樂性，節目定位也是用這三個特性來框定。定位不同，形成了兩個名牌欄目的不同個性。

    《正大綜藝》從《正大劇場》電影、從“猜猜看”、“快速搶答”到“世界真奇妙”這些節目的編播，全部是直接由境外買回來的。最初，在這些節目的內容裏，每個單元節目沒有中央電視臺自己的創造性，也沒有自己的本土特色或者編導們自己的再加工、深加工，但是作為一種引進，它讓我們看到了很多“外邊的世界”。這是當時《正大綜藝》最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特別是幾次主持人的更換，從姜昆、方舒，還有外語學院的那位老師，幾位更換調整以後，換到趙忠祥和楊瀾穩定下來，大家認為那時候是黃金時期。所謂黃金時期是收視率最高，播出反映也最好，表現出來的內容和表現出來的效果都是最好的時期。

    實際上，從我們做節目的角度看，特別是我作為這個欄目的負責人，回顧創作者們從開始創業至今的歷程，常常有很多困惑，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與簡單的對“收視率”的認識不同的理解，對一些藝術欄目的發展變化，作為研究來説，應當有一種縱橫的比較，有一個全面的思考。現在《正大綜藝》從節目的內容到節目的表現，每一期節目，無論從引進，或者自拍，還是從技術合成看越來越好了，但是，為什麼收視率沒有從前那麼高了呢?應該系統與宏觀地梳理一下才有全面的解釋與認識，這不是一兩句話或簡單地拿收視率能説清楚的。仔細想一想，在五年前，中央電視臺只有三個頻道，真正的綜藝節目非常少，觀眾對節目主持人那種崇敬又是最熱烈的情況，和現在大不一樣，當時《正大綜藝》這樣一種引進節目，看外面世界的節目非常稀少，尤其是廣電部規定，明確了這類節目的“獨家”性，要有一定比例，這造成了《正大綜藝》得天獨厚的優勢。

    此外，節目的娛樂性表現形態當時也不多見。這就促使它得以迅速成長、能夠位於很多娛樂節目之首。許多名流來做嘉賓都認為是一種榮幸，觀眾看到名流現場猜答也感到很新鮮。

    截至今天，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錄了600期，這在中央電視臺所有綜藝節目裏面，還是規模最大的和跨時間最長的欄目，它的期數和整個播出量都是最大的。

    在這十幾年裏面，我作為導演執導過《綜藝大觀》，做過專題片，做過其他類的藝術片，做過元旦晚會和春節晚會。從我自己的藝術實踐來看，我們認為很神聖或者高不可攀的一些藝術門類進入電視之後，這種變異和變化一下子就變得有一種混亂感。這種混亂感觀眾有，從業人員也有，這也是生活現實反映出來的問題。有時候做節目很浮躁，但是有時想想，看節目的人也比較浮躁，左顧右盼的比較之後，往往覺得這種浮躁也是一種無奈。包括網絡的出現，包括刊物的發展，現在有很多刊物印得也非常精美與迎合時尚，儘管其本身已經受電視衝擊了很長時間，但選擇就顯得更自我或者更自主。這些媒體信息量與質量的驟增，擴大了觀眾的視野，也改變了觀眾的審美眼光。

    在上述因素的衝擊下，電視節目難做，但是也不難做。難做在哪兒呢?真正做一個好的或者有影響、有效應的節目還是比較難的，但是不難在哪兒呢?因為節目太多，這一期節目做疲憊之後，過去就過去了。也許人們現在也沒什麼興趣了，也不太指責你哪兒不好。因為有那麼多頻道可以選擇，這確實是面對整個現狀的無奈和困惑。


                              二

    電視文藝的發展關鍵在於電視文藝的從業人才。掌握、運用、操作電視這個高科技傳播媒體，尤其是電視文藝節目的製作，需要一批優秀的策劃、導演、攝像、編輯等人才。

    這些人才應有較高的職業操守與職業道德，較高的文化修養、較強的藝術創作能力。

    高水平的電視人才能做出高水平的電視文藝。

    電視文藝的實踐培養造就了一批電視人。隨著時代的發展，電視文藝也在淘汰、更新一批批的電視人。我們就20年的實踐來談電視文藝，明顯看出電視人才是一個關鍵、核心的問題。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一個狀態?——起碼從業人應該對節目當回事，有敬畏之心，不能只抱怨目前的客觀原因，節目質量與文化品格最終還是取決於電視人主體的素質。

    儘管20年來，我們製作播出了許多電視文藝節目，受到廣大電視觀眾的喜愛和歡迎，應當説這僅僅是初級階段的。我説的“方向性和實力”，就是電視人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審視我們自己的創造力，把握好電視文藝的創作方向，通過電視文藝節目來引導和提高電視觀眾的審美鑒賞力。應當説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這是時代賦予電視人的歷史重任和使命——用文藝形式通過電視傳媒來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體現信息時代中國人的嶄新風貌。因此我們還要做許多努力，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華和智慧，投身到電視事業中，才不愧為21世紀中國的電視人。因為在信息時代，參與世界電視媒體的競爭，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我們的電視人要有一種壓力，或者説對人類貢獻的責任感，這是時代對電視人要求的更高標準。我以為，對我們電視文藝20年的整體成績不能估計太滿，用更高標準來衡量，要創建具有鮮明特色的電視文藝體系，從理論到實踐還都有待於下大力氣進一步深入探索。

    電視人的整體水平決定了電視文藝的品位和檔次。如果捫心自問：我為中國的電視文藝貢獻了什麼?我為人類的電視事業貢獻了什麼?誰能回答出個A、B、C，那也就相當了不起了。


                             三

    在藝術發展過程中，在我們自己的實踐中大概都有這樣一個揚棄的循環，這也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逐漸成熟的過程。

    比較有經驗的導演提出：綜藝類的節目中，應該有多種藝術門類的藝術作品顯現出來才算是個欄目，或者算作文化信息含量多，如果在文化內涵上承上啟下綜合信息很多就算一個比較好的欄目。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説》、《焦點訪談》這樣的欄目創辦出來以後，很多欄目都去搞“説”的節目，很多節目都在訪談，卻因為訪談定位不準，談的話題沒什麼滋味，缺乏應有的深度，觀眾感到言之無物，不是訪談而是“説話”。所以大家覺得沒有意思。電視是形象信息傳播迅速的一門科技載體，談來説去的節目太多，就快改成廣播了。我認為設立不同的欄目應該發揮它本身的功能，鞏固和強化欄目的個性，才有存在的價值。特別要把握好電視的本性，而趕時尚，跟別人跑，就出現了雷同、重復，弱化了自己的鮮明性。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可能就是節目本身的定位、編導對文化現象及潮流的整體把握、包括綜合的素質出了問題。一個欄目到底是什麼形態，這個問題我們要把握住。在我們很多的節目裏都有這樣的情況。現在電視節目非常多，正因為多元，就更不容易找著合適的受眾群。為什麼出個《快樂大本營》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實際上它就是突出遊戲性特質的，突出娛樂性的一個簡單狀態的節目，後來很多模倣節目就沒有顯出獨到的特點了。臨摹不是創造，克隆也自然不會出新——也不可能再有特點。

    只要欄目的定位定準了，就要“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準確説來，就是欄目的本質精神。還以《正大綜藝》為例，這些年來，進行了許多微調，無論是主持人的變換，還是小欄目的淘汰與增添，微調的目的是為更好地體現“以知識性為主”這一欄目定位服務。這些微調增加了欄目的“知識性”，而且又是本欄目所獨有，大大強化了《正大綜藝》的本質精神，多年來仍然吸引著自己的觀眾群。另外，它能抗拒別的欄目的衝擊，站穩腳跟，求變求異，不離“以知識性為主”這一宗旨。經歷了電視改革的實踐，現在仍保持中央電視臺支柱名牌欄目的榮譽。

    我想説明的是，面對節目，編導們應該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一種追求。同時，你的選擇，你的節目內容應該是由有審美標準的網絡來過濾的，這個過濾無論説是你選擇一個聯姻結友形態的娛樂性節目也好，還是選擇一個青春熱烈形態的節目也好，最後還應該給觀眾留下一些什麼。


                             四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到來，電視事業的産業化發展和部分節目市場化的趨勢也日漸突出。這是個新課題，更需要把節目製作出商品的品位，這又是一個標準。要有市場、廣告、收視的意識。但思來想去也有困惑：我們必須要用廣告收入的經費來轉換成節目製作的經費，收視率也是一種節目質量標準與界定，這些問題都是無法回避的。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能不能用你的智慧選擇一種通俗的絕不是庸俗大眾的方式來擁有多數觀眾，提高收視率。電視觀眾可能不管這些，但是作為電視製作人一定要管。當然，我們又要強調，並不是所有的收視率就是最好的。我們反過來看，面對各種各樣的評議，收視率與市場效益也有關連：有人説《泰坦尼克號》完全是市場操作。不管它是怎麼進行市場操作，我們看時就認為它是美的，那它的操作是成功的，上座率之高也是應該的。它的演員、音樂、情節都感染我們，因為它是藝術品。片中有很多善的東西，這些善的東西到了中國，與東方文化中的美好情操也有默契，相信這個片子對於大多觀眾衝擊力是很強烈的，很震撼的。

    我們CCTV國際部負責引進外國的各類文化藝術節目，也包括電影、電視劇。現在審看一些國外的片子，從比例上看，美國是電影的“老大”，數量與質量比較集中，在它的片子裏除了科幻，從西部牛仔一直到現代的美國特工，都是塑造自己的民族精神形象，用藝術形象體現精神形象。這是大家的共識，也值得我們借鑒與思考。我一直認為電影與電視是人類的“後戲劇”。從原始狀態一直到現在，最後到電影、電視。美國影視劇在“後戲劇”裏表現得最多的東西是凝聚和塑造自己的民族精神。前不久朋友從國外給我寄過一張照片：克林頓一手摟著比爾蓋茨，一手摟著斯皮爾伯格，背景是一幅星條旗。一個是搞高科技的，一個是搞電影的，克林頓利用這兩個人物形象代表自己的民族文化精英形象，他要想表現出來的就是當代美國的形象。我一直在想，國家元首一手摟著搞高科技的科學家，一手摟著搞電影的藝術家，算是象徵科技與文化共同的進步與輝煌。


                            五

    我們現在應該更大聲呼籲健全與弘揚自己民族氣質的本體。這個本體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這裡絕不是説你去穿清朝服裝就算是傳統文化的表現了，這太膚淺了。清代的文化積累與表現，僅僅是傳統文化太小太小的一部分，我們要求更多的是要研究中華民族文化內涵中博大精深的東西、深邃的東西。怎麼選用各種各樣的不同的文化形象與形態來影響和感染觀眾?從規律上説，電視人首先要有一個很積極的狀態，自己做一個準備，做一個選擇——怎樣使我們的節目的內涵潛藏著這方面的精神。

    我們現在應該大量地取消和淡化一些沒有必要的綜藝節目、文藝晚會和娛樂性的節目。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我們經常在國外看一些節目，儘管也有談話的節目和娛樂性的節目。娛樂性的節目除了肥皂劇外，真正的文藝節目表現更多的是舞臺演出轉播，因為這些有經驗的電視媒體對於演出的轉播已經掌握了其中的規律，比如好的音樂會直播就行了，包括大牌歌星的演唱會直播就行了，沒有必要再為這類藝術形態專門構思電視晚會。當然，春節晚會變成民俗的一個儀式是不能取消的，某些特定的大的節慶晚會也不能取消。其他沒有什麼意思的統統都不要。因為許多耗資巨大、空泛虛華的電視晚會，除了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之外，毫無文化內涵與民族文化氣質，淺薄的歌舞昇平透出某些不健康的功利色彩。應該用這些經費投入優秀電視劇的創作，當然要優秀的。因為戲劇的本質更能接近與觀眾心靈的溝通。

    還有，一些服務類的節目，教育類的節目，包括比較好的訪談，甚至一些心理醫療，服務性更強的、符合更多人的常態要求，不妨這樣的節目多一些。我認為更多人應該選擇更健康的娛樂。我現在感覺到節目很多，讓人愉悅的太少，無論是娛樂還是喜劇，都是在刻意與做作地讓你笑，甚至把你胳肢笑，後來我們還發明胳肢哭了的亂煽情。但是不論胳肢的笑還是哭都是不道德的。這個問題綜藝節目裏有，包括故事片也有。我們怎麼樣把握、看待和評價這種效應，值得深入研究。


                             六

    無論怎麼樣，中國的電影電視工作者自己確確實實應該在民族和時代的交叉點上選擇和看重自己的事業。我舉個例子，最早70年代，進口日本片的時候，我覺得一部故事片讓我很喜歡。這個片子劇場效果很好，愛情片，又有三蒲友和與山口百惠兩個明星出演。但是回過頭來細品，現在從民族性上看則不喜歡了，這部片子講的女主人公等待的男友是一個侵華軍隊的士兵，他到中國燒殺搶掠。片裏表現了愛情，但是女主人公在等他，還不知道這個男的在中國幹過什麼。我認為有幾部日本片子都是這樣的。其中的愛情非常純真，但是結果出現了偏差——時代普遍意義的偏差。

    這個情況使我又想起了本世紀70年代的一些文化現象：就是我們剛和日本建交的時候，國內電影廠拍了一個片子很有名，上映後很有感染力。內容是反映中國人如何在抗日戰爭期間撫養日本遺孤的。但是我們後來研究這部作品的價值與意義時，就直觀地感到其表現力上顯得虛假與不可信了。就連導演自己闡述的構思過程，也讓我們扼腕遺憾——因為導演自己是烈士遺孤，小時被人撫養會很有藝術特色，並能説明中日友好的主題……我想，如果真有一個日本孤兒在這樣特殊的經歷背景下，生動真實地演繹一個故事，當然有意義，在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會有意義，不乏能證明中日友好的各種緣由。但是日本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是多大的災難，上述那種特例即使有也不能代表藝術上和歷史上的普遍性。更何況我們的藝術創作，僅僅是為特定主題服務而虛構的故事。所以，有些問題是要從民族精神和時代普遍意義上來認真思考了。

    我在影視部做主任時曾經審看過一部電影劇本，總弄不清到底怎樣確認它是否可以拍攝，只好呈送給主管電影電視劇的臺長審看。他看完後的評説則一針見血，讓我豁然：“在抗日緊要關頭，為救一個美國人，共産黨、國民黨、土匪、遊擊隊兜來繞去的互相爭鬥，而且莫名其妙。儘管主題想表現中美友誼，但所有的中國人為這一個人‘窩裏鬥’，有意義嗎?”——見血封喉。

    一位編輯也對一部類似創意的電視連續劇劇本提出異議：這部劇本寫一個日本侵華軍官對戰爭的反思，從入侵中國開始，他就有覺悟地認為這是一場侵略戰爭，這個軍官就開始每天記日記，同情中國人，甚至鄙視前來告密的漢奸……我非常同意那位編輯的意見：歷史背景模糊，不從立意上大改不能通過。在對待侵華問題上，日本的悔過者與覺悟者也會有，但我們自己民族的作者，用自己的筆替別人反思與懺悔，是否有這個“義務”?

    上述兩件事，讓我很受教育。我以為，我們不能簡單地為了票房價值或因離奇的故事去提高收視率而忘卻民族歷史的不幸與災難，急功近利地為了説明一個主題配合一陣形勢，而去替外國人感念或去替侵略者懺悔……這種一廂情願的藝術創作，不僅膚淺而且可悲，對美國之霸權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問題，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識，特別是後者，一個自己經常篡改歷史教科書的民族，我們為什麼代替他懺悔呢?這不是在麻痹自己的民族精神嗎?……

    因為我一直堅持電影、電視劇是“後戲劇”的觀點，所以就把上述兩個例子拿來和大家分析。我理解“電視文藝”不僅僅是唱歌跳舞的晚會，是涵蓋著文學藝術乃至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等更深層的意義的。

   電視文藝這一新的領域，給我們帶來挑戰和機遇，20年來的電視文藝，有經驗，也有教訓，它為21世紀電視文藝的騰飛鋪築了跑道。當我們面對中國加入WTO等新的現實，應該意識到，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文化消費市場，更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的生産基地和影視産品的輸出國。儘管這是個長遠而艱難的進程，但電視人若無視這個現實的話，我們社會在電視傳媒這個領域失去文化“話語權”，進爾使民族“文化版圖”有所失落……

    電視人更應具備文化良知：我們應該認真地反思和反問自己，通過電視媒體，我們為民族文化、文明，傳播了哪些有價值和有影響的文學藝術作品，是否激揚起民族的理想與精神?是否撫慰了民眾的情感與靈魂?雖然有網絡技術在前，但在21世紀電視仍是大眾傳播中的強勢媒體，應當意識到強勢媒體不能一味傳播沒有時代精神的弱勢文化內容，從事媒體工作的電視人更不能是弱智人，所以“著書”與“育人”——重視理論提高與基礎培育至為重要，這不僅僅是廣播學院這樣的高等學府的使命與責任，更是電視人的文化提升的自覺需求。

   （作者係中央電視臺文藝中心副主任兼國際部主任、高級編輯）

責編：邢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