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清朝時有個騷人，一日風中得意，觸景生情，遂信手寫下“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不料被人舉報，清政府以含沙射影，攻擊朝廷之罪割下了他的腦袋。這故事講給文化人回回奏效，由不得他不驚出冷汗一身，好在世道變了，“文字獄”年代已成往事，説真話已不能闖下大禍。
細分析起來，這不僅是規則、制度的範疇，還牽扯到風氣。比如説實話免遭迫害，可不一定免遭傷害。就説我們的《實話實説》小欄目，辦了年半有餘，請過幾百客人為座上客來侃侃而談。社科院的一位因此評不上職稱，原因是喜拋頭露面不鑽研，另一位是研究所副所長人選，因做節目耽誤了前程，理由是節目中的觀點證明此人世界觀有問題。一報社記者參加的節日一經播出，立刻感到人言可畏，人們説他出風頭，什麼都説，噁心。另一電臺記者回去後被領導審查，認為他一定是拿了許多錢才會那麼説，還有一位老年女性在節目中真誠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感受，結果很多人好聽她是不是神經病…… 所以連我們自己有時都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據説，假話説上一百遍就成了真話。於是我們開始見怪不怪了，常見到有的人總是這樣説話，一見領導就那樣説話了，明明是這麼回事，有的人偏偏説成那麼回事，有的人剛才還這樣講，一轉臉又那樣講了。粉碎“四人幫”後，國家面臨著向何處走的問題，一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希望澄清人們的思想，可見“實事求是”之重要。
説到家，一個電視欄目不能承載巨大的任務，也不會奢望開了什麼先河，有時候創作人員還看重它的娛樂功能，因為這畢竟是個小事，但是如果一個民族還沒有形成説實話言者無罪的氛圍這就很讓人擔憂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向那些支持節目、知難而進並因此受連累的朋友致敬並致歉，且希望諸位同仁推薦自己的親戚來節日中做嘉賓，因為已經不好意思害別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