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兩年的沉思之後，電視製作社會化（制播分離的別稱）再度成為學界和業界強力關注的焦點，制播分離的必要性已日益深入人心，但是關於電視節目製作社會化的具體改革路徑，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通過深入的分析比較，我們認為：由內而外是我國電視節目製作社會化的較好路徑選擇。
一
時至今日，電視製作社會化開始得到承認。從宏觀環境來看，政策面逐漸寬鬆。到2003年，國內已有13家公司獲得廣電總局頒發的《廣播電視製作經營許可證》，海潤、北大華億等8家民營製作公司取得國家廣電總局頒發的《電視劇製作許可證（甲種）》；同時，學界也廣泛地開展了一系列的理論探討和研究，及時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為什麼制播分離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答案是明顯的，制播分離是中國電視事業應對巨大外來競爭的必然選擇。縱向比較，我國的電視事業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但是橫向來看，較之世界電視事業的飛速發展，我國電視事業的發展還相對滯後。據英國《TelevisionBusinesslnternational》（簡稱TBI）的世界電視100強排名顯示，1998、1999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名次分別為57名和51名，2000年中央電視臺卻沒能入圍TBI100，而美國電視卻在TBI100中獨佔29席。眾所週知，電視事業不僅是一種産業，而且也是鏈結國家和民族形象的精神標誌，是一種文化輻射力的象徵。如果不厲行改革，守護文化版圖將日益成為中國電視的不能承受之重。首先，借鑒制播分離這一發達國家通行的電視運作模式，可以在電視生産中引入競爭機制，以做大做強我國的電視文化産業。其次，在中國電視初步完成了集團化整合與頻道專業化改革以後，改革並未像人們當初預期的那樣給中國電視事業帶來實質性的變化。“大而不強”、“專業頻道不專業”是中國電視不容回避的問題。在頻道資源極大豐富的同時，中國電視遭遇了空前的“內容危機”。據統計，2003年，我國電視節目播出需求達到956萬小時，卻只有202萬小時節目可供播出。電視節目的缺口如此之大，推行改革成了必然的選擇。較之此前的宏觀改革，下一步的改革應該是關乎製作和播出關係的中觀和微觀層面的改革。從改革的難度和複雜性來講，這也是我國電視運作機制改革系統工程中最為堅硬的部分。這次改革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上世紀90年代的製片人制改革，製片人制曾一度推動中國電視節目的質量上了一個新臺階，而制播分離作為製片人制的配套機制，可以看成是製片人制改革的延伸。
二
推行電視節目製作社會化，不能無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電視事業的特殊性而照搬西方國家的模式。中國電視節目推行製作社會化的策略選擇應該建立在對中國國情清晰認知的基礎上。我們認為由內而外是我國電視節目製作社會化的首要步驟，即電視節目製作社會化應該是在電視臺內部分階段、積極穩妥地推進制播分離的改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這是由中國電視事業的歷史和現狀決定的。
從中國電視事業誕生之日起，我國實行的是國有國營的電視體制，電視傳媒專屬國家所有，對此國家曾有明文規定：“電視臺只能由廣播電視部門開辦，不能由其它部門、其它系統辦，也不能‘民辦’，更不能同外資合辦。”①40多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中央電視臺已經成為一家世界級大臺。為了發展中國的電視事業，國家也持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由於有了國家的長期鉅額投資和電視臺的自我積累，所以在以中央電視臺為首的各級各類電視臺裏，聚集了一批優秀的電視人才，擁有了先進的專業設備和雄厚的資金積累，這是任何民營機構在短時間內絕對不可能擁有的得天獨厚的資源。當下中國的製作力量的主力軍是在電視臺內部而非在社會製作機構，製作節目的主要任務當前只能交由這支隊伍來完成。實際上，中國電視存在的諸多問題的癥結也主要不在於隊伍、設備和資金上，而在於運作機制需改革。就像發軔于1993年的那場製片人制的改革證明的那樣，人還是那批人，設備還是那批設備，而僅僅“製片人制”對傳統的“科組長制”的取代就帶來了節目質量的大幅度提升。因此，當前的改革應該對症下藥，首先應該在電視臺內部推進制播分離。
其次，這是由社會製作機構目前的弱勢地位決定的。
談到制播分離，人們容易把美國作為節目製作社會化的典範進行類比，認為中國應該沿襲美國電視的路子。這種思路的最大問題在於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前提：美國實行的是典型的私有私營的商業電視體制，其節目製作社會化已具有悠久的傳統。因此，在美國，有一大批實力雄厚的節目製作機構，包括世界影都好萊塢也參與到電視節目製作的隊伍中。相比之下，我國電視事業長期實行的是嚴格的國有國營體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一些社會製作機構，而且在這些機構中比較成功的主要是在從事電視劇製作。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社會製作機構無論從人才隊伍、專業設備還是資金規模來看，都相當有限，整體上仍處於初創期。
當下，在國內的電視節目市場上出現了一種令人費解的現象，一方面是頻道對節目求之若渴；而另一方面是各類節目製作公司的節目的難賣或賤賣，製作機構步履維艱。這似乎是一個用市場經濟的供需理論無法解釋的邏輯悖論，但只要深入分析就能發現，這一問題的癥結主要在於弱小的社會製作機構與相對強大的電視臺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換言之，社會製作機構目前還不具備與作為播出機構的電視臺平等對話的實力。社會製作機構實力的弱小在當下至少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對於以高消耗、重裝備和大投入著稱的電視製作，實力的弱小必然會影響節目的品位和質量；另一方面，製作粗糙的節目難以銷售或者説賣不出一個好價錢，必然會進一步影響製作機構的資本循環，制約它的擴大再生産，為了生存下去，製作機構只能進一步壓縮製作成本，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作為節目購買者的電視臺心態也很矛盾，其一是對於中央電視臺和一些上星臺這樣的播出平臺來説，社會製作機構的實力和製作水準目前還難以信賴；其二是在尚未全面改革的情況下，電視臺養著一大批製作隊伍，不買外來的節目至少也不至於播出斷檔，因此電視臺完全掌握著節目交易的主動權。社會製作機構的節目往往要耗費高昂的公關成本，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條件，才能打進電視臺。例如，2003年，京滬兩地電視臺在貼片廣告時間上大幅縮減，原來30分鐘節目2分鐘貼片廣告時間縮減為45秒，在一些頻道，電視臺還要求製作公司同時必須以每月預付款的方式包銷另外的2分15秒。更有甚者，《神探威威貓》和《藍貓淘氣3000問》等電視動畫（卡通）系列片基本只能無償提供給電視臺播出，而動畫片的製作成本大約是每分鐘1萬至2萬元，這些動畫片的惟一回收投資的渠道就只能是衍生産品的開發。特別是在近兩年中國電視完成了集團化整合以後，電視臺操控市場的能力大大提高，製作機構與電視臺的實力不平衡的天平進一步傾斜。例如，2002年有線無線合併直接導致電視劇的需求從前一年的7000多集降到了5000多集，降幅高達30％，而且電視臺開始對電視劇實行限價，這也是導致電視劇産量下降的重要原因。②
再次，這是我國電視運作機制平穩轉型的需要。
從制播一體轉向制播分離，如果動作太大，草率從事，追求一步到位，極有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被動局面。因此，循序漸進應該作為這場改革的重要宗旨。不可置疑，製作社會化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這樣一種運作機制：非新聞類節目的製作與播出完全分離，電視臺主要負責製作新聞等主流節目，承擔全部播出規劃的制定、節目預訂、評估收購、審核播出的工作，很多非主流節目由臺外的社會製作機構去完成，電視臺擇優選購。但是不能讓電視臺一下子轉而依靠社會製作機構。
改革應分幾步走，首要步驟應該在電視臺內進行制播分離，這樣可以為電視運作機制改革提供一個過渡期。
三
由於制播分離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敏感問題，我們必須持積極穩妥的態度，先試點，再鋪開。在目前，電視臺內部的制播分離改革應該分以下幾個步驟，循序漸進地推進。
第一步，電視臺著手對內部的部分節目製作部門進行公司化改造，與播出部門分立而同屬電視臺這一母體。節目製作部門獨立籌資並實行內部單獨的經濟核算，同時接受單位內外的節目委託製作業務，但不做法人註冊，也沒有獨立的銀行賬戶，所做的節目必須接受內部的審評和選擇，有一定的淘汰率。在初期，節目製作部門可以得到臺裏給的各種優惠，但隨著改革的日漸成熟，電視臺應逐年適度加大外購節目的數量，對臺內製作部門逐漸加壓，為最後完全走向市場做準備。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成本核算，引入競爭機制，激活隊伍的活力，提高節目質量和電視臺整體的市場競爭能力。這樣做的優點是能夠充分發揮電視臺內部的資源潛力，儘量減少對節目市場的依賴從而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既部分實行了公司化管理，又可享受政府對電視臺的減免稅收優惠。世界最大的、也是最有影響的華人電視臺———香港無線電視臺，採用的就是這種形式。其播出節目的93％都是自己內部製作的，但內部管理和經濟核算很嚴格。第一步實際上是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的製片人制改革的進一步完善，在以前，大多數欄目製片人實際上只負責節目的生産環節的控制，而通過第一步的改革，製片人要開始為籌資和節目的銷售或播出操心。
第二步，在經過第一階段的“磨合期”以後，電視臺將內部的節目製作部門剝離母體，或單獨投資註冊，使其成為市場上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主體，節目製作機構在承擔更大風險的同時具有了更大的經營自主權。但行政關係或企業資産的所有權仍隸屬於作為母體的電視臺。此時，節目製作機構與播出機構分離而具有領屬關係。如中央電視臺屬下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及其屬下的二級公司即屬這種情況。
第三步，國家通過行政手段或市場手段，使原本隸屬或部分隸屬於電視臺的節目製作部門或節目製作公司（二級法人）從行政和産權關繫上完全割斷聯絡，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市場法人主體。節目製作機構與播出機構完全是建立在一種平等基礎上的業務合作夥伴或契約關係。這一步只能是遠期的戰略構想，要實現這一步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到那時，成熟的社會化製作體系就建立起來了。
註釋：
①1998年10月《全國廣播電視廳局長會議紀要》，載《中國廣播電視年鑒》1998年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
②轉引自《2002中國電視節目市場回望》，載《熒屏內外》2003年第1期第1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