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電視人文談話節目的生存與發展
人文話題在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興盛、90年代的式微、世紀之交的尷尬命運之後，“宏大敘事”理性思考在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異。私語化、身體寫作成為了文學的新潮流。行為藝術後現代成為了美術界追捧的洋時尚。“無厘頭”戲説風成為了影視作品的常項。顛覆傳統、消解經典成為了市場暢銷屢試不爽的法寶。用慣常的價值判斷來考量這些林林總總的社會文化現象似乎已經成為了讓人討嫌的古板牢騷，人文也就成為了娛樂這面哈哈鏡中的“人妖”。就連當初倡導人文話題討論的知識分子們都紛紛質疑這場討論的動機、思路、軌跡和整體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
中國社會的劇烈轉型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文化轉型，而文化的轉型結束了知識界、思想界精英文化訴求的統一格局。改革開放初期主動與“五四”時期銜接的文化啟蒙思潮出現了歷史性的斷裂，知識界出現了嚴重的分化。相當一批公共知識分子，通過對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所走過的道路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來探尋推進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知識分子，準確地説應該是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失語”，開始懷疑自身的價值觀與現代化的某種對立，開始懷疑自身的知識結構與市場經濟的錯位與脫節，開始懷疑自身話語權喪失的得失利弊，甚至開始懷疑自身存在的價值。
有三個方面的標誌體現著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的焦慮。第一是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喪失。他們更願意成為現代知識體制中的學者或者是某一知識領域裏的專家。世俗社會的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大規模地侵入學界，以極大的誘惑力驅使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人文關懷，從而成為喪失價值理性的技術性專家。第二是知識分子的徹底邊緣化。幾千年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始終處在社會的話語中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其實，那時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都是因知識分子而起，只不過他們是以“受虐”（被批判）的方式被強制性地“卷在”社會的主流之中罷了。法國思想家雷蒙 阿隆對此有一句感同身受的精闢話語。他説：“就知識分子而言，受迫害比受漠視更好受。”自打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多元化，政治與意識形態第一次不再佔據社會的中心，經濟成為了中心問題。這時的知識分子在社會意義上被徹底的邊緣化了，這對自古以來就處在社會中心臧否人物、指點江山的知識分子來説真的是找不到“北”了。第三就是傳統知識分子被新生代們的“後現代”（POST MORDEN）徹底顛覆了。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所賴以存在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話語，在中國古代就有宋朝思想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斷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古宣言。這種為士大夫的使命定位歷經千載其核心價值幾乎沒能發生任何變化，只不過話語方式與時俱進了。比如像“革命”、“信仰”、“人生”、“理想”這些“宏大敘事”。只是這些在後現代的解構、消弭、破碎的語境中顯得是那樣蒼白無力，那樣的“唐 吉訶德”。
曾幾何時，古巴的切 格瓦拉是一代中國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偶像，然而，當我們今天再次將格瓦拉搬上中國的舞臺時，年輕的觀眾們卻喝著可口可樂，嚼著香口膠，T恤上前胸是格瓦拉後背是麥當娜。他們對格瓦拉的精神有欽佩、有質疑、有迷惑，但更多的是消遣。連美國的雅各比都感傷地哀嘆“知識分子”消逝了。他是在看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的青年一代對公共話題不感興趣，更對在公眾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屑一顧才發出如此哀嘆的。在法國，隨著1968年“五月風暴”過後，“知識分子”從街壘遁入大學校園，福柯也悲哀地宣佈“知識分子”從此銷聲匿跡。只剩下在各個領域裏忙碌的“專家們”。然而，美國學者艾爾文 古德納對這個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一書中指出：知識分子進入大學校園，通過手中掌握的專業知識成為當代社會的“職業管理者”，是當代社會所出現的知識分子的轉型。不僅不意味著知識分子的消失，而且預示了知識分子的未來和一個“新階級”的興起。
對於這一觀點很多中國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場，因為他們恰恰不是“福柯”就是“古德納”。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然有了伏爾泰那句名言所彰顯的理性和寬容的胸懷，這就是：“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卻願意用我的生命捍衛你發表你的觀點的權力”，在“電視人文談話節目高級論壇”上，我們請來了一大批學院裏的學者、專家，請來了不少資深的業內人士，請來了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請來了當代著名的文學大家。他們各自都試圖用自身的學理邏輯來詮釋當下的人文話題，既有工具理性的表達，又有價值理性的提升，既有泛人文化的嫌疑，又有純人文化的守成，既有傳播學層面上的解析，又有收視率壓迫下的慨嘆，不一而足。倒是著名作家陳忠實用他那文學家特有的生動話語和敘述方式表達出了他對當代中國電視媒體中人文價值的獨到見地，直逼現代傳播學上的“防禦論”的命門，即：越是深入地獲知思考和憂慮，就會使人在行為方式上越發理性。
當人文遭遇娛樂時，人文怎麼辦?有人説娛樂中就有人文，這我不否認。但是有人説娛樂就是人文，這我不能茍同。有人説用娛樂來包裝人文，這我同意，但很多包裝讓人覺得太媚俗，不是把人文搞成“文人”就是把人文搞成“人妖”。寓教于樂、雅俗共賞的審美標準講了上千年，鮮見有拿捏得好的，當然大師除外。可是像電視這樣的大眾傳媒，從業人員良莽不齊更非人人精英，雖然分眾化了，專業化了，窄播化了，但是人文（談話）節目的訴求和目標受眾群的契合，實在是一門令從業者和研究者都非常頭疼和思索的“準學問”。
西方諺語説：“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然而，人類從未因上帝的發笑而停止過思考。雅思貝爾斯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類就形成了一個“軸心時代”。世界各大文明，各國先哲，包括中國、古希臘、印度在內都出現了人類的自我意識覺醒。從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老子、孔子、墨子、朱子一直到薩特、尼采、哈貝馬斯、海德格爾，他們為人類社會的文明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襲來的時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重要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突出了。越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就越要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多極化。如果沒有強大的民族文化做基礎，多極化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關口。計劃經濟帶來的巨大的思維慣性已經嚴重地阻滯了我們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的步伐。而媒體作為信息時代的思想載體應當負載起傳播先進文化的多重功能。市場經濟作為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態的基礎，廣泛而深刻地左右著文化建設的實力、規模、方式、運行機制甚至是價值取向，但是對文化建設而言，市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任何社會形態的文化，本質上不只是對現行社會的肯定與支撐，而且包括對現行社會的評價和批判，它不僅包含著社會“是什麼”的價值支撐，而且也蘊含著社會“應如何”的價值理念。
市場經濟溝通了民眾與文化，催生了個性化、時尚化的寫作和製作，催生了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只要引導得法、得體、得當，就沒有必要疑慮重重、心驚肉跳，反而可以使受眾在消遣，娛樂、審美之餘，涵養情趣，提升精神，養成寬鬆健全的心態。同時市場又打破了文化層面的嚴格界限，開拓了民間智慧的豐富源泉。如果能和知識分子的博雅的智慧相融合，是應該能夠産生具有時代精神特徵的上乘影視作品和節目的。
但是我們又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文化邏輯和市場邏輯在起點和追求目標上並非同一套邏輯。文化在本質上追求的是人文價值和精神創造，智慧探求和人生情趣；市場經濟這駕馬車卻是以經濟利益驅動的，它既深又廣地將文化産品商品化了。因此市場經濟中的文化生産存在著“兩隻手”一一一隻手是經濟利益驅動，另一隻手是人文價值提升。只用前一隻手“化”而無“文”，只用後一隻手則是“文”而難“化”。我們力求尋找到這兩隻手的最佳合力，才能在藝術與市場的結合上、人文與娛樂的協調上探索出規律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