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後WTO時代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結果：資本化

　　（一）資本化：多種力量互動的過程
　　經過幾年的集團化運行，媒介産業重組出現了困難，這種困難是我國現行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下容易産生的結果。如前所述，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制約力量是多重的，因此，僅僅依靠一種力量，特別是政治力量完成重組不完整的。應該説，如同任何社會變動一樣，我國媒介産業重組既不完全是自己意願的結果,又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決定的結果，實際上，它是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互動而導致的選擇 。從現實看，制約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制度體系日益受到來自其他力量的衝擊。可以説當前正是我國媒介産業重組力量較量膠著的時期，長遠看，從維護自己既得利益這一根本原則出發，不同利益集團將會協調多種力量的比例，通過現代政治行為的精髓--妥協和折中方式，達到社會主要集團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平衡，也就是形成一個新的權力結構。
　　這個妥協和折中過程便是資本化過程，也是一個再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即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結合，政治力量借助資本力量繼續進行資本化後的政治控制，資本力量漸漸成為媒介重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護獲得更加豐厚的資本回報。
　　資本化過程中主要有四重互動。首先，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外部力量與國內政府政治力量、媒介經濟力量互動。在我國加入WTO後，外部的影響力量，如跨國公司、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將會日漸強大 。其次，國內不同政治集團力量互動。20多年來，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的消解 。這種地方和行業政治力量需要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因此，最後就是使用政治行為中最為常用的妥協與折中。比如，中央原來只希望中央和省級媒介組建媒介集團，可是在地方政府和媒介的強烈要求下，2001年底政府下發的"17號文件"實施細則中對原有政策進行了修改，改為"有相當實力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在完整轉播中央和省區市廣播電視節目的前提下可以組建集團：'有相當實力'是指在2000年達到以下條件：國民生産總值在800億元以上；常住人口在500萬人以上；具有較強的廣播電視綜合實力"。地方政治力量終於獲得了中央的妥協，而且雙方政治力量最終還是以經濟指標為妥協標準。第三，國內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互動。無論是國有和民間資本都有進入我國媒介産業的強烈願望。政府政策中已經向民間資本開放了部分媒介産業領域，雖然目前僅局限在圖書報刊的發行、音像與電子出版物的流通等。與此同時，媒介已經越來越經常地、策略地將經濟驅動放在第一位。第四，非媒介産業資本與媒介資本互動。2001年，報紙、雜誌、圖書、廣播、電視、電影全年總收入只有800億元人民幣 。我國媒介繼續發展的資本資源非常有限，因此，急迫希望引入日益增長的境內社會資本和境外資本。
　　（二）資本化過程分析
　　其實，自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媒介重組中的主要力量-政府、跨國媒介集團、媒介與其他利益集團已經逐步進行著資本化。
　　1, 中央政府政策推動資本化過程
　　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在維護和強化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的基礎上，通過修訂決策和規制主動適度許可資本化。我們通過分析自1999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相關文件、法規可以看出，一是在對媒介重組的態度越來越積極；二是對媒介的政治控制仍然非常嚴格。雖然控制的範圍在調整，即從原來控制媒介一切傳播行為縮小為控制媒介的新聞、意識形態宣傳等部分領域，但是控制卻越來越嚴格；三是對資本進入媒介産業正在逐步放開。為了兌現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的有關承諾，政府已經允許外資和國內國有及私人資本進入有關發行、流通等領域 ；四是鋻於我國的政治制度，這種政策和規制的開放將是漸進的，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就是2001年8月中央政府下發《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17號文件"），12月《〈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的實施細則》。兩個文件要求積極大力推進媒介集團化改革，提出要組建跨地區、跨媒介的大型傳媒集團，適度開放了長期以來一直比較敏感的媒介業融資問題、媒介與外資合作等領域。今後，將有更加實質性的開放政策出臺。
　　2，跨國媒介集團資本漸進式地、策略性地進入我國
　　早在20世紀80年代，默多克就已經在我國香港開辦STAR TV，標誌著國外資本期望進入我國媒介市場的開始。跨國媒介集團希望進入我國的直接動因有兩個，一是看到我國媒介市場的規模和潛在的媒介消費能力。二是要為其他跨國公司及其産品與服務進入我國發揮作用，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産品和服務在我國銷售，需要有更強營銷能力的跨國媒介為它們服務，而這些跨國公司都是這些媒介集團的長期客戶。跨國媒介集團進入我國有它相當強的優勢，表現在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多年積累的內容儲備和創意生産能力；先進的技術，如數字直播衛星、數字有線電視和網絡技術等；發達的市場營銷網絡和豐富的市場營銷經驗；業已形成的品牌效應；強大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益。特別值得關注的就是它們對我國高層政治集團公關的策略和能力。它們深諳我國政治權力結構，因此，進入我國實際上是從政府最高層的公關做起，逐步自上而下地打開其他政治集團的大門，可以説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媒介集團已經開始並將更大地程度發揮建構（frame）我國現行和未來媒介政策的作用。在全球化過程中，這種"電子獸群"（electronic herd）已經在其他國家發揮了這樣的作用 。
　　當然，這些跨國媒介集團進入我國還是有不少阻力的，特別是在當前。主要是第一，WTO並沒有廣泛而直接地涉及媒介，特別是媒介核心産業開放的協議；第二，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法律對跨國媒介集團大舉進入我國有明確的制約；第三，我國現有的媒介和其他産業有著自己的既得利益考慮，因此，對跨國媒介集團有著複雜的態度，它們喜歡跨國媒介集團的資本和媒介産品，但是不希望它們進入我國瓜分我們自己的市場。
　　儘管有這些阻力，有的跨國媒介集團進入我國已經漸有成效，有的還在規劃和觀望階段。總的看來，跨國媒介集團們進入我國採取的均為漸進式戰略，這種戰略既適應我國漸進融入全球化的實際，又便於它們掌控進入與撤出的節奏。它們的漸進式戰略體現在，第一，先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協議中承諾開放的領域進入，然後逐漸進入其他領域。雖然首先進入的是流通領域，但是媒介流通環節常常是整個大眾媒介産業中不同角色權力分配的決定因素 。第二，先從我國高收入群體、強經濟實力市場進入，然後再逐漸面向多元化受眾和市場。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允許3星級以上飯店接收30個境外頻道 。其實，這種開放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30個頻道中的部分頻道已經或早或晚地在我國許多地區的有線電視網中播放，特別是商業化的住宅區中，而居住在這些商業化住宅區中的人均屬於在我國的中高收入階層，而非僅僅局限在3星級以上飯店。二是我國頻道相對美國等地的頻道是弱勢，而進入我國的境外頻道相對我國本土的頻道則明顯地具有優勢，這種優勢來自內容、形式、品牌、營銷、我國人的文化勢位差心理等。兩種頻道的消費資本差異巨大，使得這種資本的相互進入出現巨大的不對稱 。第三，先從我國最高政治集團進行政治公關，然後自上而下地遊説各級政府，努力與我國現有的政治利益集團産生親和；與此同時，嘗試與我國媒介聯合雇傭本地媒介人才，製作本地內容，滿足本地市場，分銷媒介産品和服務等，開始了它們在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全球本土化"和"外包"（glocalization and outsourcing）的過程 ，這正是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勞動分工狀況在我國媒介産業中的體現。
　　3，媒介與其他利益集團極力推進資本化
　　我國媒介本身都已經是現實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它們從這種制度中獲得了巨大的政治、社會權力，以政府賦予的這些特權再去獲取豐厚的經濟收益。
　　媒介業者對現有制度具有兩重心理。喜歡的是這種制度具有的用政治權力換取經濟收入的作用，它們不願意輕易放棄這種體制帶來的壟斷地位，而這正是媒介行業産生尋租現象的制度根源，這種尋租與國家介入並賦予權力直接相關。不喜歡的是這種制度具有的政治剛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性，經常會因政治需要而使它們不得不放棄經濟考慮，這使得它們自身經常處在協調政治與經濟平衡的過程中，更有甚者還會因處理不當而帶來管理者政治生命的終結。在這種時候媒介業就非常急迫地希望實現資本化，一是資本化可能帶來更大的政治空間，二是資本化可以讓資本成為主要標準，帶來更多的獲取經濟利益的機會，三是資本化可以解決地域和行業限制，使強勢媒介可以依靠資本力量形成跨地區、跨行業和跨媒介的媒介集團，迅速在我國尚未成熟的市場上完成媒介財富的集中。2002年開始，我國媒介市場已經進入買方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媒介業生存難度越來越大。它們不希望放棄政治賦予它們的特權，但是這種市場生存壓力將迫使它們更願意親和資本力量，在尋找資本、開拓市場、整合聯盟等方面更加積極和主動。2003年特別是今後幾年我國媒介業吸收境外資本方面，將更多集中在類似人民日報、新華社這樣的大型國企報刊、廣電、圖書的強勢傳媒集團和境外強勢傳媒投資資本的合作方面，最大受益者也將是國內擁有行業壟斷資源的這些強勢媒體 。但是，從跨國媒介集團與我國的主流媒介進行戰略聯盟狀況看，它們可以從我國強媒介和富地區入手，獲得這些主流媒介在我國已經擁有的市場特權和資源特權，從而也成為現實的既得利益者。它們才可能是長期的最大的收益者。
　　其他利益集團包括地方政府、新興的經濟集團（國有和私有）和知識利益集團等。地方政治力量不希望失去自己手中的對媒介的控制，而且希望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力，從而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媒介為自己創造更大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當前，新興經濟集團是所有力量中最為急迫推進媒介資本化的一支力量。國內外的各種國有企業、私營企業、證券市場、投資公司等關注研究我國媒介，尋找政策機會，希望進入我國的媒介業。1999--2001年它們"跑馬圈地"式地在新興媒介市場和市場化程度高的領域迅速擴張，佔領市場，先不考慮投資收益 。現在，雖然收益不明顯，但從長遠看，這種等待不是沒有結果的，"時刻準備著"，待國內進一步改革金融體制，建立完善的公共政策制度，媒介資本市場是可以形成的；再者，我國新政府結構中已經打破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區別，統稱為商務部，這意味著我國內部貿易壁壘，如地方和行業保護利益將會有所拆除，這將帶來新一輪的擴張。2003年，我國的媒介投資已經開始向將向價值型和戰略性投資為主轉變。

　　結  論

　　我國媒介産業重組是一個以資本化為根本特徵的重新制度化過程。它是在放鬆規制思潮盛行、資本全球化以及公司經濟為主體的國際背景中和制度變革、市場驅動、資源和財富重新分配的國內環境中進行的。這個重組過程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興盛于90年代末期至今，它經歷市場化、集團化和資本化三個主要階段。但是這三個過程不是必然的線性關係，即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未必自然而線性地帶來民主政治、市民社會 ，在這個過程中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中的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行政命令與資本要求、媒介與其他利益集團等之間正在進行著權力和利益的博弈，因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一個仍然處於劇烈變動中的結構。因此，在我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中完成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資本化，可能會産生複雜的後果。媒介資源、資本資源以及權力資源均在我國現行制度的急劇變動過程中日益集中。這種集中將會使我國媒介産業出現明顯的差距，表現在東部與西部媒介、中央與地方媒介、中心與邊緣媒介、主流的體制內媒介與非主流的體制外媒介等，在佔有權力資源、媒介資源和資本資源上的分化日益加劇。另外，控制媒介的政治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此消彼漲，産生波動，使媒介發展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這在我國20多年來的媒介改革中已經可以看到，這對我國未來媒介産業的平穩發展非常不利。還有，從長期看，資本力量裹挾著政治力量形成的雙寡頭(duopoly)壟斷將會對媒介的公共利益角色産生難以估量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力量日益缺乏全新的意識形態控制力和吸引力的情況下，資本以及受其支配的價值體系將會日益侵蝕本來就已經非常脆弱的公共利益和價值體系。
　　如果説早期的媒介産業重組缺乏明確制度化目標的話，那麼，到了資本化時期，一個新的制度安排必須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誕生，經過博弈，政治力量逐步擁抱經濟力量，資本在媒介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制度既是個體選擇的結果，更是集體決定的過程 ，由於既得利益及其新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