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後WTO時代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繼續：集團化的困境

　　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力量變化給我國媒介集團化提供了一個全新參照係和外部格局。
　　一是政府干預與發展的關係。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思潮得到復興。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洲國有企業紛紛私有化。80年代以後，跨國公司日益成為政治經濟的主導力量之一，公司經濟成為當代産業經濟的標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從拉丁美洲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逐步轉向東亞國家出口引導增長，期望都能夠出現東亞經濟奇跡 。但是，從拉美和東亞先後出現的金融危機看，學者們已經開始懷疑這種建立在政府干預基礎上的密友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有效性，指出了它巨大的局限性 ；經濟學家研究認為韓國政府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通過政府行為打造了世界級的韓國企業，而20多年來我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改革，組建國家隊始終有相當難度，由此，對我國政府打造"國家隊"的發展戰略，學習其他東亞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也提出了質疑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正是由於政府作用過大，而市場力量不夠，同時，沒有良好的金融體制，才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
　　二是發展模式和路徑問題。上述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力量成為主導之前的前全球化時代，即冷戰時期發展的，當時它們依靠國內政府支持、國外美國保護等發展內向和外向經濟。而我國則面對的是公司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主導，市場自由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時代，我國沒有了外部的保護力量，面對著市場和資源很大程度上已經被重新劃分後的格局 。在這種不同政治和經濟時空下，不同政府和産業佔有的資源有很大的不同，這也就決定了發展戰略會以資源為基礎而出現不同的路徑方向(path dependence) 。因此，我國媒介重組與歐美媒介重組會有著不同的路徑和結果，雖然，形式相似，甚至我國媒介重組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倣和學習西方和其他國家。
　　除了上述的外部環境和時機的變化，我國媒介産業重組還面臨著國內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特殊情境。首先，經過2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我國積累了大量的資金，特別是民間資本充裕，它們急迫地希望進入媒介産業的重組過程中。同時，媒介産業本身也已經具有了相當的經濟規模。其次，近年來，我國的政治權力結構變革使得政府規模縮小，政府職能開始發生變化，即政府的政策性職能與監管職能相互分離 。政府職能調整使得剛剛運行不久的媒介集團的産權歸屬和管理歸屬等成為現實的問題。
　　自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速度加快，截止2002年底，我國共有報業集團38家，比上一年增加12家；廣播影視集團20家，比上一年增加12家，出版發行集團15家，比上一年增加5家。速度之快反映了急迫的政治和經濟需要。可是，卻越來越陷入一種難以突破的困境。這種困境正好呼應著國際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媒介整合和集中所産生的問題，即席捲主要歐美國家的媒介整合和集中造成了媒介所有制的高度集中，資本操縱公共利益日益突出，媒介生産過剩，導致資源巨大浪費等。類似的問題在我國媒介集團化過程中也已經開始出現。
　　首先，制度困境，即媒介産業重組政策與現行我國政府制度結構的矛盾日益突出。2001年8月政府下發的"17號文件"明確提出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組建跨地區、跨媒介的媒介集團，集中全國媒介資源優勢，打造我國媒介的"航空母艦"。但是，這種政策要求與我國現有的政府結構不相匹配。一方面，縱向上，我國媒介是隸屬於各級政府的，就廣播電視業而言，中央 “82號文件”等相關文件，要求減少廣播電視機構，撤消地區（市）和縣級廣播電視機構等。這就是我國廣播電視體制改革中的“四級變兩級”。但是，自文件發佈以來，執行過程並不順暢。地區（市）和縣政府，特別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地、市、縣政府拖延執行政策，其實，根本原因是經濟上的考慮，因為如果撤消這些機構，就意味著這些政府原來的投資和未來的收益都拱手相讓給了上級政府。另一方面，橫向上，現行我國媒介均為一級地方政府所有，跨地區意味著一個地方政府對媒介的投資、所有權和未來的預期收益都將重新歸屬為跨地區媒介集團所在地的那個政府所有。這對地方政治和經濟利益是巨大的衝擊。還有一方面，各級政府中有多個部門管理媒介事務，黨的宣傳部整體上負責媒介，特別是媒介的政治正確性，廣播電視局負責廣播電視電影的管理，新聞出版局管理報紙、雜誌和出版。音像和電子出版物又分屬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多家管理，互聯網又有國務院和各地新聞辦公室負責。這種政出多門的現實大大降低了我國形成跨行業和跨媒介的媒介集團的可能性。媒介産業重組需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
　　其次，産權困境，即媒介集團屬性和産權結構模糊不清。根據現在的界定，媒介集團是事業集團、企業管理。這是混合了公共和商業兩種功能和屬性的機構。這就為媒介集團在進入股市、融通資本、産權交易和治理結構改造上設置了障礙，同時，更為媒介集團處理政治、經濟與公共三者利益之間關繫帶來了難度。
　　再次，壟斷困境。隨著72家各種媒介集團的成立，媒介業新的壟斷正在形成，而且這些集團佔有了我國最優勢的社會資源，是我國媒介産業的中心，是媒介市場的主流。集團化後國有的弱勢媒介、邊緣媒介，如西部媒介、主流體制外生存的民營的媒介企業日益喪失生存空間和能力。媒介集團與廣告客戶、媒介內容提供商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個地方媒介集團壟斷了當地的廣告價格和媒介內容産品價格，市場喪失了基本的競爭可能。原有體制下已經存在的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新的壟斷又初顯端倪。
　　第四，發展戰略困境。由於媒介機構是一級政府機構，完全複製政府的科層制結構，導致了媒介治理結構的模糊，並沒有形成委託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的治理結構；由於是政府行政機構，媒介集團中各級管理者最為關心的是個人職位的最大化，而不是集團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媒介集團缺乏長期的戰略設計，而多為短期的戰術操作；集團化整合過程中有關組織結構、人力資源結構等核心問題並沒有實質的變動。另外，長期以來媒介重復建設，大量同質媒介，在同一市場和層面進行著低水平的競爭。所有國有媒介優不勝、劣不汰造成了生産能力的相對過剩，市場有效性不足，這在我國的電視産業中最為突出。媒介集團普遍缺乏規模經濟效益和範圍經濟效益，核心競爭力不突出，經營分散，管理水平低下，效益下滑。而如今，北美國家的媒介已經從媒介集團化合併走向了日益關注市場佔有、成本管理、保障收入流，即從外延擴張走向內涵優化 。
　　最近，中央要求，近段時間我國的媒介集團暫停批復，主要是對現有媒介集團進行實驗，總結經驗以後再推進集團化。可以看到，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後WTO時代中經過一個時期的不同力量互動才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