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認識我國媒介産業重組的政治經濟學框架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被學者和業者設置成為一個普遍適用的、解決眾多問題的議程。這種議程設置的背後有著非常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動因，學界和業界的種種觀點都貫穿著長期意識形態化後強烈的反作用傾向，希望借助外部力量，特別是外部經濟力量解決內部媒介的意識形態問題。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簡單化的線性政治經濟觀，即自由市場必然可以帶來民主政治、市民社會等結果 。在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與之相關的政府、各種跨國公司的互動使我國媒介與WTO的關係變得相當複雜而非線性。我國國內業界和學界是希望意識形態問題經濟化，而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勢力是希望將經濟問題逐漸政治化 。
　　我們可以借鑒政治經濟學等研究框架，認識後WTO時代我國媒介産業發展的基本方向。首先，在我國日益與外部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互動的背景中研究我國媒介。這是一個內部與外部互動的視角。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冷戰時代經濟自給自足、政府相互對抗的世界格局逐漸被後冷戰時代的資本全球流動、市場開放、跨國公司日益突顯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全球化所取代 。然而，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即使全球化時代仍然強調國家（State）的作用，重視利用權力進行干預和保護。其實，就我國這樣一個後發現代化和被動全球化國家而言，兩種理論均有自己的市場，而且在政策和實踐層面均可見到其應用。其次，在我國制度變遷和社會結構進化的動態過程中研究我國媒介。這是一個歷史、現實和未來動態關係的視角，即歷史結構主義的視角。所謂制度，就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博弈達到均衡時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即社會博弈的均衡。我國正處在各種社會利益博弈、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制度本身是變動中的變量，而不是常量。另外，在制度變遷的同時，我國的社會結構，特別是社會分層結構也處在劇烈的變動中。這種重新分配狀態和分配過程必然産生剝奪與被剝奪的關係。西方社會討論社會結構變化都是建立在法理統治、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三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基礎上的，對他們而言，這三個條件是常量。而對我國而言，恰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結構都是在變動之中的，都是變量 。因此，就必然需要關注這些變量對我國媒介業的影響。再次，研究我國媒介産業重組，需要特別關注政府與産業（government-business）這對政治與經濟範疇, 而不是國家與社會（state-society）和公共與私人（public-private）這些範疇。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政府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政府的變動、決策直接制約各種産業行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而在我國私人財産權的確認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公共與私人尚不可能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