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萬年前出現的語言，構成了智人與古人的分界標誌，從此人才真正與動物界遠去，並成功地將語言的基因傳給了後人。語言是人類的第一種傳播媒介，正是語言繁衍出人類的認識能力，並構成現在一切傳播的基礎。但是這種以人的生理聽覺為基礎的傳播只能建立在人們相互距離很小的範圍內，這就決定了單純的口語社會註定是封閉的家族部落社會，擁有高超記憶的祭司成為比部落酋長還重要的幾乎惟一的特權人物。

　　大約5000年前出現的文字，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介打破了原有口語社會的秩序，當視覺變得重要起來的時候，抽象思維得以發展，人們有可能從對口語所及範圍的忠誠，轉移到對抽象的特定“國家”或“兄弟友愛”的忠誠，社會結構中“國家”的出現與文字的發明是相適應的。文字的書寫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時間和空間，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智力發展。它不僅改變了社會結構，也影響到關於知識的社會定義。然而，説話是通過生活就能獲得的習慣，識字和書寫則需要長期的學習，因而讀寫能力構成了人類社會歷史中最重大的知識壟斷，只有極少數人有機會掌握這種技藝並成為統治者，等級性極強的線性權力鏈得以在漫長的年代裏站統治地位。

　　印刷術的發明在傳媒史上是一個轉捩點，它打破了中古時代極少數人對信息傳播的壟斷，第一次造就了信息傳播向社會下層轉移的契機，印刷媒體成為第一種規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觸的傳媒，併為啟動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條件。印刷文化蘊藏了最近數百年人類的深刻思考，是最富的人文精神之所。但是，印刷術的解放意義仍然是有限的，它將傳播權從中古時代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又在一個較大的範圍內形成新的傳播壟斷，因為數量巨大的沒有足夠讀寫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傳播的載體在一定程度上被當作了知識本身。印刷傳媒內容的複雜和循序漸進的特點，造成閱讀群體明顯的等級差異和相互間交往的隔絕。文字傳媒通過傳播空間與發表的分離、交流從雙向變成單向而極大地（但也是片面地）發展了人類文明，代價最終需要得到補償或某種形式的回歸。

　　從19世紀的電報、電話、電影到20世紀的廣播、電視、衛星通訊、計算機網絡，電子傳媒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無形中改變著社會的結構。這種變化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至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１，電子傳媒使接觸它們的人的身體所處的地點，不再與其在社會上的身份地位相關聯，而傳統的口語傳播和文字傳播，則是人在社會中的身份和地位決定如何説話、書寫，帶有強化特定身份的意味。電報是第一個使人體運動與信息運動分離的發明。電話不僅佔據了家庭信息的入口，而且無形中打破了個體間適當距離的規則，它無一例外地獲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侶間才被允許的耳邊呢喃的距離，手機電話則完全實現了“只要有電話就有家”的理想狀態。電視將不同類型的人群帶到了相同的場景，於是不同的社會角色在電視面前變得模糊了，而網絡傳播則進一步提供了隱去身份參與交流的條件。

　　２，多數電子傳媒是作為一種共享的場地或平臺存在的，服務於人們同時獲取訊息的需要。作為一種最為廣泛的公共領域，它造就了傳統的口語傳播和文字傳播遠難以達到的信息共享程度，特別是電視與網絡媒體。無論怎樣製作節目，總會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評，困擾製作者的原因其實不是來自節目本身，而是來自電視與網絡這樣的傳媒形態，因為它們將內容傳播給了所有人，而人們越來越多地生活全國或全球性的信息系統中，而不是僅僅生活在具象的地點，讓所有人滿意的內容幾乎是不存在的。

　　３，多數電子傳媒將原來屬於各個社會層面內部的場景推到了前臺，從而整合了信息系統。聲調和畫面，無論經過怎樣的準備，一旦顯現，情感、情緒的隱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間隔在人際交往和印刷傳媒狹小空間的性、婚姻、不育、同居、離婚、家庭暴力、疾病、死亡等等隱蔽問題，越來越成為公開討論的話題，電視和網絡將客廳、廚房、盥洗間、臥室整合進了屏幕，某些地點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開與私下場合的模糊，使得社會對許多模糊的社會類別給予了更多的寬容。

　　４，電子傳媒能夠繞開空間的隔離，不再使人們限制在一個給定的信息系統中。例如兒童不再只通過家長和老師，還通過各種電子傳媒獲取各種環境信息，直接體會許多成人的觀念和感覺；女性與男性獲取信息的差異明顯減少；政治權威的信息系統不得不適當地讓與公開的情景，領導人成為公眾評論的對象。“專家”面對電子傳媒也遇到了挑戰，因為他們成長于印刷傳媒高度隔離的狀態，他們在本學科內是有知識的主體，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有組織的無知的主體。而人們期望在電子傳媒上沒有什麼知識複雜到無法解釋給普通人聽。專家們只有顯示出擁有“普通”知識時才能得到尊重。如果説這很糟糕的話，電子傳媒融合不同的知識場景，打破學科的界限，也為學科間新的對話開闢了道路。

　　５，電子傳媒無形中創造著新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這方面的認識正在成長中，例如在許多情況下，傳媒報道一種態度的轉變可以取代必須的行動，公開的民意調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遊行，因為電子傳播的力量有時已經超過了具體行為顯示的力量。當人們通過電子傳媒教會各社會團體相互了解時，也就改變了社會團體間的界限及群體的周邊範圍。當電子傳媒使“距離”的意義消失時，人與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是一種好的選擇。

　　在這裡，繼續分別討論印刷、廣播、電視、電話、網絡傳播的意義已經在減弱。所有的傳媒正在數字技術上得到新的融合，新傳媒自身也構成了一種新環境，“傳播媒介”的概念將被作為一個包容性的術語。一般地説，新的傳媒形態不會破壞舊的，但會改變原有各傳媒形態的性質、含義和效果。這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有正面的，也有許多意料不到的新問題，從法律到各種道德規範。不過在批判新傳媒帶來的新問題時，應著眼于未來發展。現在多數對新傳媒的猛烈學術攻擊，來源於由來已久的對新傳媒的焦慮和希望保護書寫傳媒的願望。

一位相對年輕的美國人文學女教授在與一位年歲較大的教授辯論時寫道：“他們無法理解我們這些生在二戰之後的人如何能夠在讀書的同時，還能看電視，但是我們能。我寫書的時候，我戴著耳機，搖滾樂或是普契尼或勃拉姆斯在耳邊狂響。關閉了聲音的肥皂劇在電視屏幕上閃爍。同時我可以還在電話上與別人聊天。新生代具有多層面、多軌道對應世界的能力。”如果研究傳媒影響社會結構，無論是否看得慣，先了解一下新生代對新傳媒的感受能力，這樣有利於得出理性和全面一些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