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社會學帶給我們的啟示

    “什麼是新聞？”“新聞報道與現實社會是怎樣的關係？”“新聞的內容有怎樣的取捨原則？”“新聞職業標準確立的歷史文化條件是什麼？”“新聞對受眾觀察世界的方式産生怎樣的影響？”這些是新聞社會學要回答的問題。“新聞”作為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産物。從西方歷史來説，印刷術的普及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新聞事業産生的兩個重要條件。隨著技術和社會生産制度的變化，新聞的製作機制也在不斷的變革之中。然而，人們普遍對新聞有一種單純的看法，即新聞以紀實的方式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外界的信息和我們生活的世界圖景。這種樸素簡單的看法既源於人們對媒體技術忠實再現社會現實能力的信任，也歸功於新聞媒體為維護自身權威和利益持續不斷地自我標榜。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一些學者就對新聞再現事實的自我標榜發出了置疑。記者和社會學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認為，隨著現代社會日益複雜化和專業化，個人不可能完全憑藉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來了解與自己生活相關的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制度，對媒體和專家的依賴將會越來越大。因此，媒體與其説是在提供未加整理的原始信息，不如説是在指導人們如何思考，以及從何種角度認識社會。關於社會的圖景由此分為三個部分：我們頭腦中的意識，媒體中所描繪的世界，以及外界社會本身。我們頭腦中的意識在一個媒體飽和的時代主要來自於媒體的描述而不是與外部社會的直接接觸。而媒體描述的世界由於個人偏見的存在、機構程序的制約，以及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大。[1] 之後幾十年對大眾傳媒的社會學研究表明，新聞是依據既定規則的話語體系，它所提供的“事實”是經過體制化的選擇、整理、加工的關於社會的某種特定描述。在“報道”現實的同時，新聞也在構造著這個世界，並且構造著受眾觀察這個世界的方式和邏輯。

    既然新聞是一種話語活動，它又是依據何種力量或原則來構造世界圖景的呢？為什麼在一個社會內部，即便是體制上相互獨立的媒體機構在實際運作中也體現出基本穩定和一致的敘事風格和采編原則？沙德遜（Michael Schudson）在“新聞為什麼是它所呈現出來的樣子”一文中給出了三種解釋。[2]第一種是個人行為，即記者是根據自己的情感、好惡以及價值觀念來決定新聞的內容。社會新聞整體上的一致性體現了新聞教育的結果，或是新聞記者來自相似的社會階層和生活經歷。比如，在經濟新聞的報道中較少關注勞工的視角，而主要以資方的標準來評價企業兼併、工資水平、失業率等經濟指標，這也許是因為大多數記者來自於中産階級以上的富裕家庭，並熟悉和認同那個階層的價值觀念，或是因為他們接受了統一的、服務於資本運作的經濟學教育。第二種是社會行為，即認為新聞是組織規範和限制的結果。組織規則使新聞業務得以順利進行，並減少其中的不確定性。比如，市場體制下的電視新聞為吸引觀眾，傾向於報道有畫面感的新聞事件，過程複雜又不易通過畫面來解釋的事件或視角很容易被忽視，而不論記者個人是否對此感興趣。第三種解釋是文化行為，即一個社會有其特定的觀察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不論新聞教育和機構規則是否世界通用，每個國家中的新聞內容總會呈現出各自的文化特色。比如，中國新聞和美國新聞對於突發事件和災害的報道方式有明顯不同，前者更關注結果和如何使事情恢復原狀，而後者更注重對驚險過程和細節的渲染。這三種解釋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充分地勾勒出新聞活動所受到的各種影響和牽制。波克斯（Dan Berkowitz）這樣描述一個假定的情景中做出新聞決策的複雜過程： 

    當一位電視編導開始策劃一個每日新聞節目，新聞職業原則只是決策因素之一。他還必須考慮可調用的記者和攝像的人數，節目時間的長短，選擇或放棄某些內容會對收視率産生的影響。他還要考慮採訪每個新聞故事所需要的時間和花費，以及如何將所有的素材都編輯成連貫的新聞內容。[3] 

    這其中涉及到了體制、價值觀念、社會文化、經濟條件、文學習慣等等多方面的制約因素。只有經過層層仲介施加影響，“原始事實”才能以新聞的面目出現在受眾面前。因此，與其説新聞反映了外部世界的真實情況，不如説一個社會的新聞作為整體折射出這個社會的文化、制度、價值觀、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特點。新聞是一個社會的自我複製的過程。 

                    國際新聞報道與國家意識形態

    既然新聞報道是一種話語活動，參與對人們理解的社會圖景的建構，那麼當受眾對某部分內容不夠熟悉、沒有親身體驗、或缺少其它渠道獲得信息的時候，新聞的指導作用是最大的。國際新聞就是這樣一個領域，由於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知識資源可以調用，對國際新聞報道的辨別和批判能力遠遠低於國內新聞。因此，觀眾口味和價值觀念對國際新聞報道所産生的壓力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不管作為“專家”和“親歷者”的記者如何選擇報道視角和內容，觀眾大多數時候只能被動接受，並習慣性地相信報道的“真實”、“客觀”。許多學者對美國媒體國際新聞報道的研究表明，美國新聞對其他國家的報道經常與國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對他國社會、經濟、政治情況的描述是根據美國的全球利益以及美國政府的立場出發的。

    巴裏（Berry）和哈林（Hallin）都曾指出，在進行國內報道時，記者都儘量與特定的政府政策和政府官員保持距離。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報道國際新聞時，似乎表現出“客觀性”和“讓雙方發表意見”的努力是不必要的。特別是當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成為衝突的一方時，新聞媒體對自己與政府立場保持一致的姿態毫不掩飾。他們自然接受了官方定義的國家利益和對其他國家進行的價值判斷，對官方發佈的策略和目標當作簡單的“事實”進行報道，而不是一種需要評判和分析的觀點。

    哈林對此做出的解釋是，分享國家經濟和政治權力的統治精英在不同的議題上達成不同程度的共識。當共識很強大時，媒體的作用只是被動地強化社會秩序和統一的意識形態。而當統治精英內部對某項事務産生分歧，媒體也傾向於發表不同和相互對立的觀點。在國際事務中，各個精英階層基本上認同一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雖然在組織上相互獨立，國際新聞報道與政府的外交政策非常接近。[4]

    而巴裏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並不認為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與控制新聞報道的階層結有意識形態的聯盟。他認為，新聞媒體在報道國際新聞時之所以表現得像政府的傳聲筒，是因為媒體缺少獨立的渠道來了解外國事務，因此也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價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只能接受政府的觀點和立論前提，簡單地作為政府的喉舌來向公眾提供必要的信息，而無法作為政府行為的觀察者提出評論和批判。[5]但是，這樣的結論顯然低估了新聞界精英的信息資源，並誇大了美國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如果新聞記者缺少獨立的渠道來了解外國事務，那麼他們又憑什麼聲稱自己對關係民生的重要國內事務有獨立評論的能力呢？

    卡烈基（Carragee），戴爾格林（Dahlgren）和莫拉爾斯（Morales）等三人針對具體的國際新聞做了案例分析，進一步證實美國對某國的外交政策直接指導了新聞媒體對那個國家事務的報道。卡烈基分析了《紐約時報》貶低、詆毀前聯邦德國的綠黨所用的各種話語策略。綠黨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議題上都被認為有明顯的反美立場。[6]戴爾格林指出，新聞與其説是在“提供信息”，不如説是“整合公民意識”的工具。在報道第三世界國家時，美國主流媒體通過對內容和報道角度的挑選，鞏固了大眾對這些國家的刻板成見。這些僵化的印象為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據，也強化了公眾對這些政策的支持。[7]莫拉爾斯的研究集中在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拉丁美洲。他發現，某個拉丁美洲國家受到美國新聞媒體關注的程度，以及這個國家在美國新聞中有怎樣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性。政治和戰略上“不重要”的國家基本上被新聞媒體所忽視；那些有經常性社會動蕩的國家，特別是當他們威脅到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權威時，總是被主流媒體描述為落後、混亂、極權主義和危險的地方。這些刻板成見定義了美國的“國際環境”，並且使美國基於這樣的“環境”做出的外交政策有合法的根據。[8]

    有些時候，媒體報道其他國家的視角確實有所變化，但這些變化的發起者常常不是媒體機構，而是政府，從而進一步證明將媒體和政府在意識形態上聯絡起來是有理由的。昂特曼（Entman）追述了美國電視新聞對越南戰爭報道的變化軌跡。主流新聞對越戰的看法從最初支持美國的軍事干涉，到後來置疑南越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美國介入的效果，其實是與統治精英內部面對公眾抗議的壓力對越戰看法的轉變息息相關的。[9]也就是説，部分統治精英對越戰的懷疑在先，主流媒體的批評報道在後。只不過這些報道更強化了精英中質疑越戰的群體的影響力。無獨有偶，魯爾（Lule）通過對《紐約時報》的內容分析也發現，報紙對被驅逐的海地總統的報道框架隨著克林頓政府對海地政策的變化而變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