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擺著一本新書，約書亞.梅羅維茨著《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它把我的意識帶回到了我的童年。
　　對最近一二十年出生的一代人來説，電視的存在是當然的事情，在電視機前，他們"胸懷世界"地度過了自己的童年。而像我這樣出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代人，恰好經歷了我國大眾媒介形態從報紙到廣播，從廣播到電視發展變化全過程。
　　我幼年時住在北京朝陽門內的城墻根下，留下的唯一畫面記憶，就是清晨和黃昏成群的小鳥盤繞著高高的朝陽門城樓飛翔。家裏除了《人民日報》，最重要的媒介就是那架每天早上父母必聽的黃顏色木殼的收音機。我不識字，從《小朋友》上看到的畫只是雞啊狗的，但我從收音機裏知道了"外國"，由於那時冷戰的背景，我腦子裏的外國完全等同於蘇聯，偶然在街上見到外國人，就會追著喊："外國人、蘇聯人！"
　　1958年5月1日下午，我到父母所在地圖出版社食堂玩，一群男孩子站在吃飯的方桌上正在好奇地觀看著一個閃亮的東西，我也爬上了桌子，擠進去觀看。一個很小的屏幕正在播放著電影《無名島》。我們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小電影！"我腦子裏立即得出了這個概念，因為我看過電影，這個參照係與此最接近。當時我還沒有上小學，這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成為中國最早的電視觀眾。現在我才知道，那時北京總共只有大約200台電視機，出版社的那臺電視機是那個我見到的蘇聯女專家個人的，放到食堂讓大家觀看。我看到的尚不是"北京電視臺"（即現在中央電視臺的前身）5月1日第一次播出的節目（正式播出時間是晚上7點），而是播出前調試時找的一片子，《無名島》是那年出品的一部新電影。
　　然而，作為社會中沒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孩子，那次看到的電視只是我腦海中的一個記憶。我第二次看電視，已經是1965年了，那時我讀初中，中學附近一個居委會在臨街的房子裏安放了一台電視機和幾排長椅，我花五分錢買了張票，晚上進去看過一次電視播出的黑白電影。第三次看電視，已經是1976年初，因為大家都要看周總理逝世追悼會的場面，北京大學裏僅有的幾臺電視機搬到了校園露天播放。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新一代人接觸的主要媒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電視逐漸成為第一大影響受眾的媒介形態。我的女兒幾乎可以説是伴隨著一長串叫得出名字的電視節目長大的，她的視野、觀念和行為與我童年時代的情形顯示出巨大的差異。
　　當我們埋頭研究、策劃一個又一個具體電視節目的時候，可能考慮了許多如何爭取觀眾的策略，也許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如此日復一日地工作中，你真地理解了電視這種媒介形態嗎？我們每天正在做的電視工作如何改變著社會建構和人群間的關係，以及人的的觀念？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説過：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電視需要電視工作者來深刻理解，對它理解得深刻一點，我們的工作也就擁有更多的自由和自覺。在這個意義上，談一談電視如何引起我們生活的革命性變化是必要的。

　　　　　　　　　      重視電視媒介形態帶來的社會變革

　　印刷媒介的出現是傳播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但是由於獲得文字知識的困難，以及文字本身表達和理解層面的明顯差異，人們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層次中，並在這些層次間造成了許多"秘密"：成人對兒童是一種秘密，男性和女性之間是一種秘密，政治、政治家與民眾之間也是一種秘密。全知和無知往往構成一種社會角色的互補。印刷媒介主導的傳播環境，是這樣一種社會秩序的自然條件。
　　當我們關注電視的具體內容時，可能忽略了電視媒介形態本身帶來的社會的變革。例如我們不斷地討論電視節目如何防止對兒童造成不良影響，但是電視這種媒介形態無法完全播放只適合於兒童的內容，成人需要更嚴肅更成熟娛樂和新聞，而正是成人，又在埋怨電視節目帶壞了孩子；許多談話節目討論什麼樣的電視節目適合兒童，而談話節目本身同樣可以被兒童看到，它將成人如何控制他們的秘密也告訴了孩子。電視劇應該怎樣編，結尾是大團圓還是壞人逃脫好人受難，無論怎樣編排都會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評。這些困擾電視節目製作的問題其實並不是來自電視節目本身，而是在於電視將所有內容傳播給每一個人，這本是電視固有的特徵。
　　電視造成了個人和團體的社會身份（或角色），與電視提供的物理場合的組合，弱化了社會身份和電視提供的物理場合之間的距離。當一個事件或話題經過電視立體化地傳播到千家萬戶的時候，當春節晚會將十億觀眾同一時刻吸引到電視機前的時候，電視越來越多地介入了不同社會身份的人群中，使越來越的人成為同時觀看異地表演的"直接"觀眾。我們開闢了很多專業頻道或專題頻道，這可以相對分散觀眾人群，但即使在針對某一年齡段的專題頻道前，觀眾的成份也是融合性質的，幾乎都會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觀眾不屬於設定的觀眾範圍。因為電視觀眾的選擇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從嬰兒到老人都可以不經任何再學習而接受電視，不像印刷媒介天然地為讀者造成不同的層次的隔離。電視傾向於將不同年齡、性別、身份、教育背景、職業的人包括進相對類似的信息世界中，任何電視上流通的新聞、形象、話題，都會馬上變成所有人的話料。
　　於是電視打破了社會身份與物理空間的傳統關係，創造了新的場景。當看電視的時候，觀眾對"自身的位置"的感覺變得無足輕重，差異只在理解能力方面。電視曾經與印刷媒介一起被傳播學者視為中性的傳送系統，其實，電視的普及已經創造出新的社會環境，而這個社會環境重新塑造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常常超出了具體傳播的內容想要達到的具體目的。電視改變了人口中不同群體信息系統的分離狀態。電視更趨向於將不同印刷媒介閱讀圈子的人放進同一個公共領域。它是一個真正的信息共享的存在，提供了最大範圍的同時獲取訊息的渠道。這個特點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人們不斷地對電視的內容發出抱怨，卻又繼續沒完沒了地看電視。過去一定的著裝、語言表明著一定的身份。而電視使得眾多身份不同的人開始融合，於是"流行"開始了，人們穿著"奇裝異服"、説著"奇言怪語"不但不會被人恥笑，反而在年輕人看來是一種時尚。

　　　　　　　　　　　          電視改變了什麼

　　電視作為一種新的媒介因素加入社會，改變了印刷環境中的許多東西。僅就知識結構而言，在我的童年，對世界混然不知，玩泥巴、在地上剁刀劃界、跳間、抽漢奸（陀羅）、推鐵圈等等；而現在的孩子，一睜眼就是電視節目和一系列的網上遊戲，電視節目中的明星、全球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形象地留在了他們的腦海裏，他們能夠看到從北極到南極的一切，儘管許多方面並不理解。我很驚訝，我的女兒很小的時候就能説出幾乎全部電視中瞬間閃現的明星（包括動畫明星）的姓名和"事跡"，而我因為經常把長得差不多的女明星弄混而成為她嘲笑的對象。只不過二三十年的光景，我童年時的遊戲對我的下一代來説就像是非常遙遠的古代的東西。這個世界的變化太快了，過去依賴於特定場所獲取經驗的情形，現在被電視改變了。
　　正是通過電視的普及，人們才可能意識到似乎遠離自己的南水北調、環保、艾滋、毒品問題；正是電視，使得少數人群、弱勢群體有了被關注的機遇並産生關注自身權利的意識；通過電視，人們有了更多的參照係和更高的比較標準，發現自己仿傚和追求的目標。電視使人們有可能繞過自身所處的面對面交往環境，而直接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得到精神和物質的援助。過去成年人用"叫警察"來威脅孩子，現在同樣大的孩子卻知道叫來警察保護自己。
　　電視使得原來屬於各個社會層面內部的場景推到了前臺，從而整合了信息系統。印刷媒介展示的是經過修飾的文字訊息，而電視節目是動態的畫面，即使經過嚴格的編審，也必須將人物的表情暴露于屏幕，情感或情緒很難不被電視"洩露"，人最隱秘的部分越來越多地被無意地顯現在電視屏幕上。主動的電視觀眾由於積極的參與而出現在電視的新聞、談話和娛樂節目中，以往印刷媒介環境中被間隔在狹小空間的性、婚姻、不育、同居、離婚、家庭暴力、疾病和死亡等等隱密問題，越來越多地成為公開討論的話題，特別向兒童展現了成人的秘密。電視使得生活在各個層面的人能夠體會到生活在其他層面的人的"感受"，客廳、廚房、臥室被整合進電視，人們對許多以往不能容忍的屬於個人隱私的行為，開始變得寬容了，社會的轉型受到的衝擊被減少了許多，社會更能包容許多模糊的社會類別。電視通過展示而使許多地點或方面失去神秘感，從考古到科學的發現，也進一步促進了接觸新觀念和促進新的地點的開放。
　　馬克思説："人起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當作人，只是由於他把叫做保羅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7頁）現在，電視將這種面對面交往時的情形，在一個極為寬廣的公共場景平臺上再現了，它給了人們體驗"鏡中我"心態的機會，通過電視觀察別人而感覺到自己。不過，這不是簡單地再現人際交往的特點，當我們用電視來"教育"孩子的時候，就不得不改變閱讀的功能以及家庭、學校的結構；當我們用電視來使許多群體間相互了解時，我們也就改變這些群體間的界限和人們身份界定。
　　電視還使專家遇到了新問題。專家是印刷環境中高度隔離導致的，許多學科不僅是有結構的知識的主體，同時也是有組織的無知的主體，因為它將知識集中于一個狹隘的信息領域。電視時代的專家仍然比普通人有知識，但是影響著關於這些知識的評價，因為電視意識到的許多領域專家可能一無所知。電視上人們期望沒有什麼知識複雜到無法解釋給普通人聽，這樣，權威們只有當他顯示出擁有"普遍"知識時才能得到完全的尊重。如果説這很糟糕的話，那麼從另一方面看，電視融合了許多過去不同的知識場景，打破了各學科的界限，開始新的對話。

                          觀察電視影響社會的三個維度

　　如果從生活的角度觀察電視帶來的社會變化，那麼有三個維度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首先是男性和女性社會角色的融合。電視是面向全社會的動態畫面的媒介，即使從經營角度考慮也必須將所有人群作為觀眾對象，因而男性和女性在電視場景中的角色必須得到平衡，印刷環境中造成的男性與女性獲取信息的差異必須減少。電視融合了男女的信息系統，模糊了性別的公開與私下行為的界線，將束縛在家中的婦女的"拉"了出來。這裡當然不是指男女的性別融合，而是指男性和女性氣質的差異在減小，共通的成份增多了，女性的權利意識得到提升。儘管許多電視節目和廣告的分析證明，歧視女性的潛意識依然相當頑強，但是現在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不能不説電視的普及在其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成年角色和兒童角色的模糊。雖然在媒介內容接觸的許多控制取得了成效，但是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印刷媒介傾向於將兒童與成人隔離開，而電視則傾向於將他們再度融合。看電視長大的兒童與完全沒有電視可看的兒童之間，前者有了判斷家庭禮儀，因而家庭內部的權利關係必須適當重組，而後者依然可以輕易地由家長來塑造。有了電視，甚至在孩子必須由成人帶著過馬路的時候，電視就已經陪著他們穿過了地球。電視的普及等於社會作出了一個很大的決議：它不得不允許孩子通過視覺參與戰爭和葬禮、性與愛情、金錢與犯罪。即使電視畫面十分"乾淨"，孩子也難以理解這些問題。電視暴露給了孩子數百年來一直不讓他們知道的話題和行為，將一個複雜的成人世界推給了兒童。
　　儘管有兒童電視和專門的兒童頻道，但是如果按照人們能夠看到的實際內容來劃分，並不存在兒童的電視和成人的電視的區分，只有一個"電視"。電視影響兒童，我們常常一定要得出好或壞的結論，其實，就是被認為最適應兒童看的節目，也向孩子們展示了成人為他們"扮演"的角色，成人也可能不真實，甚至比他們還無知。電視使人的生理年齡與社會知識之間的矛盾弱化，如果考慮到將來網絡的普及，這種弱化還會發展。電視本身就提供了一種兒童用來幫助自己理解和評價成人社會表演的信息。電視是兒童的朋友，不是妖魔，電視自身可以處理好電視與兒童的關係，但要以承認而不是視而不見電視既定的社會影響為前提，不能以印刷環境作為參照係來研究兒童與電視的問題。
　　第三，電視使政治權威走下神壇。電視時代給政治權威顯示自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舞臺，但同時也就失去了印刷環境下神秘的光環，因為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具體的人，儘管經過了公關專家的包裝，非現場的報道還可以剪接，但是一旦政治權威的形象距離與普通人接近起來，任何完美就不存在了。電視鏡頭下的新聞發佈會，政治家表達存在語法錯誤或很流暢、猶豫或堅定、閃爍其詞或直言不諱、緊張或從容，都會暴露無余。電視鏡頭下的記者採訪，由於近距離而必然要將演講變成交談，這就造成了政治家生活特點或風格的暴露。視察中的親民動作、交談，每一個細節都展示在人們面前。於是，電視時代對於推進社會民主政治，不論意識到沒有，其實發揮著無形的推動作用。
　　電視是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無論是批判還是讚揚，重要的是深刻理解電視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變革。理解深刻了，才能在感覺它的時候，自覺地改進具體的工作，以適應電視的特徵。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電視理論要充分論證電視帶給社會生活的革命性影響；凡是合理的都應該是現實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電視理論要在正視電視特徵的前提下改進我們的工作。這裡有必要重復一句：要以電視時代的社會特徵來研究和評價電視節目，提出要求和改進工作，不能回頭以印刷環境下的情景作為改進工作的參照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