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消息好新聞

    用“幸災樂禍”、“發戰爭財”之類的詞彙去形容任何一個人或機構都具有極大的貶義，但是，有一個職業以及和這個職業相關聯的機構是例外的，這就是新聞工作及傳播媒介。

    細心的人常常奇怪，為什麼對於人類而言越是壞事出現的時候，新聞媒介就越是表現得益發的興奮？這要從媒介的性質談起。加拿大的傳播學者麥克魯漢為媒介下的定義是：“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具體地説，是人體感覺器官的延伸——它的人類社會的眼睛、鼻子、耳朵、皮膚……。作為人體的感覺器官，它是一個報信者，用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的話來講,新聞工作者是社會這條大船的了望者，他要隨時注意海面上的暗礁、冰山、旋渦、颱風，等等，為社會提供環境的守望。因此，它的眼睛總是傾向於盯著種種負面的情況的。及至面對良辰美景之時，它反而要怠惰和鬆弛下來，變得庸懶。

    社會學有一條原理：“正常的東西支撐社會的運作，反常的東西導致社會的變化。”比如，太陽對於人類實在是太重要了，但是，當它按照自己的正常軌跡運作的時候，並不需要我們給予它多少關注——如果有哪一家傳媒興奮地報告大家：“今天早上太陽又一次從東方升起來了！”那麼，人們就會判定，它不是在開笨拙的愚人節玩笑，就是這個傳媒主管的腦袋裏進水了。而只有當反常的、即打破常態的事物出現的時候，譬如，當太陽出現大量的黑子、耀斑，影響到人類生活的時候，或者更恐怖地説，當今天的太陽從地平線落下去以後明天再也不會升起來的時候，那才是大大的新聞，需要傳媒大報特報，以引起人們的關注，來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反過來説，如果天下太平，鶯歌燕舞，也許就沒有新聞媒介什麼事情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紐約太陽報》19世紀70年代的編輯主任約翰博加特才説出了那條關於新聞的著名定義：“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戰爭、地震、罷工、腐敗這些負面事件本身對於人類社會而言是大大的壞事，是人類竭力想要避免的；但是，關於這些“壞事”的及時、客觀、清晰、全面的報道卻是人類絕對需要的。於是，當負面事件出現的時候，譬如，當這次伊拉克戰爭的戰爭機器開始運轉的時候，作為人類社會“感官”的新聞媒介自然就隨之亢奮起來……。

 戰爭羅馬角鬥場

    伊拉克戰爭的電視直播讓全世界看到了現代版的戰爭場面和兩軍對壘。其中的刺激、懸念、衝突及蘊涵在衝突之下的智慧，都讓人有一種比看好萊塢大片還要“過癮”的刺激。

    按照心理學的説法，人類在面對一場衝突的時候，本能地會首先分出一個正反方來，就象孩子看電影，先要有一個概念，分出好人壞人，然後帶著感情和傾向去繼續下面的觀看。

    但是，這次的伊拉克戰爭完全打破了人們的這種思維定式。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謬誤、英雄與小丑被這場現實的戰爭完全攪亂了，攪成了一鍋誰也説不清、道不明的“面疙瘩湯”，電視機前的人們有時甚至不知道應該同情誰和譴責誰。

    於是，人們反而輕鬆了：管它娘的，看熱鬧是真的。這其中，當然有真情的眼淚，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是一種遠離自身利害的“羅馬角鬥場”心理。因為，憑人們的普通智慧，人們分不清其中太多太多的玄機。而當人們遇到極為複雜的事物時，人們的大腦傾向於躲避和簡化。

    英美聯軍自有英美聯軍的説法，伊拉克也自有伊拉克的邏輯，而當這種説法和邏輯遇到有著巨大商業壓力和逐利本能的現代傳媒産業的時候，雙方便“合謀”演出了這場現代版本的“羅馬角鬥場”的大戲。

    於是，在電視熒屏上，人類原本應有的情感因素在褪去，代之以純技術性的戰況解讀——就象看世界盃一樣；而許多蘊涵其中的、對於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未來有著重大影響的議題被淡化了，代之以幽默調侃的“電視秀”——當人們津津有味地看完一場場“秀”之後，人們緊張的神經終於鬆弛了，也麻痹了。

    問題在於，媒體的根本責任不在於、或者主要不在於讓人們看得好看、精彩和過癮，而在於環境守望，真正成為人們的“信息管家”、“時事顧問”和“意見領袖”。如果商業化的壓力和誘惑使媒體偏離了它的使命和原本的軌道，它是會受到報應的。

    一般地説，短視的傳媒會縱容人們的情緒：煽風點火、火上加油；而負責的傳媒則永遠以一種冷峻的理性和社會情緒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哭的時候，不要哭出沮喪；笑的時候，不要笑出狂妄。”它要平衡社會情緒，提示社會最重要的東西，它和受眾之間是“諍友”、“益友”和“摯友”，而不是“酒友”、“膩友”和“狎友”。

    人類有看熱鬧的心理本能，傳媒不要助長這種本能。這樣，才會使人遠離動物性，以一個大寫的人那樣觀察和思考。

 改革贏家

    戰爭以其巨大的影響力為傳媒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機遇，它往往能夠成就一個傳媒：第一次海灣戰爭成就了CNN，阿富汗戰爭成就了半島電視臺。這次伊拉克戰爭成就了誰呢？世界太大，我們不好説；但是，至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它成就了中央電視臺。

    伊拉克戰爭的報道掀起了國內的“收視大戰”。許多觀眾對媒體對於此次報道的全面和詳盡感到吃驚和滿意。而中央電視臺則在伊拉克戰爭的報道中“全面獲益”：在一套、四套、九套節目中予以全方位、全天候滾動式報道或現場直播，直接帶動央視收視率大幅提升。據來自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調查顯示，3月20至23日，三套節目的收視份額較平時提升400%，全國人均每天收視時間增加13分鐘。其中，一套直播報道時段在全國16個地區的收視率達4.27%，收視份額達32.97%，四套直播節目的平均收視率達2.56%，收視份額達13.45%，均比平時提高28倍左右；英語播出的九套節目收視率和收視份額也均比平時提高6倍。調查數據還顯示，中央電視臺在平常收視較弱的廣州地區，收視份額提升了14倍，達到了20.50%，超過了競爭對手鳳凰衛視。

    相比照“911事件”時的中央電視臺，人們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奇跡”是如何發生的呢？答案只有兩個字：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以現代傳播的國際慣例來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正是這一改革，使中央電視臺成為此次報道中的贏家。有心人注意到，中央電視臺以及其他中國傳媒此次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道開創了一系列新聞報道的先例，在報道的規模、時段和時效性方面遠遠超過以往。報道呈現出“及時報、客觀報、充分報”的特點。譬如，在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過程中，直接導入CNN新聞和FOX新聞的畫面，然後進行同聲傳譯，讓受眾第一時間了解到戰爭實況，軍事評論也帶有個人色彩，而不象從前那樣“一律”、“統一”。這在以往的國內傳媒類似的突發性新聞報道中是不曾有過的。

    體制是一種資源。一項好的政策，可以使我們的媒介不增加一分錢的投入而取得出乎意料的大收益——無論是媒介的品牌、信譽，還是它的收視率和廣告。這次伊拉克戰爭的報道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