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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悖論

作者:陳衛星


    三、文化訴求的多樣性

    在一個既定的文化環境中,信息傳播機制是一種社會交換的文化制度,即通過文化對話來調解社會關係。從當今信息傳播的社會實踐過程來看,在信息傳播的文化訴求中,核心是信息傳播的受眾,這涉及到三個方面,即知識的擴散,消費形式的創造和象徵需求的認同。

    首先是知識的擴散。當今時代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離不開知識增長的背景。以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為主的知識工程是推動社會生産力發展的最大工程,是信息傳播空間放大的自然結果。如果以包括科技文獻在內知識生産的能力來計算,全球化也就是説外來信息仍然佔據主導優勢。社會空間通過知識擴散所體現的制度性功能主要體現在社會身份和就業市場的形成方面,這兩者的知識門檻越來越被打上全球化的烙印,鋪天蓋地的英語教學和方興未艾的國際合作教學使得主體的文化定位越來越具有非民族化、非傳統化的特色。不僅僅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知識的繼承(以國學為源頭)和創新(以西學為參照)在各種形式的模糊過渡中出現前所未有的知識斷裂現象,從形式到內容的知識話語的衝突使得什麼是知識,什麼是知識分子成為今天最困難的一個定義。在與全球市場經濟接軌的導向作用下,雙語教育的大力鼓吹和全面推廣使得知識的評判標準向實用功能傾斜。正如一位加拿大學者所指出:“幾乎所有社會活動的關係都已經改變了——能否達成經濟目標已經成為人們評判社會活動的首要標準。高等教育也沒能出其左右。如果説高等教育曾經是它的領導者、支持者及支持者的一個目標、一項事業的話,那麼它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手段,其目的在於培養更有效且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和勞動力 ⑦”

    之所以知識領域成為市場,是因為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加入到創造消費品的行列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被表現和被展示在信息傳播空間中的信息和想象逐漸變成工業化的生産對象,也就是我們所説的“信息産業”、“文化工業”、“媒介産業”或“傳播工業”等專有名詞所包括的“硬體産品”和“軟體(節目)産品”所形成的産業結構及其消費市場,社會的文化訴求轉化為大眾的消費行為。工業化的邏輯暗示我們所要生産的文化消費資料總是要和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消費需求對位。具有不同技術含量的信息傳播産品事實上同時代表一定的商品價值,由市場法則來裁決,比較一下一部電影在電影院、有線電視和通過DVD甚至盜版行為所産生的市場價值和流通網絡的差異;而其應用價值則是由社會關係(消費者之間的消費不同種類的信息傳播産品的可能性的差異)來決定。今天的信息傳播的效益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部分,而前者的保證有賴於後者的實現,具體化為信息傳播的影響力指數(audience)。受眾的文化態度轉變為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消費動因,並通過市場調查的統計方法顯現出來。換句話説,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功能對比存在於信息傳播的消費過程中。比如説人們越來越熱衷於交流食品、音樂和時裝。發展中的中國的無數青年人,欣喜于新的全球一致的國際化生活方式,又被過於頻繁的知識更新和潮涌般的西方文化弄得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信息傳播所塑造的想象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獲得新的權力,和新的思想、觀念和機會聯絡在一起。有專家説,全球化拓寬了文化視野,推動人們從全球的視角來重新構造文化活動;全球化凸現了文化精神中的整體意識;全球化創造了當代文化的多樣性;全球化為廣泛的文化傳播和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技術條件和心理條件。然而,全球化會造成文化更新大於文化承傳,進而引起傳統文化的危機與失落;全球化過程中,信息文化會帶來大眾文化的氾濫;全球化並非全球平等,發達國家可以借助其財力與技術優勢,使自己居於文化傳播的中心。之所以存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不對稱性,是因為存在象徵認同的差異。文化不是單純的政治行為,也不是消費行為,它是心靈和個性無拘無束的釋放,是人們在平凡親切的生活中無法忽略的精神支點,是無需證明的實力,是至高至上的權利,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在信息傳播層面上表現出來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代表著不同的象徵權力,彼此在表現形式和價值取向上存在著相容和不相容的一面,從而涉及到不同文化的傳播是否具有同樣的合法性問題,分歧在於是按照一種既定的文化觀念進行篩選過濾還是充分考慮受眾的社會分化所帶來的文化觀念的多樣性。

    我們在經濟改革的社會實踐中已經觀察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多元化所增加的權力主體和行為主體打破了原來的經濟權力結構。與此相應的文化多元現象是信息傳播空間的擴大産生新的社會文化群體和社會傳播網絡,使文化本身在開放中處於流動和斷裂狀態。“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如何調解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傳播的合法性差異成為時代命題。信息傳播的社會功能之一是集合象徵産品的交換,我們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互動中究竟是追隨消費的誘惑還是價值的定位,我們不得不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並存中思考文化服務的性質和資本邏輯的功能。

    註釋

    ①(加拿大)文森特莫斯科《傳播政治經濟學》,胡正榮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頁。
    ②(美國)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路愛國,丁浩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③(美國)羅納得H奇爾科特主編《批判得範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施楊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頁。
    ④(美國)斯蒂芬D克萊斯勒《結構衝突:第三世界對抗全球自由主義》,李小華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⑤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第四版),陳蕓蕓譯,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頁。
    ⑥轉引自《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倪世雄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頁。
    ⑦ 轉引自《網絡傳播與現代教育》,丁俊傑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頁。
    附注:本文根據在2001年9月北京廣播學院中國首屆傳播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責編:邢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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