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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權力與意識形態
作者:王德勝


    經常留意娛樂新聞的人一定不難發現,在那些歌星、影星、笑星……一路竄紅或一落千丈的背後,必有一隻興風作浪的“傳媒之手”:或是猛捧,或曰“封殺”。而歌壇影視明星們之巴結賄賂“娛記”(直接討好傳媒以為自己搏得一個好口彩),則早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於是,中國的“明星”數量之多,中國的“明星”壽命之短,大概也可算得是我們這個星球上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了。
    其實,不獨娛樂界,我們周圍許多事件的上升或隕落,諸如“名牌”商品、“推薦産品”、暢銷書、文化名人,等等,無不與大眾傳媒的運作及其現實意圖關聯一體。
    這就是大眾傳媒的力量。這就是現代生活中來自大眾傳媒的巨大現實,一種我們已經無法抗拒、無法擺脫,也無從逃避的強有力的權力制度。它把人的生存內在性驅逐出我們的活動之外,卻又將我們同時拖入由恐懼和歡喜交織而成的現實境遇,使我們在今天這個時候活得前所未有地艱難,卻也活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輕巧——如果説,在大眾傳媒進入高度成熟的制度化時代之前,人們尚在自我價值的內在體驗和表達方面具備某種創造性意志力的話,那麼,在大眾傳媒業已形成一種制度性體系的今天,人唯一能做、也是唯一想做的,就是如何去贏得大眾傳媒青睞,如何直接進入傳媒制度之中,以便能夠成為傳媒權力的形象産品。換句話説,在今天這個時候,不管具體情景和目的如何,人們總是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希望通過大眾傳媒途徑並在傳媒制度中獲得自身的存在性確證。
    這種傳媒權力的存在,表證著我們時代和人的生活的基本存在狀態。雖然我們誰都十分明白地看出,在傳媒權力的廣泛統治下,以往所謂“自主性”、“意志自由”或“創造性生存”等,已經變成一種由大眾傳媒及其技術能力所主宰的裝飾性東西——在傳媒制度中,人其實已經喪失了對於周圍存在以及人自身的價值敏感和有效判斷力,而只能滿足於對傳媒制度技術優越性的高度信仰,沉迷于對大眾傳媒所編織的各種存在意義的消費。這是一種喪失與希望的奇異合體,它鼓勵人在生活之路上越來越深地依戀于傳媒制度,甚而忘記了這種傳媒權力的陰險性與危險性:其一,作為一種技術性統治力量,大眾傳媒總是把某種預先設計完成的價值意圖,通過種種看似確鑿無疑的形象方式直接灌輸給人們;由於傳媒制度的特殊性,這些意圖往往被當作了一種無可置疑的尺度,以致于最終所産生的,是人對於傳媒預謀本身的極端無意識和心理服從。現代傳媒制度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毫無顧忌地將自己淩駕於人的意識之上,全面確立了其在整個文化中的強大支配權。二,在現代文化進程中,大眾傳媒為少數人對大多數人實行意識控制提供了一種有效性——傳媒本身通常以社會全體的名義來製造傳媒控制者的意志力量及其絕對性,它在現代技術的有力保障下,最終實現了少部分人對文化活動的絕對操縱力。因此,一旦這種操縱力成為沒有約束的能量,整個社會的文化前景便會變得非常可怕,成為僅僅是體現少部分人意志和需要的存在,而不再是整個社會共同的利益體系。特別是,由於在傳媒制度的週密設計中,這種少部分人對社會文化的強力操縱總是在感性層面上維持著特定的審美形式,即以某種直觀形象産生出對大眾日常意志的“詩意”傳達與維護,因而這種權力形式又潛在著特定的美學欺騙性,它既使人們情不自禁地迷戀于傳媒煽動性,又使傳媒權力達到了近乎神話的地步。
    在傳媒權力的無限擴張之域,一種表現為傳媒價值體系的特殊意識形態開始在整個文化領域蔓延開來。如果説,這種特定意識形態的産生與延續維繫在現代大眾傳媒的權力強制性之上,那麼,我們就必須注意到,這種特殊意識形態的存在本性,恰恰是對於傳媒權力的極端再現與全面肯定。它一方面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在整個現代文化活動中橫掃了一切既有的、以個體意志自由為本質的人文理想,突出了建立在技術優越性之上的傳媒制度的總體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它又絕對地削弱了現代社會中人的文化意識的歷史深度——當整個傳媒制度已經造就了人在現代生活中的自主性缺失和主體意志的乏力,原本作為人的存在證明的歷史深度性便也就不復成為文化中必要的東西了。於是,大眾傳媒及其意識形態成為我們生活中唯一的意義之源、唯一的絕對者,它為我們提供生活的“意義”保證,並從根本上取消了我們對於文化建構的價值理性。
    正因為這樣,今天,我們在承認傳媒制度存在的客觀性同時,常常要更加警惕一種可能的(實際也正是現在發生的)傾向,即少數人憑藉其在社會中的特殊位置,通過傳媒制度並假借大眾的名義而實現自身對於大眾意志的強權主宰。就像電臺、電視臺的“音樂排行榜”總是肆無忌憚地製造著當今大眾的聽覺趣味;事實上,更為可怕的是,各種遠甚於此的傳媒權力及其意識形態企圖明裏暗裏剝奪了我們的文化權力,而我們又常常對此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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