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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現代性與21世紀中國美學
作者：王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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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世紀的轉換點上，中國美學新的理論建構與深化前景究竟何在？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的各種疑問總是同過去一個世紀裏美學在中國的存在狀況聯絡在一起的。
自從20世紀初中國美學步入自己的現代思想建構行程以來，各種美學問題的提出與探究，幾乎總是先在地同中國人在社會劇變、國家困厄面前所産生的民族性生存焦慮相糾纏。現代民族國家的振興期待，社會文化統一體系的重建願望，民眾自覺意識的大聲呼喚，大眾生活幸福的規劃設計……所有這一切，都非常明確地流露在20世紀中國美學種種具體而微的理論思考中；現代中國美學家們竭力想要借助美學的精神能量，嚴格而理性地框范、引導甚至建構現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新的生命改造活動與生活希望。所以，儘管20世紀中國美學發展中一直存在著某種功利主義與超功利主義的衝突和矛盾，但深入分析，我們卻能看到，不管是持守激進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學主張，還是保持了相對靜觀內省立場的各種美學理想，它們實質上都持守了一個最基本的文化立足點，即以“審美”作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動，以“審美化/藝術化”為社會進步和文化建設的最後歸宿，因而美學上功利主義與超功利主義的分化最終不僅沒有集結成大規模的理論對抗，相反卻出現了兩種美學立場長期並存，共同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基本理論發展路線的局面。如果説，功利主義美學觀著重把“美”和“藝術”具體落在了人生行動的崇高性實踐方面，那麼，超功利主義的美學理想則重點突出了“美”、“藝術”的社會和諧功能。這樣，無論過去一百年裏中國美學表現了怎樣的理論分化，但從根子上説，主宰20世紀中國美學方向的，始終是一種“審美救世主義”的理想情懷。現代中國美學力圖把對於社會人生問題的認識要求與實踐改造，當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美學本體論，以此來實現現實生活與人生經驗的精神療治——美學家往往十分樂於充當這樣的“社會精神醫生”。
這裡，我們便可以發現，如果把20世紀視為中國美學開始自身現代建構嘗試的起步期，那麼，這期間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當理論內部的“救世情結”和學術追求上的“社會/人生改造衝動”從外部方面強烈制約了美學的內部建構努力，美學在20世紀中國便呈現了一種特定的“社會學症候”——面對強大而急迫的外部社會壓力，理論建構本身的內在邏輯反而失去了它的現實合法性；對於“審美”、“藝術”的強調，成為特定歷史、社會的集體意志表現，而作為個體存在的“人”和作為個體自由意識的選擇與行動，則因此消失在美學對於“社會”這一集體利益的原則性肯定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説，20世紀中國美學的現代理論建構，實際從一開始就非常鮮明地指向了“社會本體”的確立方向，成為一種堅定地站在社會群體意志之上的美學追求：它把社會改造的目的、人群關係的改善以及人生幸福的不懈奮鬥等社會性的價值滿足當作為美學唯一合法的現代性根據。
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20世紀中國美學的一個最大缺失：在社會實踐意志、集體理性的高度擴張過程中，美學一方面表達了社會現代性的外部實踐需要，另一方面卻忽視了審美現代性問題的內在理論建構意義。因為毫無疑問，對於20世紀中國社會來説，社會現代性實踐所要求的，是群體的社會自覺、統一而不是個體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會規範性而不是個體選擇性，因而，追求社會現代性之實踐滿足的美學所集中體現的，便只能是那種超個人的社會意志、超感性的集體理性實踐。而與此不同的是，審美現代性的核心卻在於尋找社會本體、集體理性的超越前景，尋找並確立個體存在、感性活動的本體地位。因此，20世紀中國美學之現代建構所缺失的，根本上也就是對於個體存在及其生命價值的理論關注。
有鋻於這種歷史的理論情狀，中國美學倘欲在新的世紀裏繼續自己的現代理論建構追求，就必須在注意自身歷史特點的同時，清醒地看到社會現代性追求在美學目標體系上的局限性，避免在對“社會本體”的確認中淹沒掉“個人本體”的存在意義。從健全現代美學建構的整體要求出發，新世紀的中國美學研究應當在自身內部充分肯定審美現代性問題的理論重要性，重新認識超越一般社會規定性和集體意志之上的個體存在價值。換句話説，審美現代性問題之所以成為新世紀中國美學的重要探討對象，既是一種學術史反省的結果，更是美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
圍繞審美現代性問題，中國美學研究需要思考的主要有：
第一，審美現代性問題的癥結及其理論展開結構。這一方面，我們主要應著眼于個體存在的本體確定性及其結構規定，並在這一結構規定上展開審美現代性問題的理論闡釋。在這裡，我們首先將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從美學層面上理解個體、感性與社會、理性的現代衝突，如何把握“個人本體”與“社會本體”的理論關係？由於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美學始終把“社會”視為一個巨大現實而絕對化了，個體存在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係常常被設定為某種無法調和的存在，張揚個體及其感性滿足被當作為對社會改造實踐、集體理性規範的“反動”而遭到絕對排斥。在這種情況下，強調以個體及其存在價值作為現代美學建構的思考中心，便需要對其中所涉及的諸多關係作出新的理解與確認，才能使美學之於審美現代性問題的考辨真正獲得自己的理論合法性。
第二，“個人本體”的美學內涵及其現代意義。必須指出，所謂“個人本體”應在一種價值概念範圍裏被理解，而不是一個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屬性的社會學或倫理學概念；“個人”首先不是被視為理性的生存，而是一種基於個體心理活動之上的感性存在。這樣，強調“個人本體”，意味著中國美學將在突破一般理性主義藩籬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關心個人、個人生存目的以及個人的心理建設，而不是以社會利益消解人的需要、以集體意志消解個人想象、以理性消解感性。事實上，美學原本就是一種形成並確立在個人主體活動基礎上的思想體系，離開對“個人本體”的確證，美學的實際思想前提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強調“個人本體”，根本上是要重新確認美學作為一種人文思想體系的學科建構本位，讓美學真正站在“人”的立場上。當然，對於我們來説，審美現代性問題的關鍵主要還在於怎樣理解這種“個人本體”的現代內涵？在這一點上，需要解決的理論困難主要是：首先，在現代文化語境中，“個人本體”的現實規定是什麼？這種現實規定又是如何在美學層面上具體體現出來的？其次，如果説，對於“個人本體”的確定，意味著對於個人的選擇自由、行動自由、感受自由的肯定，那麼，這種“自由”的價值目標較之歷史的存在形態又有什麼具體差異？換句話説，在體現和維護個人生存的基本目標上，“現代個人”的特殊性在什麼地方？這樣的特殊性在美學系統中將如何獲得自己的合法性？再次，由於現代社會本身的結構性轉換所決定，傳統美學對於統一、完整和完善的理性功能要求逐漸被充分感性的個人動機所消解，其影響到美學的現代建構，必然提出如何理解感性活動、感性需要的現代特性及其意義，以及在現代審美和藝術活動中如何有效把握感性與理性的矛盾關係等問題。對此，美學在自身的現代理論建構中必須予以深入的探討。
第三，審美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之間的現實關聯。在當代社會現實中，現代性建構作為一個持續性過程，不僅關係著社會實踐的歷史及其文化現實，而且關係著人對於自身存在價值的自主表達意願和自由表達過程，關係著個人在一定歷史維度上對於自我生命形象的確認方式。所以，社會現代性的建構不僅涉及個人在歷史中的存在和價值形式，同時也必然涉及審美、藝術活動對個人存在及其價值形式的形象實現問題。美學在探討審美和藝術領域的本體確定過程時，理應對此做出有效的回答。這裡應該注意的，一是社會現代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的具體性質，二是審美現代性追求在社會現代性建構中的位置，三是審美現代性追求的現實合法性維度。
第四，審美現代性研究與美學的民族性理論建構的關係。這個問題本來並不應該成為一個主要的討論話題，只是由於歷史原因，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各種中國美學的“民族性”努力總是相當自覺地把審美和藝術活動與社會進步、審美“人生”的實現與集體意志的完滿統一、個人自由與社會解放的關係等，當作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東西加以高度推崇，並且強調美學理論的“民族性”特徵與中國社會固有的實踐倫理、集體理性要求之間的一致性。這樣，肯定個人及其存在價值、張揚個體自由的審美現代性追求，便不可避免地會同這種美學“民族性”建構思維發生一定的衝突。對於新世紀中國美學來説，能不能真正確立審美現代性研究的合法地位，能不能真正滿足美學現代建構的邏輯要求，便需要在審美現代性研究與美學的民族性建構關係問題上進行一定的理論“反正”，厘清其中的關係層次，解除理論顧慮，同時真正從民族思想中發現、發掘和利用“個體本體”的理論資源——在這方面，中國思想系統中其實有許多值得今天重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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