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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政論的風格

作者:王君超


   激揚蹈厲的戰鬥激情
   李大釗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不但目睹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的浴血反抗,而且親身經歷了為擺脫民族危機而進行的種種社會變革。作為中國近現代史激烈嬗變的見證人,他胸中蘊積著對軍閥禍國、外寇侵淩的義憤,所以他的筆下多有慷慨悲歌之篇,讀來字字是血、是淚、是火,使人怒髮沖冠、扼腕擊節。
   1913年4月1日,他懷“哀吾民之失所也”之志,憤作《大哀篇》。開篇即含無限悲憤之情:“嗟呼!斯民何辜!天胡厄數千年而至今猶未蘇也!”他對那些打著“為民造福”的旗號禍國殃民的政黨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試觀此輩華衣美食,日搖曳于街衢,酒地華天,以資其結納揮霍者,果誰之脂膏也?此輩蠅營狗茍,坐擁千金,以供賄買選票者,又果誰之血髓耶?”這些火爆的文字,令人讀之如聞切齒聲。
    作于1919年的《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巴黎和會“分贓會議”的實質。李大釗論戰的鋒芒直指美國總統威爾遜、日本人及其在中國的走狗:“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決議的事,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力,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常向我們説和我們有同種同文的情誼的日本人啊!你們把這塊山東土地拚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們民族的生活上有什麼好處?添什麼幸福?依我看來,也不過多養活幾個醜業婦、無賴漢、嗎啡客,在人類社會上多造些冤孽,給日本民族多留寫恥辱罷了。”
    他的這些痛斥,氣衝鬥牛,義憤塞于天地,喊出了中國人民的正義之聲。
   (3)李大釗政論的深厚修養
    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政論家,李大釗不僅有著豐富的政論實踐,而且對於政論家的修養有著精闢的論述。1917年3月,他就在《政論家與政治家(二)》一文中指出:“人之立志,無論其在為政治家抑為政治家,均不可不為相當之修養,知識其一也,誠篤之二也,勇氣其三也。”他認為,政論家的修養“當儲備于平日,非可率得于臨時”,他還認識到,如果不具備相當的修養,那麼選擇政治家或政論家這種職業是非常危險的,甚至會以言論禍國,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古今來魁奇卓越之才何限,而以修養未充,一登政壇報社,抱負未展萬一,聲華蘧從而掃地,卒至身敗名裂,為世 笑者,故已實繁有徒矣。” 
    李大釗政論的修養,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的內容:
    宏深的思想根基
    李大釗是中國近代以後繼康梁、孫中山之後奮起探索真理的第三代人的傑出代表,而且他的救國思想要比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如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深刻、先進得多,誠如後人評價的那樣:“李先生是近50年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之深切、一貫,遠非他人所可比及。一方面破壞舊的思想,一方面建設有體系的新思想……”
    李大釗的思想是一個包涵哲學、政治、經濟、史學等的博大精深的體系。居該體系核心地位的、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包括青春的宇宙觀、先進的群眾觀和階級鬥爭學説。從他政論中體現出來的這些先進的思想,都被他用作改造社會的武器。有人評價他兼“思想的前進、應用的正確和實踐的勇敢”三長于一身,李大釗當之無愧。 
    廣博的知識底蘊
    李大釗認為,“國家政治,叢雜萬端,而社會上之生活現象,尤為變動不居,糜所規範,倘知識不足以濟其變,則凡一舉手一投足,皆有窮于應付之感,勉強為之,不鄰于魯莽滅裂,則歸於 格難行而已。”他認為“新聞事業,是一種或的事業,幹這一行,非有相當的學問和知識不可”(《在北大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説》)。他利用一切機會,將研究範圍擴充到哲學、史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廣泛的領域。
    在李大釗廣博的知識結構中,尤以他的政治知識、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知識最為豐富、全面。他寫作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即以其對唯物史觀的深刻領會,對階級鬥爭和群眾觀點的深刻把握而令人折服。
    求真的態度
    李大釗認為,一篇政論是否真有價值,要看它本身是否含有真理的本質。“言論之挾有真值與否,在其言論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質與否。”他一生抱定了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並在政論寫作中始終堅持“求真”的態度。他認為:“這種求真的態度,熏陶漸漬,深入於人的心性,則可造成一種認真的習性,凡事都要腳踏實地的去作,
    不馳于空想,不婺于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作踏實的工作。”
    這種“求真”的態度,又可具體理解為“誠篤”和“勇氣”。他認為誠篤是政論家必備的品質,“無誠篤精神以貫注之”是“政家之大忌”,因為“以言違時之弊猶小,以言惑事之弊乃無窮焉”。
    李大釗認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于真理” ,而堅持真理是要拿出足夠的勇氣的。縱觀李大釗的政論生涯和從事革命鬥爭的光輝一生,他真正做到了“勇往直前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殫精瘁力以成之”、“雖至勢窮力盡,卒無變志灰心”。縱觀李大釗的一生,不論是作文還是作人,這種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是以一貫之的。
    光輝的鬥爭實踐
    李大釗的政論緊扣革命實際、具有較強的指導性,這與他一生積極獻身革命事業、注重實際的革命工作分不開的。正如他在《獄中自述》中所説:“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事業,實踐其所信,厲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他
    反復強調:“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儘量應用於環繞這他的實景。”不僅以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作為政論活的材料,而且還努力做到理論與實際的結合,這是李大釗政論能夠成為無産階級政論光輝典範的一個重要原因。
  
    主要參考書目:
  《李大釗史事綜錄》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 張靜如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釗研究論文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釗研究論文集》 梁柱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 朱成甲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 許全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近代20家評傳》 王森然著 杏嚴書屋1934年出版 
  《新青年》月刊,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版  


責編:邢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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