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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政論的風格
作者：王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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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還預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後勝利。1919年，他在紀念五一節的雜感中説：“我們中國今年今日，注意這紀念人還少。可是明年以後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1921年，他與張東遜等人進行“社會主義問題”論戰時，在政論《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一文的結尾有一句“武斷的預言”：“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新中國成立後的頭3年，鐵路、工礦業的迅速發展，驗證了李大釗這個預言的科學性。
李大釗政論的預見性，還表現在它能從一個局部的、個別的事件上，揭示出全局的意義。他從普遍聯絡的觀點出發，認為“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關聯。”¯他從十月革命的發生，預見由此將産生的世界性意義：“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世界革命中的一個，尚有無數國民的革命將連續而起。”“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 他大氣磅薄地宣告：“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歌。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後，芬、德、捷、匈、奧等歐洲的許多國家都爆發了群眾性的革命運動，英、美、日、意、西等國的罷工浪潮也風起雲涌，李大釗政論的預言再一次應驗了。
深邃的洞察力
在一個歷史事件剛剛發生時，人們要準確地把握住其本質是不容易的，何況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思想界還瀰漫著層層的迷霧。李大釗卻以深邃的洞察力，率先揭示出20世紀初中國以及世界許多大事的本質。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在北洋軍閥的命令下，北京各高校放假3天，慶祝“勝利”。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辦的演講大會，許多人在演講中都反復強調“公理戰勝強權”。李大釗卻獨具只眼，作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講，並在幾日後又撰寫了《Bolshevism的勝利》，尖銳地指出，如果連是“誰的勝利”和“為誰慶祝”的問題都沒有搞清楚，就去“發狂祝賀”，是“全沒意義”的。他認為，“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託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20世紀新潮流的勝利”。因此，“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李大釗政論的深邃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清醒認識上。雖然他與當時許多民主主義者一樣，早期受過進化論的影響，錯誤地歌頌過德意志帝國，但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相比，李大釗較早地對帝國主義進行了理性的思考和認識。早在1914年，他就覺察到帝國主義的兇焰。當年，他為《甲寅》所寫的《國情》一文，言辭駁斥了當時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古德諾的帝制輿論，該刊加編者按對此文予以高度評價：“文中所含真理，歷久不渝……”²1915年，李大釗在《國民之薪膽》、《警告全國父老書》等政論中，抨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之實質，明確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十月革命後，他著《庶民的勝利》一文，表達了“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的思想；1919年元旦，他著《大亞細亞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第一次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對帝國主義的實質進行了深刻的解剖；五四運動後，李大釗立即寫作《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明確提出中國人民的三大誓願：“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覺”，正確地總結出中國人民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基本經驗，回答了中國革命在認識和實踐中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顯示了他掌握馬克思主義之後的理論洞察力。
（2）濃厚的辯證色彩
李大釗政論在説理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辯證法貫穿于論證説理的過程，即善於運用普遍聯絡和發展的觀點，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接受了馬克思的階級觀點後，他更注意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問題。這使得他的政論具有了濃厚的辯證色彩，劉半農在為他起草的碑文中，稱讚其文“理致謹嚴，思度宏遠”；³何香凝則稱讚他“透徹而偉大的言論，一見便使人折服”。
辯證的説理藝術
李大釗早期的世界觀中，就包含有樸素辯證法的因素，五四運動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並將其基本原理運用到政論寫作中，自覺形成了辯證的説理方法。
比如：他幾次撰文談到“時”這個現實性很強的問題，對於“今與古”、“過去與將來”、“現在與將來”等概念，他都是運用聯絡和發展的觀點，反對那種只知道沉湎過去、徒思未來，卻不知道珍惜現在的不切實際的思想。他在政論中把“今”看作是連接過去和將來的“一線”，指出走向未來必須依靠今天的努力。
李大釗的政論擺脫了“就事論事”的窠臼，善於將單個事物與周圍的環境聯絡起來説理。如他在與張東遜、何孟雄等人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中，針對論敵“中國今日是否能行社會主義”的質疑，提出“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形勢之外。”
1919年，李大釗在與胡適進行“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用以挫敗對手的方法，也是辯證地考察了“問題”與“主義”的關係。胡適將二者割裂開來，只看到了他們的對立，而沒有看到它們統一的一面。因此，他要求人們“把一切‘主義’拋在腦後”，“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李大釗則針鋒相對題提出二者“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因此，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李大釗政論的辯證説理藝術，還表現在他能堅持兩點論，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如在“批孔”方面，雖然他的政論不如陳獨秀的多，力度不如易白沙、吳虞的大，但他的政論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客觀地將孔子其人和其思想區分開來。在《孔子與
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兩文中，他一方面稱孔子為“數千年之殘骸枯骨”和“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認為“其學説其精神，已不適於今日之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不抹殺孔子及其思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積極意義：“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社會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聖哲，其説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於今日，或更創一新學説以適應今之社會，亦未可知。”
這種不割裂歷史的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者評價歷史人物所應有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他一方面希望從憲法中刪去將孔子之道載入憲法的項目，另一方面又主張對尊孔之人持“信仰自由”之態度，“盡可聽其自由以事傳播”。
階級分析方法
十月革命後，李大釗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的問題，階級分析法是他在政論寫作中常用的一種説理論證方法。在這方面，他可以説開中國無産階級政論風氣之先。
階級分析方法的好處在於，它可以用階級關係這把鋒利的解剖刀，透過現象剖析問題的實質。例如，對於“女權運動”這個激動人心的口號，李大釗在《戰後之婦人問題》一文中，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對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把英國婦女參政後所要求政府解決的問題一一列舉出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幾項都是與中産階級的婦人最直接緊要關係的問題，與那些糜有財産、沒受教育的勞動階級的婦人全不相干。”他在作了具體的分析之後指出：女權運動“是帶有階級的性質”的，它和勞動運動“純是兩事”。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他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婦女問題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産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産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
李大釗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論證的代表性政論，還有《社會主義下之實業》和《魯豫陜等省的紅槍會》等文。前者用階級分析法，對“振興實業”的問題置於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進行比較；後者則對於“紅槍會”這一帶有迷信色彩的農民武裝作出了階級的定位，從而使這一性質複雜的組織得到了客觀的評價。
善於比較分析
李大釗的政論善於透過各個事物內部矛盾及其各個方面的對照、比較，從而確定客觀事物之間的同異關係，揭示事物的本質。
一是相似比較：如在《政論家和政治家》一文中，李大釗通過對二者的比較、分析，具體闡述了二者都應有的共同修養；又如鄉願與大盜，粗看之下，二者並無共同之處，李大釗卻通過比較分析，一針見血地揭示了二者“同”的一面：“中國一部歷史，是鄉願與大盜結合的記錄”；⑾ 再如學會與政黨，本來“性質向異、兩不相謀”，但它們卻在辛亥革命後、十月革命前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具有了一些相通之處。李大釗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學會者政黨之假面具也”。
二是正反對比：如《新的！舊的！》、《黑暗與光明》、《青年與老人》、《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孔子與憲法》等。這些政論往往抓住一正一反兩個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兩個對立面，指陳相異、激濁揚清，或破或立，從而使説要論證的觀點昭然若揭。
（3）澎湃的青春激情
李大釗的政論不僅立意高遠，以理服人，而且能夠以情動人。他的許多政論都是情理交融的佳作。李大釗政論中的情，不管是對黑暗現實的痛恨之情、對光明未來的憧憬之情、對進步力量的熱愛之情，莫不發自內心，感人至深。
激昂澎湃的青春豪情
讀李大釗的政論，每每覺得一股青春之氣撲面而來。這不僅因為歌頌青春、呼喚光明是他政論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因為他的筆鋒常帶感情，洋溢著樂觀、雄健的
青春之氣，一如大江奔涌，汩汩滔滔，不可阻止。
李大釗的青春豪情，源於他青春的人生觀。十月革命前，雖身處黑暗昏饋的時代，他卻堅信中華民族有能力再造神州。他懷著熾烈的愛國激情，始終憧憬著祖國的未來，並把民族復興、祖國富強的希望都寄託在青年身上。他認為，“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他高聲頌揚：“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銳之自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12）他號召青年“衝決過去之羅網，破壞陳腐學説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13）
即使在革命的逆境中，李大釗的政論仍然充滿著樂觀的革命豪情。在二七大罷工失敗後的沉悶空氣中，他以洪鍾大呂般革命家的豪邁氣概，寫出《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成為革命群眾的精神支柱：“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這鏗鏘的語言、豪邁的氣概，如同催徵的戰鼓、嘹亮的號角，鼓勵人民抖擻精神，向著光明的遠方，奮然而前行。
責編：邢立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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